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種子造福萬千蒼生 人民日報追記復旦大學教授鐘揚

　　眼前的鐘揚，已定格為照片中溫和而堅定的微笑。標志性的雙肩包、褪色的卷檐帽，這個魁梧的漢子在雪域高原笑得如此燦爛，一副永遠在路上的模樣。

這就是那個像守護生命一樣守護祖國植物基因庫，在青藏高原跋山涉水50多萬公裡，數次攀登至海拔6000多米，收集了4000多萬顆種子、打響了“植物保衛戰”的人嗎？這就是那個不顧高血壓、心臟肥大，堅持16年援藏，讓西藏大學生態學科入選國家“雙一流”的人嗎？這就是那個從教30余年，立志要為每個少數民族培養一位植物學博士的人嗎？這就是那個向妻子承諾“孩子15歲之后我帶”，卻在雙胞胎兒子15歲生日后第十六天撒手人寰的人嗎？……

淚水一次次模糊了記者的雙眼。從長江中下游平原到青藏高原，從上海灘涂“復活”的紅樹林到“諾亞方舟”般的種質資源庫，記者一路追隨著他——復旦大學黨委委員、研究生院院長，西藏大學校長助理鐘揚教授。藏族名字：索朗頓珠。

雪山巍巍，江水泱泱。他再也看不到、聽不到了，但他留下的4000多萬顆種子，還在休眠中靜靜等待發芽。它們會在未來的某一天，用蓬勃的生命告訴人們，曾有這樣一位大學教授，用短暫而壯麗的一生，譜寫了這首傳唱千古的生命之歌。

雪山巍巍，江水泱泱。他已將生命融入祖國山河，隨著骨灰撒入雅魯藏布江，他將永遠與青藏高原在一起，與他摯愛的一草一木在一起，與祖國和人民在一起，如同一片落葉回歸大地母親的懷抱，融入這片他愛得深沉的土地。

大德曰生

“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

你可知，一粒袁隆平教授培育的雜交水稻種子，讓我國佔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佔世界22％的人口？

你可知，僅僅20多株被西方“植物獵人”引進的我國野生獼猴桃枝條，撐起了新西蘭經濟的支柱產業？

你可知，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收集有全世界最多的豆科植物種子，一旦全球變暖，英國將佔據糧食作物的基因優勢？

“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總把這句話挂在嘴邊的鐘揚，正坐在一輛疾馳的車中。窗外，雄渾的高原景色如同壯麗油畫，一條條河流閃爍著水晶般耀眼的光芒。他心馳神往：那看似光禿禿的蒼茫山脈間，蘊藏著多少神奇植物？那終年白雪皚皚的珠穆朗瑪峰上，究竟有沒有雪蓮在生長？

兩千萬年前，在亞歐版塊和印度洋版塊的巨大碰撞下，隆起了世界上最年輕的高原——青藏高原。這裡是廣袤壯闊的聖地，卻是植物探索的禁區。高寒缺氧，氧氣含量不足內地的50%，晝夜溫差高達45度，鮮有植物學家敢於涉足。

如果將植物的分布在世界地圖上標注，青藏高原是一塊少有記載的空白。更讓人憂慮的是，人類對種子的研究步伐，遠遠追不上植物消逝的速度……鐘揚要做的，就是為祖國盤點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經過測算，在‘科’這一層面上，青藏高原有我國植物物種的1/3﹔在‘屬’這一層面上，青藏高原的植物物種超過全國1/3。然而，這一數量遠遠被低估了。”鐘揚說。

1964年出生於湖北黃岡的鐘揚，少年早慧，勤奮刻苦。1979年，因擔任黃岡地區招辦副主任的父親以身作則，不許他提前參加普通高考，蓄勢待發的鐘揚“一氣之下”考取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誰曾想，這個無線電專業畢業的少年，因1984年被分配到中科院武漢植物研究所而與植物結緣﹔又因心懷為國育才之夢，2000年到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任教，從此為教育事業奉獻一生。

植物學中，也有“領土”。“滿清時期中國貧窮落后，英國人先后來華採集了幾萬顆種子、2000多種珍稀植物。”鐘揚心中發酸，就拿那從新西蘭進口的高檔水果“奇異果”來說，幾代人下去，還有誰知道它就是有著土生土長“中國基因”的獼猴桃呢？還有那大熊貓般珍貴的“鴿子樹”珙桐，居然是外國人發現的……西方人從中國拿走的珍稀種子和苗木，把英國這個隻有1500種植物的島國裝扮成了世界植物的聖殿，更讓西方在植物學研究中掌握話語權。

作為中國植物學家，鐘揚立誓，要為祖國守護植物基因寶庫﹔作為對人類負責的植物學家，他立誓，要在生物多樣性不斷遭到破壞的當下，為人類建一艘種子的“諾亞方舟”。

這個想法，終因復旦大學和西藏大學的結緣成為現實。自此，鐘揚背起足有三四十斤重的雙肩包，帶著學生開啟了為國家收集種子的征程。

2011年7月，珠穆朗瑪峰一號大本營，海拔5327米。

下午2時剛過，狂風開始肆虐，抽打在人臉上，呼吸都困難。“鐘老師，您留守大本營，我們去！”學生拉瓊看到老師嘴唇發烏，氣喘得像拉風箱，不由暗暗心驚。

“你們能上，我也能上！你們能爬，我也能爬！”一貫帶笑的鐘老師拉下了臉，上氣不接下氣地“懟回去”。拉瓊心裡沉重，自己這個藏族小伙子尚且吃力，老師是從平原來的，身體又不好，怎麼得了？看學生不作聲，鐘揚緩了緩，解釋道：“我最清楚植物的情況，我不去的話，你們更難找。”

逆風而上，向珠穆朗瑪峰北坡挺進，上不來氣的鐘揚嘴唇烏黑，臉都腫了，每走一步都是那樣艱難。“找到了！”學生扎西次仁激動大喊，一處冰川退化后裸露的岩石縫裡，一株僅4厘米高、渾身長滿白色細絨毛的“鼠曲雪兔子”躍然眼前，驕傲地綻放著紫色的小花，它是高山雪蓮的近親，看著不起眼，但在植物研究者眼中比什麼都美麗動人。

這裡是海拔6200米的珠峰，這是一株目前人類發現的海拔最高的種子植物，這是中國植物學家採樣的最高點！

野外科考的艱苦超乎人們想象，經常七八天吃不到熱飯。鐘揚和學生們餓了啃一口死面餅子，渴了就從河裡舀水喝，“食物不好消化才扛餓，飢餓是最好的味精”。晚上，住的是牦牛皮搭的帳篷，因為嚴重缺氧，煤油燈很難點亮﹔冬天，蓋三床被子也無法抵御寒冷,早上洗臉要先用錘子砸開水桶裡的冰﹔路上，常常被突襲的大雨冰雹困在山窩窩裡，車子曾被峭壁上滾落的巨石砸中……

“高原反應差不多有17種，在過去的十幾年間，每次我都有那麼一兩種，頭暈、惡心、無力、腹瀉都是家常便飯。不能因為高原反應，我們就怕了是吧。科學研究本身就是對人類的挑戰。”鐘揚這樣說，開玩笑般的“輕鬆”。

為了規避種子遺傳之間的雜交問題，每走50公裡，才能採一個樣﹔一個地方的兩棵取樣植物，至少相隔20米﹔一個物種，需要5000個質量優質的種子。往往，為了採集更多更優質的種子，鐘揚和學生們一年至少行走3萬公裡……夜以繼日，殫精竭慮，一個夏天，他和學生們能採500個樣。

如今，這些種子被精心保存在攝氏零下20度、濕度15%的冷庫中，仿佛坐上了一艘駛向未來的時空飛船，將在80年到120年后，為那時的人們綻放生機。

一個個創舉驚動學界！他們追蹤整整10年，在海拔4150米處發現了“植物界小白鼠”擬南芥的嶄新生態型﹔他們採集的高原香柏種子裡，已提取出抗癌成分，並通過了美國藥學會認証﹔他們花了整整3年，將全世界僅存的3萬多棵國家一級保護植物——西藏巨柏逐一登記在冊，建立起保護“數據庫”﹔他們揭示了紅景天、獨一味、藏波羅花、墊狀點地梅、西藏沙棘、山嶺麻黃、納木錯魚腥藻等青藏高原特有植物對環境的分子適應機制﹔他們的“雜交旱稻”重大研究成果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這意味著，萬一全球氣候發生變化，干旱缺水地區也有機會讓農業“平穩著陸”﹔他還帶領團隊耕耘10年，在上海成功引種紅樹林，創造了世界引種最高緯度，為上海海岸生態保護打造了新的屏障……

16年來，鐘揚和學生們走過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艱苦跋涉50多萬公裡，累計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4000多萬顆種子，近西藏植物的1/5。他的理想，是在未來10年間，收集西藏植物的1/3以上，如果有更多人加入，也許30年就能全部收集完……

“最好的植物學研究，一定不是坐在辦公室裡做出來的。”鐘揚有些“傲嬌”地與學生共勉，這也成為他一生大寫的標注。

黨員本色

“我將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獻給西藏建設事業”

經年累月的高原工作，讓鐘揚的身體頻發警報。2015年5月2日，51歲生日當晚，他突發腦溢血，大腦破裂血管中流出的殷紅鮮血化作CT片上大塊驚人的白斑。

上海長海醫院急診室一角，鐘揚內心極度狂亂：工作上留下的那麼多報告，要做的項目，要參加的會議，要見的學生……還沒做好任何思想准備，自己就像一條不知疲倦暢游的魚兒，一下子被拋到了沙灘上。

此時，鐘揚的血壓已可怕地飆升至200，他試圖說話，想跟身邊人交代什麼，可口齒不清的話語沒人能聽懂﹔他試圖安慰一下被嚇壞的兒子，可右手已經不聽使喚，用盡全身力氣隻能用左手摸摸兒子頭頂。“孩子們也許不得不開始走自己的人生道路了。”想到這，淚水禁不住浮上了鐘揚的眼眶。

萬幸，搶救及時。鐘揚在ICU病房中緩緩睜開眼睛。短短幾日，仿佛一生。腦溢血后第四天，他想了又想，摸索出讓人偷偷帶來的手機，撥通了原學生兼助理趙佳媛的電話。“小趙，麻煩你來醫院一趟，拿著筆記本電腦。”

一頭霧水的趙佳媛，見到了渾身插滿儀器和管子的鐘老師。“我想寫一封信給組織上，已經想了很久了。”鐘揚吃力地開口。趙佳媛在驚愕中忍住眼淚，在ICU各種儀器閃爍的燈光和滴滴聲中，努力辨識著老師微弱的聲音，一個字一個字地敲下：

“西藏是我國重要的國家安全和生態安全屏障，怎樣才能建立一個長效機制來筑建屏障？關鍵還是要靠隊伍。為此，我建議開展‘天路計劃’，讓更多有才華、有志向的科學工作者，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而奮斗……就我個人而言，我將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獻給西藏建設事業。”

署名：鐘揚，於第二軍醫大學長海醫院ICU病房。

人們原本期望著，這個常年每天隻睡3小時的人，能因為腦溢血的警示，多休息一陣子。鐘揚手機上，有一個停留在凌晨3點的鬧鐘，不是為了叫醒他起床，而是為了提醒他睡覺。復旦大學研究生院的樓上，總有一盞燈幾乎徹夜不熄，看門保安實在無奈，隻好給鐘院長開了“綠色通道”，特許他的門禁卡在整個樓空無一人時“來去自如”。

住院時，學生們輪流陪護。“張陽，你端盆冷水來。”凌晨1點多，鐘揚輕輕把學生張陽喚醒，“你去用冷水泡塊毛巾，水越多越好，不要擰干。”鐘揚把冷毛巾敷在額頭上，默不作聲。許久，也許是看出學生疑惑，他長嘆：這個點是我每天想事情最多的時候，現在不讓我做事情，心裡難受啊！

15天后，鐘揚出院了，連午餐盒都沒力氣打開的他，在學生攙扶下，拖著“半身不遂”的右腿一步步爬上25級台階，“癱坐”在二樓辦公室裡。從這天起，他正式恢復工作。

從醫院出來，醫生給他規定了3條“鐵律”：一是戒酒，二是吃藥，三是絕不可再去西藏。擔心鐘揚的人們“舒了口氣”：這個“鐘大膽”，可以在進藏上消停消停了吧。

這個一頓飯能喝兩瓶白酒的漢子，心一橫，把酒戒了﹔可這個對青藏高原愛得深沉的漢子，無論醫生如何警告，無論家人如何擔憂，終究沒“戒”得了西藏，“我戒得了酒，戒不了進藏。我不去心裡就痒痒，好像做什麼事都不提氣”。

出院后，鐘揚仿佛加速器般，更加爭分奪秒。不少人這樣評價鐘揚，他用53歲的人生，做了一般人100歲都做不完的事。“我有一種緊迫感，希望老天再給我10年時間，我還要去西藏，還要帶學生”，他總是這樣對妻子說。

離開ICU剛半年，他又進藏了。開始不敢坐飛機，就輾轉坐火車。怕在家人那裡“落埋怨”，就偷偷一個人行動。回來后，他驚喜又炫耀地對人說：看吧，我沒事哎！

可他在西藏的朋友們心裡難受，鐘老師一下子蒼老了很多，連上車都顯得特別吃力，原來一頓飯能吃7個包子、3碗粥、4碟小菜，現在隻能吃下一點點了！腦溢血后遺症也在鐘揚臉上表現出來，扎西次仁心裡難過，鐘老師的臉跟原來不一樣了，不像原來那麼生動了。

很多人不解，他連命都不要了，到底想要什麼？鐘揚，他仿佛對一些人們熱衷追逐的事從不在乎，又仿佛對一些人們不可理解的事格外執拗。

多年前，他放棄33歲副局級的“大好前程”，到復旦大學當了一名沒有職務的教授。直到去世，他的職級還是處級。

“搞科研嘛，不願當官，寫點論文，走點捷徑，奔個院士總應該吧？”鐘揚的H因子超過了99.62%的國內同行，學術成果達300余項，早有資格坐在辦公室裡，“指揮手下一批人干活”。可鐘揚就是“不通世故”，非要撐著多病的身子去高原採集種子，“既無經濟效益，又無名無利”。

面對“好心提醒”，鐘揚一笑，用兩種植物這樣解釋：原始森林裡生長的北美紅杉，株高可達150米以上，可謂“成功者”。但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另外一種成功，矮小如鼠曲雪兔子，竟能耐受干旱、狂風、貧瘠的土壤以及45℃的晝夜溫差，它之所以能成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植物，就是靠一群群不起眼的小草擔任“先鋒者”，前赴后繼征服一塊塊不毛之地。

這位把論文寫在大地上的植物學家，這樣深情解釋：“先鋒者為成功者奠定了基礎，它們在生命的高度上應該是一致的。奔赴祖國和人類最需要的地方，這就是生長於珠穆朗瑪峰的高山植物給我的人生啟示。”

名，鐘揚看不到眼裡，利，就更與他無緣。

他花29元在拉薩地攤上買的牛仔褲，臀部破了兩個巴掌大的洞，自己找一塊藍布補起來，補丁又磨破了還不舍得扔。這樣的“破衣服”，鐘揚衣櫃裡還整整齊齊疊著很多件。幾十元錢的帽子，一晒就褪色，學生嫌丟人，“在我們西藏，隻有趕毛驢的人才戴這樣的帽子”，幫他扔了，鐘老師卻撿回來一直戴著。

他的院長辦公室裡，座椅扶手磨禿了皮，材料邊邊角角的空白被剪下來當記事貼，桌子一角，堆放著檔次不一、來自大賓館小旅店的卷紙、一次性牙刷，水面高低不齊的礦泉水……他的妻子，同濟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至今還穿著30年前做的外套。他最心愛的兒子，在內地西藏班寄宿，一個月給100元零花錢，孩子每個月取到錢，還古道熱腸地請藏族小伙伴吃涼皮改善生活。

“這個上海來的大教授，怎麼這樣摳！”初相識，西藏學生“大跌眼鏡”。可更讓他們驚訝的是，這個連賓館裡用剩的一點點肥皂頭都要拿塑料袋裝走的鐘老師，一資助西藏老師和學生就是幾十萬元！為讓藏族學生開拓視野，他私人出資發起了“西藏大學學生走出雪域看內地”活動，組織80多個藏大學生赴上海學習﹔隻要是藏大老師申報國家級項目，無論成功與否，他都補助兩千元……

日常科研開銷讓人發愁，鐘揚總是爽朗得拍胸脯：把發票給我！大家都以為他神通廣大，可整理遺物時才發現，他的辦公室裡，有滿滿兩抽屜沒報銷的發票。

妻子張曉艷回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鐘揚兩度出國進修、做訪問學者。回國時，鐘揚把在國外送報紙、端盤子省下來的生活費都買了計算機，准備捐給單位。過海關時，工作人員怎麼都不相信，“個人回國都帶彩電冰箱，哪有人買這種‘大件’捐給公家？”

研究植物一輩子，萬千植物中，鐘揚最愛高原植物，它們在艱苦環境中深深扎根，頑強綻放……他曾深情寫下這樣的詩句：世上多少玲瓏的花兒，出沒於雕梁畫棟﹔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羅花，在高山礫石間綻放。

“我願為黨的革命事業奮斗終身，願接受黨的一切考驗。”鐘揚入黨申請書上的話，字字鏗鏘。這是高原植物的品格，也是鐘揚，這個有著26年黨齡的共產黨員的人生追求。

先生之風

“每個學生都是一顆寶貴的種子”

“教師是我最在意的身份。”鐘揚說，每個學生都是一顆寶貴的種子，全心澆灌就會開出希望之花。這些年，除了為國家收集植物種子，鐘揚傾注了巨大心血培育最心愛的種子——學生們。

凌晨5點多，爬起來給學生做早飯的，是鐘老師﹔爬坡過坎，以身涉險為學生探路的，是鐘老師﹔高原上，上氣不接下氣陪著困乏司機聊天的，是鐘老師……從小，鐘揚抱怨當老師的父母，關愛學生比管自己多。如今，他撇下一雙心愛的兒子，陪學生的時間遠超陪伴自己的孩子。

2003年，鐘揚擔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常務副院長﹔2012年，擔任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在任期間，他盡心竭力，推動交叉學科發展，創建了“問題驅動式”研究生教育質量監控和保障新模式，推動研究生培養質量持續提升。

“不能因為一顆種子長得不好看，就說他沒用了是吧！”鐘揚的笑聲依然回蕩在人們耳邊。他有著植物學家的獨到眼光，底子薄弱的少數民族學生、想辦退學的“老大難”、患有肌無力無法野外工作的學生……鐘揚經過“選苗”，照收不誤。他用心澆灌、培育，一個個學生競相開出希望之花，成長為有用之才。

2017年畢業典禮上，博士生德吉偷偷把哈達藏在袖子裡，獻給了敬愛的鐘老師，這是藏族人心中的最高禮節。當鐘老師用藏語向全場介紹她的名字時，德吉心裡有說不出的激動。

知情人都知道，到西藏后，鐘老師在復旦招收的研究生越來越少，在藏大招收的研究生越來越多。“在西藏培養一個學生很慢，可培養出來的學生吃苦耐勞，願意去做這種高勞動強度、低回報的種子收集和研究工作。”鐘揚自豪地說，“我的5個西藏博士，至少有4個畢業后扎根西藏。”

穿藏袍，吃藏食，學藏語，連長相也越來越接近藏族同胞的鐘老師，把小兒子送進了上海的西藏學校。這個黃浦江邊長大的15歲男孩，說的不是“滬牌普通話”，而是一口地道的“西藏普通話”。“他喝酥油茶吃糌粑，跟我們藏族娃娃一樣！”藏族朋友們很愛這個孩子，這也是鐘老師的“種子”啊！

2016年的一個夜晚，西藏拉薩。鐘揚像往常一樣吞下一把降血壓、降血脂、擴血管的藥物，打開電腦。“我自願申請轉入中組部第八批援藏工作組……”他不假思索，鄭重寫道。第六批、第七批、第八批，這已經是鐘揚第三次申請援藏了。

初始援藏，鐘揚想為青藏高原盤點植物“家底”。漫長科考道路上，他慢慢意識到，這片神奇的土地需要的不僅僅是一位生物學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將科學研究的種子播撒在藏族學生心中，也許會對未來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再后來，他想把西藏大學的“造血機制”建起來，打造最好的平台，把學科帶到新高度。

“不拿到博士學位授予權，我就不離開西藏大學！”來西藏大學第一天，全體大會上，鐘揚對全校師生拍了胸脯。那時的藏大，連碩士點都沒有。16年艱苦磨礪，鐘揚幫助西藏大學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第一”：申請到西藏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第一個理學博士點，為藏族培養了第一位植物學博士，帶領西藏大學生態學科入選國家“雙一流”……不僅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空白，更將西藏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2017年，西藏自己的種質資源庫也建立起來了，負責人正是鐘揚的第一個藏族博士扎西次仁。暢快啊！鐘揚春風滿面，逢人就說：“來西藏吧，我做東！”

“西藏大學的第一批人才隊伍已經建起來了，不能不去嗎？”面對鐘揚的第三次援藏，妻子明知勸阻無望，但還是想試試。“現在是藏大的關鍵時期，就像人爬到半山腰，容易滑下來。”鐘揚沉默了，他深知，妻子十幾年來獨自撐著這個家，照顧一雙幼子，侍奉四位父母，從不讓自己分心。這一次，是妻子實在擔憂自己的身體。“我想帶出一批博士生團隊，打造一種高端人才培養的援藏新模式。百年后我肯定不在了，但學生們還在。”聽到這兒，妻子流著淚，默默點了點頭。

如今，鐘揚培養的少數民族學生已遍布西藏、新疆、青海、甘肅、寧夏、內蒙古、雲南等西部省份，不少已成長為科研帶頭人。

事實上，鐘揚的視野從沒離開過下一代。“科學知識、科學精神和科學思維要從小培養，現在讓孩子們多一點興趣，說不定今后就多出幾個科學家。”

誰能想到，一個忙得連飯都顧不上吃的大教授，每個月卻堅持抽出兩天去中小學開科普課。多年來，鐘揚以巨大熱情投入科普教育中，參與了上海科技館、自然博物館建設，承擔了自然博物館500塊中英文圖文的編寫工作，出版了3本科普著作和6本科普譯著，每年主講三十場科普講座。鐘揚，是有口皆碑的明星科普專家。

高原永生

“任何生命都有其結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懼”

9月9日，鐘揚雙胞胎兒子——鐘雲杉、鐘雲實的生日。雲杉、雲實，一個裸子植物，一個被子植物，是這個植物學家父親給兒子人生中的第一個禮物。

“今天你們滿15歲了，按照我和爸爸的約定，以后有事找爸爸！”給兒子過生日、吹蠟燭，妻子張曉艷臉上閃耀著喜悅和“如釋重負”。這個家，鐘揚總是聚少離多，一次、兩次，兒子上幼兒園時就知道忿忿地跟媽媽“告狀”：“爸爸不靠譜！”

張曉艷心中一直有個很大的遺憾，家裡那張“全家福”已是12年前的了。一年前，在兒子多次懇求下，鐘揚終於答應擠出時間陪全家一起去旅游，多拍點“全家福”，可臨出發，他又因工作缺席了。

國家的項目，精益求精﹔西藏的學生，事無巨細﹔繁雜的工作，事必躬親……鐘揚無數次想了又想，都心有歉疚地拉著妻子的手說：“孩子們15歲之前，你管﹔15歲之后，我管！”

鐘揚是獨子，80多歲的父母獨居武漢，想見兒子一面，簡直難上加難。盼哪，盼哪，終於盼到兒子來武漢開會，“我給孫子准備了東西，你來家裡拿！”老母親為了讓兒子回家，找了個“借口”。

“行，幾點幾分，您把東西放在門口，我拿了就走。”鐘揚匆匆回復。“想見他一面這麼難哪！”老母親打電話給兒媳抱怨：“有時候在門口一站，連屋子都不進。有時候干脆讓學生來。我們就當為國家生了個兒子！”打電話不接，發短信不回，母親實在無法，用了上世紀的原始手段——寫信。

“揚子，再不能去拼命了，人的身體是肉長的，是鐵打的，也要磨損。我和爸的意見就是，今后西藏那邊都不要去了，你要下定決定不能再去了……想到你的身體，我就急，不能為你去做點什麼，寫信也不能多寫了，頭暈眼糊。太啰嗦了，耐心一點看完。”

盡管抱怨，可家裡每個人都知道，鐘揚是全家的精神支柱。有他在，妻子就可以“大事你安排，我負責配合”，父母就能“謝謝你的孝心，我們吃了保健品很有用”，兒子就有“安全而溫暖的靠山”。

鐘揚最終沒能等來又一個10年。2017年9月25日凌晨5時許，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在為民族地區干部授課返程途中，鐘揚遭遇車禍，生命定格在了53歲。

乍聞噩耗，妻子正准備出門上班。天塌了，當聽說是車禍，張曉艷訥訥地拿著電話，“這個概率太大了。”整日奔波在外的丈夫，經常以身涉險的丈夫，長期睡眠不足的丈夫……天天擔心，天天擔心，這個擔心終究還是發生了。

生怕父母受刺激，張曉艷托人把老家的網線拔掉，在上海滂沱的大雨中，帶著兒子直奔機場。

“媽媽，到底怎麼回事？為什麼我們要去銀川？”面對兒子的疑問，張曉艷無言以對。然而路上，孩子還是從鋪天蓋地的媒體上得知事實，“父親，你敢走啊，我還沒長大呢……”懂事的孩子不敢刺激媽媽，哭著在QQ空間裡寫道。

千瞞萬瞞，一條老友“二老節哀”的短信，還是讓老兩口瞬間墜入冰窟。白發人送黑發人啊！80多歲的老父親一下子仰倒在沙發上，嚎啕大哭。老母親強忍著收拾行李，去銀川，去銀川看看兒子去啊！

“鐘揚啊！你說話不算數，你說孩子15歲以后你管啊……”車禍現場，張曉艷癱倒在地。她不敢相信，煤氣中毒、腦溢血挺過來了，高原反應和野外涉險挺過來了，這麼平坦、這麼寬敞的一段柏油馬路，怎麼就出事了呢？

鐘揚坐在疾馳的汽車上，在猝不及防中結束了寶貴的生命。在生命最后一瞬間，他在想什麼？他在牽挂誰？

銀川殯儀館，700多個花圈，淹沒了廣場和紀念大廳。祖國各地的親朋好友來了，世界各地的親朋好友來了。鐘揚的第一位藏族博士扎西次仁，握住鐘揚父親的手說不出話來，抱歉，他想說抱歉，鐘老師是為了我們，很少顧及家裡。“扎西啊，鐘揚以后再也不能幫你們做事情了。”老爺子哆嗦著嘴唇開口，竟這樣說。

“鐘老師，您不聽話啊！我們天天囑咐您別再跑了，您不聽啊……”

“鐘老師，您那麼大的個子，怎麼躺在了那麼小的水晶棺裡。”

“鐘老師，您說等您回來，給院系黨支部上黨課，學習黃大年同志的先進事跡。”

“鐘老師，一路走好，我是西藏大學的學生，您撒在高原上的種子，我們負責讓它發芽。”

“父親，你終於可以休息了。可是，要問問題時，我找誰呢？”

……

當人們把車禍賠償金拿給鐘揚家人，老父親堅決不肯收。他流著眼淚，用很重的湖南口音說：“這些錢是我兒子用生命換來的，我不能收。”最終，一家人決定，把鐘揚138萬元的車禍賠償金和利息全部捐出來，發起成立“復旦大學鐘揚教授基金”，用於支持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才培養工作。“這是我們家人能為鐘揚未竟事業做的一點事，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張曉艷泣不成聲。

現在已是西藏大學副教授的德吉，一直想給鐘老師做一身藏袍，“鐘老師特別像我們藏族漢子，他已經答應了，可我再沒機會了……”總愛請鐘老師開導自己的碩士研究生邊珍，不知道偷偷給老師發了多少條微信，她總盼望這是一場夢，“我沒事啊！”那樣爽朗的笑聲，還會響徹耳邊。而在上海海岸線，茁壯的紅樹林幼苗已繁衍出第三代，也許有一天會成長為上海新的生態名片，這是鐘揚送給未來上海的禮物。

鐘揚的骨灰被他的學生庄嚴地撒入奔騰不息的雅魯藏布江，江水嗚咽，寒風卷著浪花，痛悼他的離去……奔騰不息的浪花會將他的骨灰送到青藏高原的每個角落，成為祖國山河肌理的一部分，而他，將永遠再不會與這片深愛的土地分離。

鐘揚那帶著湖南味的普通話依然回蕩耳邊：“任何生命都有其結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懼，因為我的學生會將科學探索之路延續，而我們採集的種子，也許會在幾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發芽，到那時，不知會完成多少人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