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啟動“3+3”模式 京滬考生優勢還有多少？

2014年上海和浙江率先啟動高考改革試點，今年兩地的高考生迎來了首次新高考。繼上海和浙江之后，今年北京、天津、山東和海南四地也拉開了新高考改革的帷幕。到2020年新的高考改革制度將全面建立起來。

在近日舉行的第十二屆京津滬渝四城區教育研討會上，上海市徐匯區教育局局長庄小鳳表示，新高考改革的核心是兩依據（統一高考成績、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成績）、一參考（學生綜合素質評價）。

按照“兩依據一參考”，全國各地未來高考都啟用“3+3”模式，前面一個“3”是語文、數學、外語，分數都是150分，后面三門則由學生從自主選擇。

從全國各地公布的高考改革方案看，浙江省是七選三，其他省份基本上都是六選三。全國大部分地區是“3+6選3”模式。6選3總共有20多種組合，考試分布在高中三年。選考科目每門都是70分，錄取的時候折合成分數再加入高考總分進行錄取。

有學者認為，新高考擴大了學生的考試選擇權、課程選擇權，同時增加了使用全國統一命題的省份，縮小各地的錄取率差距，將推進高考公平，滿足老百姓對高考公平的期待。那麼，京津滬渝的教育官員如何看待新高考改革帶來的新挑戰？又將從哪裡進行突破？

面臨新挑戰

2014年上海率先進行高考改革試點，三年來，上海在改革過程中遇到了哪些問題？庄小鳳說，隨著高中三個年級全部開展走班教學，學校校舍資源不足的問題有待突破，一些規模較小的高中面臨著教師數量短缺、空間調配困難的問題。

“學生自選科目后，地理和生物等小學科師資不足，2014到2015年徐匯區新招聘了9名生物教師、7名地理教師、4名歷史教師和2名政治教師。”庄小鳳介紹說，同時還實施了區骨干教師“蓄水池”計劃，每個學區（集團）增加6名教師編制，推進教師在學區內、集團內學校流動。“本輪高考改革中，地理、生物等學科師資結構性缺失問題非常嚴重，亟待解決，雖然已嘗試通過教師‘蓄水池’等舉措加以緩解，但仍然不能完全滿足需要。”庄小鳳坦言。

庄小鳳表示，隨著高中學業水平考試、高考英語等考試次數變多、保密性要求變高，對標准化考場的要求提高了，設有標准化考場的學校承擔的考試任務十分繁重。

今年秋季，北京也拉開了新高考改革的帷幕。談及新高考帶來的挑戰，北京市海澱區教委主任陸雲泉深有感受。

陸雲泉說，一是今年秋季入學的高一學生使用的新課程方案、新課程標准與舊教材銜接困難﹔二是新課程方案、新高考方案強調學生全面和個性發展，但是當前供學生選擇的課程資源還不夠優質﹔三是新課程標准要求教師聚焦學科本質，採用多樣化的學習方式，幫助學生全面而有個性的發展，但是當前教師教-學-評的一致性不夠，課程育人能力有待提高﹔四是在教研轉型方面，教研的理念要從“學科教學”轉向“課程育人”，教學目標從關注“知識獲得”轉向“素養提升”，這些需要在內容豐富、機制保障上進一步深入。

天津市南開區教育局局長馬淑苓表示，新高考改革大背景下，學生選科帶來的教師、教室數量不足或是人員配置不均衡，教師對全新的職能角色缺乏自覺性和緊迫感等問題亟需機制體制的保障，以推進高中課程的深度改造。

教學變革

馬淑苓認為，伴隨著高考從“標配”時代向“自選”時代的深度轉型，我們需要透過現象看本質，關注到其強調教育公平性與可選擇性，培育學生必備能力的全新質量觀，看到其助推教與學方式深度變革，倒逼課程改革的本質。

為了推進改革落地，上海徐匯區各校探索選科走班教學，“大走班”和“小走班”兩種模式並存，採取后者的學校居多。

據了解，大走班模式採取一人一課表的方式，而因選科造成的空檔時間安排學生自修，這對學校的課表編排、師資調配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小走班”模式採取分班、走班相結合的方式，即按照相對集中的選科組成班級，根據學生選科情況進行1-2門分叉走班。“區裡允許各校根據學校的實際情況決定走班的模式，統一要求採取某一種模式的話是走不下去的。”庄小鳳坦言。

重慶市沙坪壩區教委主任蔡道靜說，針對教師需求量“潮汐”現象、學業水平考試、綜合素質評價等新情況，制定了教師“區管校用”實施辦法、教師流動管理辦法等。今年秋季，區裡根據新高考和推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的實際情況，在歷年基礎上翻倍安排使用2018年教師編制380名。

陸雲泉介紹說，為了有效應對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選科走班的需求，北京海澱區實施了人才動態管理，啟動了“教育人才儲備庫”建設，打造人才蓄水池，緩解應對編制緊張壓力，同時建立了調劑機制。他透露說，“十三五”期間，海澱區還將建設80到100個學科教研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