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壞”,這個怨念怎麼來的,怎麼破?

半月談

2017年12月28日18:27  來源:半月談
 
原標題:“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壞”,這個怨念怎麼來的,怎麼破?

這是北京某高校社會學研究生漁樵耕讀對基層、農村問題的一篇調研報告,寫得是不是實在?不知道您怎麼看?

土坯房改造后建起來的新房,2016-6

在調研中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很多村民在談及中央政府時,都從心底覺得“黨中央好,習近平好”,對中央的各種惠農政策非常認可,對黨、對中央政府極其擁護。但是在提及身邊的基層干部時,卻總是不滿意:

提到“低保”,部分拿了低保的村民會說“他們村干部拿低保拿膩歪了,拿剩下的,就給我們了!”沒得到低保的村民會說“低保都給了村干部的親戚,我們?想都不要想。”

但是事實上,據我在贛南幾個村的調研,包括翻閱低保獲評人的信息,以及拿低保名單上的名字向村民打聽,獲評人都是確實有生活困難的農戶,“給村干部親戚”這一現象我不敢保証絕對沒有(不能保証村干部沒有窮親戚),但是低保確實給了最需要低保的困難群眾。

至於“村干部拿低保拿膩歪了再給我們”這一現象,倒是完全沒有發現,畢竟大多數村干部的家庭經濟狀況在農村中都屬於中上等,完全不必為了200塊一個月的低保去犧牲自己的名譽。

提到“土坯房改造”,有些得到政策扶助的村民說“其他地方都補三四萬,我們每戶才一萬五!其他的錢?呵,不用說你也知道啊。”我后來去查了政府文件,原文是“新建房屋的:屬於分散供養五保戶、農村低保戶、貧困殘疾人家庭、重點優撫對象和革命烈士家庭的對象,每戶補助2萬元﹔屬於其他貧困戶的對象,每戶補助1.5萬元。”

也就是說,得到一萬五補助的村民其實都得到了全款,並沒有出現鄉村干部插手截留補助資金的現象。其實當前國家大部分惠農政策,尤其是涉及到資金補助的政策,都採用直接打到農戶“一卡通”戶頭的方式,大大減少了基層干部“伸手”的現象,提高了資金效率。

從這兩件事上來說,村民的確冤枉了村干部。

“中央”對絕大多數農民來說都只是一個模糊遙遠的存在,“村干部”才是真正為他們服務的對象,可為什麼農民會形成這種“中央很好,村干部壞”的印象呢?這種“遠親近疏”的現象有何內在發生機制,這是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

看得見的“缺點”與看不見的“付出”

越是親近的人,他們的缺點暴露的越是徹底﹔越是長久接觸,缺點的放大效應就越把優點漸漸遮蔽。

現實生活中,基層干部和農民正面接觸多,都是身邊觸手可及的鄉裡鄉親,在這樣的情況下,村干部的缺點較易被村民看到。

而在執行一些涉農政策時,村干部又往往做不到既讓上級滿意,也讓全村人都滿意,甚至有時不得不犧牲少數人的利益以推動政策執行。這時候那些利益受損的村民便成為“村干部壞”言論的發起人。

“中央”一般情況下不可能挨家挨戶去跟農民接觸,隻制定、發布涉農政策,而且近年來的中央涉農政策都是惠農政策,新農村建設、振興贛南等原中央蘇區、精准扶貧以及社會保障政策,“中央”的的確確非常關心“三農”問題,非常牽挂廣大農民群眾,農民對中央的愛戴是發自內心的。

但是不管什麼政策,真正執行起來還是要靠基層干部,需要他們一項一項政策去分析、研究,轉化成可行方案之后操作化落地,需要他們進村入戶去跑去落實。

在這個過程中,基層干部其實是付出了許多精力和勞動的,比如我所看到的村干部們為了完成精准扶貧中的“建檔立卡”,連續一個多禮拜熬夜到兩三點才能回家。

但是村干部們的這些付出往往是不明顯的,村民們看不到他們的付出,甚至看到村干部騎著摩托車上戶去落實政策,還以為“當村干部就是好,天天騎個車子溜溜達達!還有錢拿。”

在這種長時間接觸、近距離相處的過程中,基層干部的缺點被放大,付出卻被無視,久而久之,一些不切實際的負面輿論就產生了。

“好政策”不等於“好執行政策”

而這些政策執行過程中的調解矛盾沖突、撫平村民情緒、配置利益格局的工作,都交給了村干部。但是人無完人,我們不能苛求村干部在執行每項政策的時候都能做到完美無缺,進而對村干部產生怨言,並通過村庄輿論將這些怨言散發出去。

“好政策”贏來的農民擁護和贊揚都給了政策制定部門,而“不好執行”的成本卻由基層干部承擔了。

不要忽視歷史記憶的力量

在這起事件中,農民表達不滿時,啟動了自己的歷史記憶,並試圖用這種負面評價的類比來制止拆房行為。

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村民們在面對一些在他們看來不合理的現象時,願意將眼前的人與事類比到歷史中的人、事,歷史記憶使村民傾向於肯定自己的判斷,而眼前的現象又更加強化了這一負面判斷。

“選擇性觀察”的放大效應

所以得知一些村干部因涉貪被查的消息,他們會口口相傳,對這一個案津津樂道。而那些勤勤懇懇的干部,以及服務村庄事務的村干部,被村民有意無意中忽略。

結 語

在討論農民形成“中央很好,村干部壞”這一問題時,有一個大的背景,或曰結構性因素不能不談,就是在取消農業稅后,村干部與村民的互動交往,事實上越來越少,干群關系漸漸疏遠。

在既不需要收農業稅,村庄又沒有實質性權力來約束村民時,除非有關聯到該農戶的事宜確須上門溝通,村干部與普通村民的交集漸漸減少。

互動減少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彼此不了解不熟知,這樣的情況下,村民對一個人的評價就很容易受輿論左右,而非形成自己的獨立客觀判斷。

來源:江西組工微訊

 

 

(責編:袁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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