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之后

　　這些年，一些以《中國在梁庄》為代表的非虛構作品，常以大變革中農村、小城市社會劇變為題材。從梁庄式的落寞留守到再也回不去的涪陵白鶴梁，大多表達的是憂傷與哀痛。文化學者車鳳和作家王樹興合著的《這就是我想過的生活》，對這一慣常手法作出了新鮮的反撥：在新一代社會大遷徙大流動之后，在城鎮化進程中，建設新的社區、創造新的生活，未嘗不是在打造一種不同於傳統的精神尋根之旅。
　　中國社會傳統中在意“故土難離”，重“葉落歸根”，崇尚“衣錦還鄉”，講究的是“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在《這就是我想過的生活》中，位於福建省惠安縣西部聚龍山麓的聚龍小鎮也許就是這些新移民的最美之“方”。我們經常在人口管理工作中看到一種統計數據，分為“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而聚龍小鎮的居民們，很難用這種慣分法描述，更不能用所謂“流動人口”來定義，小鎮的人已經結束“流動”，突破了根深蒂固的原鄉情結。說他們是新移民，是因為這個小鎮居民來自數個國家、國內數十個省份。大家擁有不同的身份、收入和文化教育背景，但有一個共同點，最終在聚龍小鎮安居，心有歸屬。一位小鎮居民總結得好：在這裡，有動物、植物、土地、家人、朋友和愛。
　　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作家王樹興和車鳳博士全方位參與到居民的日常活動中去，傾聽和了解小鎮生活細節，積累了大量素材，梳理與解析小鎮被熱愛的個中深因，當然作家本人也毫不掩飾對小鎮生活的熱愛，文字基調明朗如小鎮上空的藍天白雲。雖是非虛構，但通過作品，我們完全能體會到作家的立場：這些小鎮居民親近的土地與環境，是新的鄉土，新的氣象，是主動選擇自我營造的樂土。那些回眸故鄉涕淚橫流的離懷別緒，那些進城之后仍作弱勢群體的孤寒無助，被這些小鎮居民們喜出望外的奔走相告、開開心心共建新家園的炙熱情懷取代了。
　　費孝通先生曾說中國是一個“熟人社會”。那些對於庸常人際關系架構起來的安全感的留戀，在小鎮被生生捏碎了。年輕一代組成的物業管理委員會或各種文體社團，老中青少皆參加志願者組織，業主一大車一大車捐贈時鮮蔬菜，甚至有人捐贈活禽，每天都有來回擺渡的愛心順風車，每年端午中秋都有“百桌千人鄰裡宴”，這些不是臨時作秀，而是日常生態。“小鎮沒有陌生人”，是一種全新的理念，這個大社區重構了小鎮的社會組織、人文生態、文化秩序，他們主動編制了自治契約，人人自律、他律，割除了熟人社會病，居民個人、企業、社會組織、基層政府部門作為多元主體共同發揮作用，成為一種新的社區治理范式，這才是小鎮可持續性發展最重要的內在支撐。
　　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無論鄉村還是城市，其社會結構與利益格局發生變化都是不可逆轉的。放棄刻舟求劍式的呆板或許才有詩意棲居的可能。在這個意義上，《這就是我想過的生活》完整展示了聚龍小鎮作為一個“流動人口”聚居區的內在魅力，為社會大變遷、人口大流動提供了有啟發意義的參考。
　　在聚龍小鎮，無人是孤島。我們看到的是人際關系和社群制度的解構與重組，是為消除認同焦慮而積極主動建構的新型社區文化格局。愛心義工社、文明督導團、全程自助購物自助結算的信用良品店，物管人員的勤政聚會，業主們每天組團誦讀傳統文化經典的活動，學校、書院、音樂文化等各類場域發揮的作用，無一不在言行、精神上塑造著和主導著新的小鎮人格，這是一種新鮮活潑的創造力旺盛的民間源泉。
　　人類學家布爾迪厄曾說，作為超個人的社會文化滲透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社會結構和個人的關系在實踐中互動，實踐中的人們又在某種程度上再造了文化和社會秩序。每個人的血脈都流淌在無法切割的傳統中，又帶著自己的前史來到新的生存地，其能夠增加新的內化和外化的重要載體就是浸淫其中的文化，聚龍社區文化既是手段，也是新的目標，培育出新的社區習性，自覺涵養著新的家文化和社區文化，通過多元化的兼收並蓄形成了新的“小傳統”，不斷給小鎮建設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動力。
　　本書中展示的人們對於小鎮五千多戶居民大社區的認同感、凝聚力，體現了對原生家庭、原始故土的執念的超越。由此，我們是否也可以設想，在有破有立的時代，那些千千萬萬個梁庄后人們，走出家鄉之后成為新移民，像蒲公英的種子漂泊遷徙，有的上升，有的沉落，如果有更多的人真的“已經回不去了”，他們中無論是打工者、生意人，還是教師、大學生，等等，能否愈合離鄉背井的傷痕，或者也可以平等自主地參與到落腳點的社會治理中去，換一種新人生姿態，選擇另外一個聚龍小鎮，營造新的生活、新的人生、新的家園？這難道不是一種嶄新的樂觀的選擇？
　　這應該是我們樂見的梁庄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