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綱：人口向大城市集聚還是大趨勢

近日，第一批國家高端智庫試點單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組織了“中國經濟觀察”專題報告會。報告會經濟學大咖雲集，專家圍繞“城市化與土地改革”“推進城鎮化建設”“治理大城市病”等問題發言交流。正好小智也在現場，下面就請您跟著小智去聽聽會上有什麼精彩的觀點和銳見。

樊綱：人口向大城市集聚還是大趨勢

第一批國家高端智庫試點單位——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教授說，從2015年開始，一線城市和和二、三線城市的住宅價格出現了明顯分化。在二、三線城市住宅價格仍然保持穩定情況下，一線城市的房價出現了大幅上漲。很多人認為這是因為市場上流通的貨幣太多，還有人認為是因為一線城市的土地貴造成的。

樊綱認為，任何商品的價格都和貨幣有關系，貨幣增加就像“大水漫灌”，如果市場上貨幣多了卻隻體現在一線城市的房價上是不合邏輯的，而且這幾年貨幣政策實際上是有所緊縮的。同時，土地貴的原因是開發商預期房價貴，然后才舉牌高價收購土地。

可以說，對“城鎮化”的認識偏差和盲目跟風導致土地的計劃分配有誤，因此形成了一線城市的土地供應極為短缺的狀況，而住房需求和供給之間出現了極大的缺口，自然會導致一線城市的房價居高不下。當然，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地方政府也有可能故意制造緊缺來實現高價售地。

樊綱指出，在人類選擇遷移的過程中，由於大城市具有聚集效應，而且人口的聚集會產生更多的創新與思想，所以人口流動會自然地形成兩極分化，即大城市流入人口，農村和小城鎮流出人口。他認為，目前中國還是應該順應人口遷移的自然規律，城市規劃以“大都市”或者“城市群”為主，採取行政規劃、自願結合等多種形式實現。比如，雄安新區就是一個很好的構想，可以發揮雄安新區的地理區位優勢並利用快軌等交通工具，將周邊的大城市連接起來形成城市群，提升在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中的帶動作用。

樊綱（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 供圖）

陸銘：大城市管理需要供給側改革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陸銘認為，人口流入城市會帶來一定的成本，成本大小與城市規模是密切相關的，但無論是歷史經驗還是理論研究都表明，城市人口規模和城市病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復雜的，人口增加往往會產生治理城市病的規模效應。雖然人口增長可能帶來更多的成本，但成本增加的速度遠小於收益增加的速度。

比如，地鐵能夠極大地提升城市交通效率、縮短通行時間，而恰恰是人口增長到一定規模，城市才有可能建設越來越多的地鐵線路。同樣的例子還有治理犯罪的成本問題，當前中國城市治理犯罪成本下降，其中街道監控攝像頭的普及是重要原因，而攝像頭安裝與人口密度和人口規模密切相關。

陸銘（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 供圖）

陸銘認為，中國大城市目前的問題在於吸引了足夠多的大學生，但缺乏足夠的低端勞動力，而在市場經濟裡，這二者是互補的，造成的一個結果是低端勞動力價格變得昂貴，例如北京和上海的保姆月薪超過8000元甚至更高。因而在城市發展進程中，限制低端勞動力供給可能降低高端勞動力生產率以及城市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他提出了“治理大城市病”的一些可行方案，其中加強供給側改革，改善城市的數量、質量、結構和空間布局是最重要的舉措。第一，市場和政府要做到真正的互補，讓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決定力量，同時政府更好的發揮作用。要充分動用價格機制，也要結合行政管理和規劃的手段。第二，城市管理要針對行為本身，不能針對特定身份的人。比如控制低技能勞動者的數量反而會抬高城市運營成本，同時造成社會不和諧以及身份歧視等問題。第三，公共服務要覆蓋低收入勞動者，而不應簡單按照戶籍標准落實。

徐林：土地問題是城市化進程的核心問題

國家發改委中國城市和小城鎮發展中心主任徐林認為，城市化是一個國家的農村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就業，向城市地區集中居住，以及整個社會適應這一變化的過程。理解城市化問題，重點在於整個社會如何適應這個變化。城市化問題是一個制度改革的問題，它不是簡單的城市建設或城市規劃這類技術問題。中國的城市化過程，除了要考慮2.7億左右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各類城市和小城鎮，還要考慮9000萬左右的人口從小城鎮到大城市，整個制度要適應3億多人口規模的流動問題。在現實條件下，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制度改革問題。

土地制度的改革問題包括土地制度的安排及土地制度如何適應城市化的變化，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城鄉建設用地制度的改變和適應性問題。我國是個人口大國，需要很高的糧食自給率，從而需要足夠的耕地來保護糧食安全，因此我國對建設用地的安排實行了嚴格的計劃分配制度。盡管如此，我國近年來也做了相應的制度調整。比如，實行了增減挂鉤的制度，農村建設用地減少和城市建設用地增加相挂鉤，總體上沒有變化。這種制度延伸出重慶的地票制度，農村退出來的宅基地復墾之后，在交易所可以購買土地額度，發揮市場的作用。另外，我們也在嘗試地方建設用地的指標和落戶人口增加數額相挂鉤的制度，鼓勵城市讓更多人落戶。

另一方面是進城農民的農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處置問題。對承包地流轉的產權保護，政府進行了一些基本的制度安排，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農村規模化的經營，專門從事農業經營的企業可以通過承包地的流轉，以租賃或者入股的方式把土地集中起來，進行更高效的經營和開發。宅基地目前也可以通過出租、轉讓、入股等方式得到更高效的利用，農民可以獲得財產性的收入。

徐林強調，“城市化”可能是中國未來一段時間最重要的結構性改革。現在我國城鎮居民和農民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是2.7倍左右，全世界差距的平均水平是1.5倍，“城市化”可以大大提高中國勞動力和土地資源配置的效率，這個空間非常巨大。

徐林（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 供圖）

（人民日報中央廚房 智觀天下工作室出品，蘇建文、臧謀安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