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藩籬寫春秋

　　人物名片 王運正，1948年7月出生於泰順，歷任溫州市委辦公室副主任、主任，市委副秘書長兼主任，永嘉縣委書記，市委副秘書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開發區常務副主任，市政府副秘書長等職。2003年辭職下海。

　　王運正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溫州模式”，“溫州模式”與改革開放同齡，正當“不惑之年”。四十年，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是短暫的一霎那，但在社會發展的進程裡，卻展現了一幅幅感人肺腑、扣人心弦和意義深遠的事例與畫面，記錄和鐫刻在歷史長卷之中。

　　一、橫空出世的“溫州模式”

　　“溫州模式”的提法最早見諸報端是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

　　當年4月中旬，該報國內新聞部主任張也平和記者桑晉泉來溫採訪。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報道溫州對外開放情況的。但通過十多天接觸與了解，發現溫州千家萬戶投入商品經濟熱潮的蓬勃景象，這在我國城鄉經濟發展史上可以說是破天荒的。新聞人的職業敏感使他們改變初衷，決定報道溫州家庭工業、個體經濟與商品市場盛況。

　　但當時，對溫州的經濟發展道路爭論仍然很大、褒貶不一。據桑晉泉回憶：“在溫州十多天的採訪，我們聽到和看到的，有正面的，反面的﹔歌頌的，貶斥的。在為確定主題而猶豫不決時，時任溫州市委辦公室副主任王運正告訴我們，最近一些經濟學家考察溫州，研討溫州現象，有的專家提出，溫州發展經濟的道路，是不是可以成為‘溫州模式’？這番話一下子讓我們茅塞頓開。”（見2008年04月14日《溫州日報》《溫州模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他們的稿子完成后，當時的《解放日報》總編輯陳念雲審閱了稿件，贊成把“溫州模式”寫到稿子裡去，並很快簽發。時任總編輯助理的周瑞金在安排版面時，決定上一版頭條。《解放日報》負責人大膽果斷地順應改革潮流，使“溫州模式”公開見諸於頗有影響力的大報，在全國激起了強烈反響。爭議多年的溫州經濟發展道路，頓時有了一個實至名歸的感覺。

　　改革需要智慧，改革需要勇氣，改革還需要付出。“溫州模式”突破了計劃經濟的藩籬，打破了極左時期設定的條條框框，影響之深、進程之難、風險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現在回想起來，仍然令人感慨萬千。

　　二、“溫州模式”與兩任市委書記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溫州家庭工業、個體經濟如雨后春筍，一派欣欣向榮的喜人景象。但事物的發展並非想象的那麼一帆風順，時晴時雨，乍暖還寒。1982年初，中央下發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緊急通知，省政法委牽頭進駐樂清柳市，以“投機倒把罪”抓捕了一批走在市場經濟浪頭上的創業者。這就是當時震動全省的樂清柳市“八大王”事件。這些“大王”以靈活的頭腦、各自的特長和管理才能，創辦不同形式的企業，向社會上廣納人才，發展個體經濟，是溫州乃至全省、全國第一批先富起來的帶頭人，卻瞬間變成了經濟犯罪的打擊對象。當時，他們有的出逃，有的被判3至7年徒刑。所幸的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步步深入，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政策法規逐步得到糾正，“八大王”事件也於兩年后的1984年得到了徹底平反。

　　“八大王”事件，是中國改革發展過程曲折的一個縮影，是“溫州模式”臨產前的歷史陣痛。事實上，作為“溫州模式”另一個層面的先行者，當時的溫州市委領導也因敢於擔當而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並付出了值得后人感念的代價。

　　我是1978年下半年調溫州地委宣傳部工作，地、市合並后，1982年調入市委辦公室，工作了九個年頭。前4年任省委常委、溫州市委書記袁芳烈秘書、辦公室副主任﹔后5年任市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在市委書記董朝才身邊工作。

　　1982年春，“八大王”事件讓溫州家庭工業和個體經濟猶如驚弓之鳥，原來那種熱火朝天的局面風光不再，大都畏縮不前。袁芳烈決定，當年年底召開全市家庭工業、個體經濟的重點戶、專業戶（簡稱“兩戶”）的千人大會，以重整旗鼓。據反映，有參加“兩戶”會議的代表心有余悸，准備帶上鋪蓋進“學習班”。結果出乎他們的預料，市委、市政府頒布了十條政策措施，鼓勵支持大力發展家庭工業與個體經濟，並請先進代表戴大紅花、上主席台。這一會議取得了預期效果，緩解了城鄉群眾的心理重壓，很大程度上激發了他們的積極性。

　　袁芳烈書記還時刻關注著“八大王”事件的后續發展。1984年中央1號文件下達后，他感到時機成熟了，遂找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孫滄，要求法院立即復查此案。時任中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童平宇作了專題匯報：認為“八大王”事件是錯案，應予糾正。袁芳烈當即拍板，通過法律程序糾正“八大王”錯案。1985年5月的一個晚上，市委到市郵電局召開全市三級黨組織電話會議，正式宣布為“八大王”徹底平反！

　　正當溫州人民甩開精神枷鎖，放開手腳乘勢而上的時候，“姓資、姓社”、“道路、方向”的爭論開始，溫州發展道路遭到否定，旗幟鮮明地大力支持溫州民營經濟發展的袁芳烈備受指責與非議。1985年12月，他被調離溫州，到省政法委任書記后再到省高級法院任院長。

　　董朝才於1985年12月中旬從金華市委書記崗位調到溫州任職。我后來才得知，他是帶著溫州干部群眾並不知曉的“糾偏”使命來的。

　　董朝才上任后，沒有鴻篇大論的施政演說，沒有對溫州經濟路子的是非評判，只是下基層、搞調研，聽各種意見，看各類典型。經過三個月的調研，又召開多次各抒己見、爭論不休的座談會、討論會后，保持了近半年沉默的董朝才，改變了奉命來溫的特定初衷，不僅沒有“扭轉”溫州經濟發展的方向，而且大踏步地繼續往前走，發出了經濟改革的強音──

　　“國營、集體和個體經濟一起上，一視同仁，一概支持”﹔

　　“老百姓想干的事，不去阻攔﹔老百姓不想干的事，不去強迫”。

　　當年7月16日至18 日，他以“特約評論員”名義，連續在《溫州日報》上發表題為《試論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必然性和國營經濟的主導作用》等文章，認為必須從溫州的實際出發，不要片面強調所有制比例，以發展生產力為標准，全面推進全市經濟的健康發展。

　　1986年，黨中央、國務院將溫州列為全國第一批改革試驗區。溫州先后制訂和頒發了8個地方政策規定，其中，《溫州市挂戶經營管理暫行規定》《溫州市私人企業管理暫行辦法》《關於農村股份合作企業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等，均屬全國首例，很具有前瞻性和突破性。

　　改革道路上的先行者，猶如台風季節的東海航船，面臨陣陣洶涌波濤，時時被推到風口浪尖，一些人開始向董朝才發難。有人認為他的《試論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必然性和國營經濟的主導作用》一文是“資本主義宣言書”，上告到黨中央、國務院﹔有人對改革試驗區大肆抨擊，認為是“資本主義模式”，四處散發批判材料……1989年下半年起，控告、批判、責難、質疑之聲紛至沓來，否定“溫州模式”、否定改革試驗區的思潮一浪高過一浪。1990年初，董朝才被免去市委書記職務，調任省體改委。

　　三、從一波三折到東風吹來滿眼春

　　“溫州模式”總是命運多舛、一波三折。這裡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往事。

　　1986年7月25日，中央辦公廳以華建敏同志（后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為組長、國家體改委毛民先、中央辦公廳王永革為成員的調查組到達浙江，調查溫州情況。他們是根據胡耀邦、胡啟立、萬裡的批示而來的。在那之前，新華社浙江分社陳堅發、丁雪萍寫了一份反映溫州經濟發展狀況的內參，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在內參上作了批示，要求中央辦公廳組織一個較強的班子，實地去做一番調查，走一走，看一看，聽一聽，當地干部群眾是怎麼看的，怎麼說的。

　　這個調查組在浙江21天，前面6天在省裡聽取了省委領導同志的情況介紹，還召開省部門領導干部座談會8次，30多人參加。7月31日至8月13日在溫州調查。其間，聽取市領導匯報情況，召開各種座談會31次，參加人數140多人。還深入到7個縣（區）、11個鄉鎮、2個行政村、14家國營和個體企業等，全方位、多渠道了解溫州。

　　盡管這次調查關於胡耀邦同志的批示是保密的，但從華建敏同志在座談會上的插話中，也可以領會調查目的：

　　“商品經濟發展以后，精神文明上去，作為領導要引導，不能用強制的辦法，而是要用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辦法。”

　　“作為試驗要放開一些，商品經濟的發展是符合客觀規律的，不是用行政命令，而是用協調的辦法，創造平等的外部條件”。

　　當年8月14日，調查組結束調查任務返京。

　　1986年10月下旬的一個傍晚，我到渡輪碼頭迎接一位重要來客──胡耀邦的秘書鄭必堅。他在溫3天，與市委、市政府領導談話后，看了幾個企業與小商品市場。他告訴我：“耀邦同志明年春要到溫州看看”。

　　我們喜出望外，祈盼即將到來的這次考察能為“溫州模式”撐腰。不過，這一願望未能成為現實，1987年1月，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

　　兩年之后，“姓資、姓社”“道路、方向”的陰霾再次籠罩溫州，“極左思潮”卷土重來……正當“溫州模式”再次橫遭否定的時候，鄧小平同志進行了南巡講話！廣大干部群眾真正深刻地體會到了“東風吹來滿眼春”的意境。我當年曾寫下一首小詩，以述自己的真實感懷：

　　宦海波濤涌，舟行險浪中。春雷天際起，彩練舞長空。

　　我無須贅述了，因為四十年的歷史已記載了溫州發展的事實：

　　1978年至2017年，GDP總量從13億元到5453億元，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從1.3億元到465億元，人均工資（農村）從113元至30573元，溫州經濟社會已經全方位向前推進。

　　這是突破藩籬、堅持改革開放所取得的豐碩成果。這是從實際出發、發揮“溫州模式”潛能所寫下的絢麗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