馬克思學說對現代社會科學的積極建構

2018年07月30日15:24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鄒詩鵬(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暨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教授)

  在《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恩格斯把馬克思的理論貢獻概括為兩個方面: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學說。唯物史觀揭示的是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剩余價值學說揭示的則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規律。在筆者看來,正是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學說,促進了西方社會科學的近現代轉型,批判性地開創了現代社會科學。

  

  在馬克思之前,已經存在政治經濟學、法學、政治學、史學等古典或近代意義上的所謂“社會科學”。不過,正是因為馬克思對上述古典或近代的“社會科學”從整體理論到具體學科形態的前提批判,帶來了社會科學的近現代轉型,並真正開創了現代社會科學。

  首先是法學或政治學的轉變。在馬克思看來,法學或政治學,實際上是特殊的學科,即為特殊利益階層服務的學科,換句話說,是意識形態。馬克思自己毅然從法學轉向哲學這一本質上包含著“人民最精致、最珍貴和看不見的精髓”的思想志業,不同於歷史主義及其歷史法學派之延續且進一步鞏固浪漫主義及其保守主義,也不同於青年黑格爾派依然停留於宗教批判,馬克思毅然告別浪漫主義傳統,告別宗教批判,告別青年黑格爾派,轉向更為激進的政治批判,而當其政治批判確定為資產階級的批判並將資產階級的法及政治理論看成是意識形態時,即表明其對法學及政治學的決裂,這一決裂同時標志著歐洲法學與政治哲學傳統的近現代轉變。

  當然,對黑格爾式的“哲學”,馬克思同樣持批判立場。對法學與政治學的決定性的批判,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進行的。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明確提出“消滅哲學”,實際說來,是“揚棄”和“終結”黑格爾哲學,即“在現實世界中實現哲學”,將哲學從解釋世界的工具變成改變世界的理論或方法,從“批判的武器”變為“武器的批判”。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的觀念論或唯心主義,有其純粹的甚至是辯証法的外觀,甚至有穩定的貴族與人文氣質,但遠離現實實踐及人民情懷,帶著“醉醺醺的思辨”與“庸人的尾巴”,因此必須將哲學從理想的雲端拉回到現實生活世界這一堅實大地。

  告別宗教批判,告別法學、政治學與歷史學法學派,且揚棄“哲學”,進而“坐實”唯物史觀,使得馬克思聚焦於社會生活:一方面是對市民社會展開批判,另一方面是借此展開未來社會的構想,這兩個方面均是唯物史觀的題中應有之義。市民社會的實質是資產階級社會,是利己主義的天然領域,也是舊唯物主義與國民經濟學的專屬領域。與此同時,市民社會所指向的物質生活方式的生產,卻又構成社會存在的基礎和最本質的規定,但是,必須在新唯物主義暨唯物史觀中對物質生產進行重新規定,以擺脫其對市民社會的從屬性。這同時也是對人本質的新的規定。“國民經濟學隻看到市民社會”,“舊唯物主義的立足點是市民社會,而新唯物主義的立足點是社會化的人或人類社會”,“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當馬克思提出“社會化的人或人類社會”,並將人的本質現實地歸結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時,當馬克思希望建立與其人類解放旨趣相符合的“惟一的實証科學”即“人的科學”時,即給出了現代社會科學的根本立足點。

  就學科發展史而言,古典社會理論傳統真正開創了現代社會科學范式。古典社會理論傳統有三種,分別是馬克思開創的批判的社會理論傳統,涂爾干發展起來的實証主義的社會理論傳統以及馬克斯·韋伯創新的解釋的社會理論傳統。與他們的年齡差距相當,馬克思批判性的社會理論的形成早於另外兩位古典社會理論家足足50年。馬克思正是通過對市民社會的批判及其由此展開的人類社會的構造,從而不僅開創了批判的社會理論傳統,而且開創了整個古典社會理論,並直接將社會科學帶入現代。

  在馬克思那裡,從法與國家哲學批判轉向市民社會批判,最終集中為從《巴黎手稿》到整個《資本論》及其手稿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在馬克思的社會科學批判活動中,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稍稍后移,實際上是市民社會批判的具體展開,“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如果說,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還是古典自由主義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辯護理論,且帶有無政府主義傾向,德國人則將古典政治經濟學直接變成“國家學”,那麼,馬克思則通過把社會關系的批判納入資本主義經濟過程,納入政治經濟學批判,進而決定性地開創了資本主義批判這一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典范形式。

  

  通過對上述古典或近代的諸社會科學的批判與超越,馬克思形成了唯物史觀。在那裡,唯物史觀原則地確定為社會存在和意識的支配與反映關系。“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則表達為一個由自然、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多重要素及其決定及反映關系的社會發展動力結構。其中,生產力是作為人類歷史的根本動力,在生產力之上形成社會生產關系,二者統一於生產方式,生產方式決定並且解釋相應的社會形態及其變化,佔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構成經濟基礎,經濟基礎及其決定的政治上層建筑的統一,即社會形態,社會形態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是政治上層建筑(國家機器)與由其決定的觀念上層建筑(政治意識形態)的統一體,除觀念上層建筑外,社會意識形態還包含既由觀念上層建筑所制約,但又不能簡單與之等同的一般社會意識形態及其社會意識。與從生產力經自然、經濟、社會、政治以及文化若干要素的層層遞進的決定作用相對應,從社會意識經過若干環節直到生產力,同樣構成層層逆推的反映或反作用關系。歷史唯物主義揭示的實是日益復雜的現代性諸因素的結構,因而本身就是總體的現代社會科學。

  貫穿歷史唯物主義結構的主線,即政治與政治經濟學批判。不過,這裡的政治批判,不只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批判”,而是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歷史的和實踐的批判,是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體現出來的人從政治社會的解放。憑借政治與政治經濟學批判,唯物史觀既與古典政治經濟學,也與空想社會主義以及黑格爾的觀念論區分開來。在那裡,對物的關系的批判要求轉化為對人的社會關系的批判,拜物教批判同資本主義制度批判關聯在一起,社會存在作為“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亦即“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性概念,由此揭示社會權力何以必然構成與社會實在的緊張與矛盾關系,諸社會關系何以通過內在的矛盾沖突導致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解體,階級解放何以經政治解放與社會解放從而達到人類解放,進而構成“現實的人及其發展的科學”。唯物史觀必然要定位於批判性的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理論,這些理論正是現代社會科學的基礎。通過唯物史觀及其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將社會科學整體性地帶入現代性社會,帶入現代性社會主動或被迫卷入的資本主義社會。而且,在古典政治經濟學、國家學、歷史哲學甚至於實証主義,都直接成為確証社會科學的西方性時,正是通過揭示近代社會科學的資產階級,同時也是本質的西方性,通過超越西式民族國家並面向人類社會的積極建構,唯物史觀得以建構人類性的社會科學范式,進而向非西方世界全面開放,並在成就非西方的民族及國家的獨立解放及其社會主義事業中,在開放性的全球視域中,建構非西方的現代社會科學。

   三

  唯物史觀構成現代社會科學的基石,但唯物史觀對於現代社會科學的奠基,應當置於一個長時段的歷史視域。依馬克思當年的判斷:“在極為廣闊的領域內資產階級社會還在走上坡路。”基於唯物史觀展開的現代社會科學建構,同樣來日方長。列寧曾將唯物史觀看成是現代帝國主義時代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科學的社會學”。不過,唯物史觀同樣應當成為理解和批判全球資本主義的方法,並由此展開與當代社會科學的批判性對話。

  現代理論空間一直在呈現這一場艱難對話,但西方現代社會科學顯然並未完全領會並接受唯物史觀。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看上去經歷了從“國家學”或利己主義的市民社會范式到現代性社會自覺的范式的轉變。社會哲學、社會學的形成以及社會理論的建構是標志性事件,這本身就是唯物史觀的學科成果。經濟學的現代轉變也自覺吸納了社會學及社會理論。約翰·穆勒將古典政治經濟學與社會哲學融為一體,形成了折中主義經濟學,正是通過吸納社會學資源,斯密與李嘉圖的客觀價值論逐漸為查文斯、門格爾及瓦爾拉斯等的客觀的邊際效用價值論所取代,而凱裡的再生產理論則取代了古典經濟學的生產理論,並構成其《社會科學原理》的主要思想,馬歇爾則超越勞動價值論與邊際效用理論,復興政治經濟學傳統,將國家學與市民社會兩大古典經濟學傳統熔為一爐,創立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在這些努力中,實証主義獲得了全面的振興,並成就了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的主流。

  經濟學作為現代社會科學的顯學,其現代轉變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唯物史觀。但西方經濟學的現代轉變,實是在延續市場邏輯及其“需要的體系”,並且,欲望化的消費主義,看上去越來越有理由撇開所謂生產過剩的基本事實,事實上倒過來成為現代經濟學的“內在環節”,就連第二國際等馬克思主義傳統,也不得不遷就此類經濟學的沖擊。但是,這些趨向顯現出這樣一些理論事實:其一,其中的很多人誤解了唯物史觀,事實上直接把唯物史觀看成了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反對的經濟決定論﹔其二,一些努力依然延續了對資產階級社會的辯護,在歷史高度上無法企及唯物史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企圖開放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的努力,很多正是源於唯物史觀的靈感,韋伯、凱恩斯、熊彼特、科斯、吉登斯即是如此,至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就更是如此。西方經濟學將唯物史觀局限為經濟決定論並因此將《資本論》及其剩余價值學說固化為生產理論的做法,又表明其與唯物史觀及其剩余價值理論的巨大差距。事實上,在現代經濟學拒斥唯物史觀及其剩余價值學說的地方,正是現代經濟學誤讀唯物史觀及其剩余價值學說並因此呈現自身缺陷的地方。我們知道,古典經濟學的基本理據,即市民社會即物質生活方式的生產(物質生產),黑格爾顯然看到了這一點,但他使之服從於國家。唯物史觀的卓越貢獻在於,將物質生產作為歷史生產的首要的和存在論性質的邏輯,並使之脫離特殊階級,即市民等級也即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進而提升為人類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在此,“人類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乃現代社會科學的基礎與目標。相應的,《資本論》及其剩余價值學說並非是基於生產邏輯對消費邏輯的拒斥,而是二者之支配與反映(反作用)關系的揭示。現代西方經濟學不斷延續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市場放任,其用消費邏輯掩蓋生產邏輯,其從屬的主體依然還是市民社會或非社會的國家。就此而言,經歷了現代轉變的西方經濟學,甚至在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時代對日益加劇的生產過剩及其金融危機現象進行艱難而又乏味的辯護的當代西方經濟學,依然還在延續庸俗經濟學的路數。

  《光明日報》( 2018年07月30日 15版)

(責編:王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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