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傳承發展是時代課題

[編者按]

為了進一步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系統論述，貫徹落實中辦、國辦今年印發的《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和《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由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領導干部學國學促進會、中國實學研究會、中國孔子基金會聯合主辦的“第二屆領導干部國學論壇———優秀傳統文化與創新發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討會”近日在國家行政學院舉辦。論壇共收到論文40余篇，與會專家學者圍繞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諸多課題進行研討，呈現出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的趨勢。專家們認為，在以創新和發展為主題的時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必將不斷適應新時代，進一步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推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推動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偉大實踐中，自覺肩負起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責任，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弘揚者和建設者。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各級黨委和政府更加自覺、更加主動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開展了一系列富有創新、富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增強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凝聚力、影響力、創造力。堅持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堅持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秉持客觀、科學、禮敬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揚棄繼承、轉化創新，不復古泥古，不簡單否定，不斷賦予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達形式，不斷補充、拓展、完善，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在清華大學教授錢遜看來，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到抗震精神、航天精神，都有其鮮明的時代特點和內容，但它們的思想基礎和核心精神是一貫的，都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體現和升華。他分析說，義以為上、群己統一，崇德樂群是為人之道的核心內容，也是中華文化的基因。義以為上和群己統一是統一的，集中表現就是以天下為己任、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一精神集中代表了中國人的精神氣質，成為我們愛國傳統最深厚的思想基礎，它支撐我們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屹立不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設，也離不開這種精神。一心追求個人利益，不可能有愛國主義，更談不上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在當代共產黨人身上的具體體現，而傳統的核心價值觀也在這中間獲得新的時代內容和表現形式。

“馬克思主義和中華文化相結合，是時代的特征和歷史的必然。”錢遜指出，中華悠久的傳統文化是我們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根”和“魂”，是我們民族數千年發展的動力。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以后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歷史。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在很多方面存在著相通、相契、融合，二者的差別和相異，又形成互補，這使得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顯得更為重要。馬克思主義經過中國化的轉化，成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傳統文化經過創造性的轉化，成為新的中國文化，這是馬克思主義和中華文化相結合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主任徐光春也認為，馬克思主義隻有中國化才有勃勃生機，中華傳統文化隻有時代化才有旺盛活力。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華傳統文化時代化在創新中、在實踐中、在互動中結合，當代中國文化才具強大的生機活力。

“中華優秀文化和馬克思主義都共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服務，自覺把中華文化作為最重要的文化基礎和源泉，使二者有機聯合在一起、融合為一體。”中央文史館館員、清華大學國學院院長陳來表示，十八大以來，引領民族復興成為時代的主題，實現中國夢要把中華優秀文化和時代結合起來，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在文化自信中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堅定文化自信，必須要充分認識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大意義。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周桂鈿認為，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多不同之處，也有相通的地方，但要改變的一個觀念，就是以西方文化作為標准來審視中華文化，否則，難以堅定我們的文化自信。“比如說有的人說中國沒有哲學，說孔子不是哲學家，為什麼呢？因為沒有西方那種哲學。如果我們改變觀念，認為哲學是智慧之學，追求真善美，有求真的哲學、求善的哲學、求美的哲學，那麼西方的哲學是求真的哲學，中國的主流是求善的哲學。中國有沒有哲學、管理學、邏輯學、植物學、天文學？都有，有的還比西方高明很多。”

在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孫熙國眼裡，堅定文化自信必須要對文化自信有全面的理解，是對中國全部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不是對某一特殊階段的文化的自信。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他表示，文化自信的基礎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從現實來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解決當代中國和世界面臨的問題，對當代思想文化建設都可以提供有益的提示和借鑒，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但同時還要根據時代的進步和發展，不斷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傳承發展中國優秀傳統哲學，其主要的對象和內容是傳承和發展‘心性’之學和‘為政’之學。”中央黨校哲學部原副主任侯才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繼承和創造性轉化進行了闡釋：“心性”之學就是我們所說的修身做人，關於人性、良心、良知等一系列系統理論﹔“為政”之學，也就是治國理政之學。“心性”之學關乎主觀世界的認識和改造，關乎所謂“內聖”，其功用是安身立命﹔“為政”之學關乎客觀世界的認識和改造，關乎所謂“外王”，其功用是治國安邦。他認為，傳承發展中國優秀傳統哲學，還需要提升方法論的自覺。在學界已經有許多關於中體西用、西體中用，中西綜合創新等等方法論的研究，但是還需深入探尋傳承和發展中國優秀傳統哲學的內在機制，加強有關方法論的研究。

傳統文化普及離不開學與用

上世紀90年代開始，傳統文化逐漸形成熱潮，體現了社會大眾對優秀傳統文化的關注。近年來，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復興傳統文化的重大戰略舉措。對此，陳來在會議論文中指出，傳統文化熱的氛圍，改善了社會公眾對於傳統文化的態度，對青少年的影響很大。從小熟悉傳統文化，將使這一代青少年對國學的向往越來越深，有利於新的一代人傳承中華文化，也使得國學研究有了更好的文化生態的支持。事實上，中華民族精神的歷史發展，並不是學術研究層面獨立發生作用，在相當程度上是靠人民群眾通過普及渠道所獲得的文化信念與價值，在實踐中堅守、信守、付諸於行為，在歷史舞台上演出轟轟烈烈、可歌可泣的壯麗故事而代代傳承的。傳統文化的普及化，不能只是從普及的角度來評價，要深刻認識其中華文化傳承的意義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意義。《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中也強調要充分調動全社會積極性創造性，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責任，要形成人人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動局面。同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融入生產生活，注重實踐與養成、需求與供給、形式與內容相結合，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產生活各方面。

從2011年開始，“領導干部學國學”系列活動逐漸產生廣泛影響，依托於專家著寫的《領導干部國學大講堂》，舉辦講座等活動。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領導干部學國學促進會會長、中央黨校哲學部王杰教授介紹，推動領導干部學國學的初心、宗旨和目標就是要把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落地生根、開花結果，讓兩辦的《意見》能夠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推動領導干部學國學，就要讓更多的領導干部對優秀傳統文化有溫情和敬意、尊重和認同，從我們的國學中汲取修身做人、為官為政、為人處世、知人用人的智慧、思想、哲理，打牢領導干部修身的基礎，夯實做人為人的根基，提高治國安邦的能力。下一步，將緊密圍繞意見精神，充分發掘傳統文化在管理、經濟、文化、軍事、法治、醫學等方面的資源，發揮其經世致用的“實學”功能。

今年兩會，全國政協委員、國家行政學院原副院長周文彰提交了一份關於領導干部學國學的提案。“僅僅把國學當做一個學問來研究是不夠的，還需要弘揚，在中國夢的實現過程中發揮它應有的作用。而要讓國學發揮作用，領導干部帶頭學國學、用國學無疑是一個重要方面。”周文彰感到，學者、學會的推動是必要的，但關鍵還要靠組織推動，他希望能夠引起有關黨委政府部門的重視，推動領導干部學國學。

北京師范大學張曙光教授建議，領導干部學國學不是要成為新儒家、新道家、新墨家，也不應只是簡單地從傳統文化中學一些為政、為官之道,當然這很重要，但是不應當局限於此，還要關注文化的深刻認同問題，歸結為一個命題就是“我們能否成為現代仁者？”“仁道就是人道。中國在2000多年前就已經有了人道（仁道）思想。仁道構成了我們的坐標系和出發點，從它出發我們就可以承接和吸納人類一切的優秀思想文化成果。仁道是我們反省自身並且評判是非曲直、善惡的尺度。仁道是與時俱進之道。”張曙光認為，盡管不同的人職業不同、學術背景不同，但是完全可以超越這些差異，在仁道平台上相互學習，攜手並進，傳承和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