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你一個不一樣的長征

　　編者按：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長征能夠贏得勝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成功的統戰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本文採取史論結合的方式，以詳實的文獻和獨特視角，從統戰政策、民族團結、黨派合作等多個角度闡釋長征。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著名學者陳延武認為，經過80年的歲月，當我們從團結、統戰這個視角回到原點來全面研究長征勝利的時候，那些留下的必須書寫並見証的人與事能夠再次啟發我們的思考，塑造我們的進程。

　　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

　　從小到大，我們大多知道的長征是：1934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等主力以北上抗日、突破國民黨圍剿、擴大革命根據地、打通同蘇聯的通道為主要目的，從長江以南各革命根據地出發，進行戰略轉移，途經福建、江西、廣東、湖南、廣西、貴州、四川、雲南、甘肅、陝西等11個省，穿越漢、苗、壯、彝、回、藏、瑤、納西、羌、蒙古等共約2億人口的不同民族地區，進行大小戰斗1500多次，於1936年10月成功會師在陝甘寧革命根據地，歷時2年，行程最遠約兩萬五千裡，最短近萬裡。同時，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配合紅軍主力牽制了國民黨軍隊，陝甘紅軍為紅軍長征提供了落腳點，東北抗日聯軍轉戰於白山黑水之間最早抗擊日本侵略者，黨領導的各方面力量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地下斗爭，為長征勝利作出了貢獻。

　　我們還熟知：紅軍長征途中留下了人類罕見的摧堅歷險、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爬雪山過草地艱苦卓絕，彝海結盟俠義衷腸﹔我們都會吟誦毛澤東的《七律·長征》，我們也都能哼唱幾句《長征組歌》……

　　然而，在豐富浩大的歷史內容和不可勝數的英雄業績背后，在毛澤東英明領導和紅軍將士浴血奮戰的光榮之外，長征的勝利還有一個你過去也許不太了解的原因，一個你同樣不可以忽視的原因：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思想、理論和實踐對長征勝利的重要貢獻。

　　沒有統一戰線，就沒有長征的勝利。

　　長征途中，中國共產黨成功開展了對少數民族、宗教人士、民主黨派及中間黨派、民主人士、地方實力派及國民黨上層人士等的統戰工作，使紅軍避開了敵人圍追堵截，保存了革命武裝力量，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完成了戰略轉移。

　　長征中形成、發展、積累的統一戰線思想、理論、經驗，為中國共產黨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三三制政權、聯合政府、多黨合作、民族區域自治等原則、政策和制度提供了依據﹔長征中逐步構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中國共產黨團結了最廣大可以團結的階級、階層和族群，促成了自近代以來全民族團結抗敵的嶄新局面，促進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地位的確立和發展，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並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基。

　　一、長征前，毛澤東看到了列寧的《兩種策略》《左派幼稚病》兩本書，說早點看到就好了，就不會犯那個錯誤了。

　　恩格斯1840年10月首先提出並使用“統一戰線”這個概念。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重要著作中，揭示了統一戰線的基本思想：世界無產階級必須團結統一，工人運動中的各個政黨、派別之間應結成統一戰線。列寧在領導俄國革命的實踐中反復強調，要利用一切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這對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和以后的時期都是同樣適用的。

　　中國共產黨從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思想中獲得理論啟蒙。“統一戰線”又稱“聯合戰線”，中國共產黨人最早使用“聯合戰線”概念的是陳獨秀，使用過“聯合戰線”或“民主聯合陣線”概念的是毛澤東、蔡和森、惲代英等。1925年8月，中國共產黨正式使用“統一戰線”概念，瞿秋白是第一人。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艱苦探索馬克思主義統戰思想中國化。由於缺乏對國情復雜性的深刻認識，缺乏對革命理論和實踐及革命條件的深刻理解，在制定統戰政策時走了彎路。1921年黨的“一大”對其他政黨採取“排斥”態度，1922年黨的“二大”改變態度並提出了聯合資產階級民主派組織民主聯合戰線的主張，1923年黨的“三大”確立國共合作建立統一戰線的策略。毛澤東在1923年就提出了“建立嚴密的聯合戰線，這個革命才可以成功”的思想。但“左”傾教條主義者統治黨內，盲目照搬照抄共產國際的決議，認為中國共產黨隻能聯合“下層”的工農商學兵，錯誤判斷“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對待民主派別實行關門主義政策，完全排斥與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可能存在的聯合，甚至提出全黨成分工人化的要求，因而在搞武裝斗爭時建立的統一戰線是單純的工農聯盟，強調革命力量要純粹又純粹，在軍事上和城市工人運動中採取冒險主義方針，導致了國統區黨組織幾乎全部損失，革命根據地損失90%，給中國革命造成巨大挫折。

　　毛澤東長征前看到了列寧的《兩種策略》《左派幼稚病》兩本書，說早點看到就好了，就不會犯那個錯誤了。他后來又兩次總結教訓，在1949年12月時說“紅軍長征兩萬五千裡，不是因為統一戰線，而是因為太純潔了”。1954年時他又說“瑞金時期是最純潔了，最清一色，但那時是我們特別困難的時期，結果失敗了。真理不在於清一色，把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都排斥在統戰范圍之外，我們當時是很純，但力量也很小，導致失敗導致長征”。

　　二、從長征開始，中國共產黨頻繁使用“統一戰線”一詞，賦予了飽滿的內容。

　　一個人或一個組織、一個政黨在成長的道路上都會有歷史的局限性，都可能犯各種各樣的錯誤，問題是能否認識錯誤，更有信心和勇氣糾正錯誤。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的政黨。

　　國民黨軍隊長年軍事圍剿，日本帝國主義大肆侵略，第五次“反圍剿”損失巨大，極“左”政策把持，戰爭嚴重破壞，蘇區百業凋零，人民生活艱苦，國內中產階級和知識界聽信一些報刊及傳聞，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畏之如虎。

　　挫折使人清醒，清醒始於長征。

　　毛澤東說：“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

　　遵義會議在長征開始不久的1935年1月召開，中國共產黨拋棄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重新確立了毛澤東領導地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尋找科學方向的實踐，一系列帶有獨創性的革命斗爭經驗相繼得到理論概括。

　　總結了國民革命聯合戰線和工農民主統一戰線中的教訓。中國共產黨從生死存亡的考驗中認識到，要支撐起中國革命和現代化的發展，必須廣泛聯合各種積極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在鞏固領導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核心力量的作用。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統戰思想和多黨合作思想的重大轉變，為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奠基，並使中國革命獨具特色，更深刻影響了現代中國的命運。

　　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緊密結合。中國共產黨在長征初期，強調統戰工作要做好群眾工作，開展宣傳鼓動瓦解敵軍﹔遵義會議后抓住主要矛盾，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提出反對關門主義傾向，克服“唯成分”論﹔強調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黨的獨立自主原則﹔提出了“黨不懼怕非無產階級黨員政治水平的不一致，黨用共產主義教育去保証提高他們到先鋒隊地位”。

　　厘清了對中間階級階層及階級屬性的認識。長征途中，中國共產黨批判、糾正了“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的主張，開始重視敵方矛盾及中間力量在革命中的作用。特別是紅一、紅四方面軍1935年6月在川西北金川流域，動員、團結聯合藏族民眾，相繼建立了格勒得沙革命黨、青年革命黨、喇嘛教改進會等群眾革命組織，建立反對民族壓迫以及贊成民族獨立解放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小喇嘛和一部分小土司上官的聯合戰線，是長征時期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雛形，也預示中國共產黨聯合民主黨派及中間黨派、民主人士的新開端。

　　較為全面探索了解決中國民族宗教問題的道路。長征時期，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與少數民族廣泛接觸，從處理的紛繁而緊迫的民族、宗教問題中，繼承了起過積極作用的民族宗教政策，特別是糾正了脫離具體實際民族宗教政策，如提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途徑是實行民族自決和聯邦制，規定凡從事牧師、神父、和尚、道士、齋公、看地、算命、卜卦三年以上的“宗教職業者，未有選舉權，並不得分配土地”等。

　　長征中，中國共產黨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標志著馬克思主義革命斗爭理論中國化向馬克思主義眾多具體理論中國化的轉變，揭開了馬

　　克思主義中國化全面展開的序幕。

　　三、長征路上，中國共產黨倡導和組織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把整個民族的堅毅和頑強緊緊相連。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開始，中國共產黨就從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出發，始終站在順應人心的救國抗日的制高點上。

　　1935年“華北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於7、8月發表《八一宣言》，呼吁全國各黨、各派停止內戰，組織起全中國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實行“全體同胞總動員”，以戰勝日本帝國主義。長征路上，中國共產黨初步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范圍超出“下層”的工農商學兵聯合，擴展為願意抗日的各種黨派、組織、行業、民族的大聯合，把一切有抗日願望與要求的人，包括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都納入統一戰線中。

　　《八一宣言》發表后廣泛流傳，許多學生讀后“如瀕臨死亡的人突然獲救一般，高興得夜不成寐”﹔退居泰山的馮玉祥看到后提出聯合抗日的主張﹔張學良看到后請杜重遠幫他聯系中共﹔蔣介石看到呼吁各黨派組織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時，認為借此可從政治上解決共產黨，立即要宋子文、陳立夫等國民黨要員設法打通與中共的關系。

　　1935年12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不久，中國共產黨召開瓦窯堡會議，提出“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同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正確估計當時政治形勢，理論論証了“各黨派合作抗日的相關問題”，明確多黨合作的組織形式，精辟分析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妥協性兼具的“兩重性”，指出革命不僅需要主力軍，還需要同盟軍。中國共產黨逐漸認識到應該善於聯合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政黨和社會團體，以利於抗日民族解放斗爭，爭取最后勝利。這是中國共產黨自八七會議以來政治路線的重要轉變，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依據。

　　長征中后期的統戰政策更加開放，統戰策略更加靈活。從1936年2月到4月，中共中央先后呼吁立即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中央紅軍發起東征戰役，中共中央向國民黨以及各黨各派提出六項共同行動綱領。1936年8月25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明確表示：願意同國民黨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統一戰線﹔9月1日中共中央適時將“抗日反蔣”方針調整為“逼蔣抗日”方針，為最終的“聯蔣抗日”奠定了政治基礎﹔12月12日發生的“西安事變”最終和平解決，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以及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英美派等一切抗日力量組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為抗日戰爭勝利提供了重要保証，為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奠定了基礎。

　　中國共產黨通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立足陝北繼續領導中國革命，贏得了人心，壯大了力量，使政治動員、作戰特長、組織群眾的優勢得到發揮，為直接面對整個中國社會及各種政治力量，調動一切有利於自己的因素，提供了巨大運作空間。

　　四、紅軍中絕大多數官兵雖出身貧苦、目不識丁，但言行真誠朴素、以身作則，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少數民族群眾從中看到了紅軍與國民黨軍閥的區別。

　　中央紅軍長征371天，經過少數民族地區132天﹔紅四方面軍長征19個月，在少數民族地區達15個月﹔紅二方面軍馳騁18640公裡，在少數民族地區行進5660公裡。

　　紅軍長征穿越了苗、瑤、壯、布、藏、羌、回、彝、納西、東鄉等十多個少數民族聚居和雜居區，地域遼闊，山高路險，經濟發展緩慢。蔣介石國民黨政權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對立、仇視。

　　長征開始后，紅軍在國民黨軍隊的包圍下，不斷轉戰、突圍。為消除民族隔閡及少數民族對紅軍的疑慮和戒心、順利抵達甘陝地區會師，中共中央設置了專門的民族工作機構，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具體政策，各路紅軍發布有關指示、決議、布告、宣言，張貼通俗、形象的標語、法規、口號、壁畫，使少數民族了解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原則立場和政策主張。

　　1934年11月，中央紅軍在湘桂民族區域宣傳共產黨主張平等、民族自治。1935年《八一宣言》聲明，實行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毛澤東對紅軍官兵交待：你們必須與各族人民建立親密的關系，以平等態度對待各族人民。

　　紅軍總政治部提出了聯絡和爭取少數民族上層人士，並同他們訂立各種政治的與軍事的聯盟，改變了過去把少數民族上層同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並列一起反對的政策﹔紅軍規定絕對不打彝民土豪、不打藏族土豪、不立即提出沒收土司的財產土地等。1935年5月，劉伯承主動和小葉丹在彝海邊歃血結盟，小葉丹等彝族民眾的護送紅軍暢行七天直達安順場，贏得了強渡大渡河的勝利。紅四方面軍在甘孜爭取白利寺活佛格達的支持走出了草地，在甘南卓呢爭取土司楊積慶撤除工鐵布防線順利轉移。

　　紅軍中絕大多數官兵雖出身貧苦、目不識丁，但言行真誠朴素、以身作則，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每到一地立即派人調查當地風土民情並印成“情況通報”，把民族政策編成歌謠來宣傳﹔尊重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編寫少數民族與漢族語言文字對照表，漢文和少數民族文同時使用﹔保護少數民族人民利益，嚴守紀律，所到之處不隨便進民房，不吃老百姓的飯，為老百姓背水劈柴、救疾治病。少數民族群眾從中看到了紅軍與國民黨軍閥的區別。

　　紅軍幫助各民族群眾建立革命政權，吸收少數民族優秀分子或分配少數民族紅軍干部戰士參加﹔紅四方面軍在甘孜開辦學校培養藏族干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后開辦蒙、回干部學校和訓練班等﹔提拔和使用一大批少數民族干部，如紅二方面軍副政委關向應是滿族、紅九軍團長羅炳輝是彝族、大金川紅軍獨立第二師師長馬駿是藏族、大金川省回民委員會主席肖福禎是回族阿訇等，為建立紅色政權提供了人才，為民族區域自治准備了人才。

　　少數民族群眾看到了中國共產黨抗日的真誠、團結他們的真心，最大限度支持了已無根據地可供依托、經年遠征作戰的紅軍，黔西北苗、回、彝、漢5000余人參加中央紅軍﹔獻出家中門板鋪墊瀘定橋、赤水橋，使紅軍跳出敵人包圍﹔掩護紅軍傷病員，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使這支腳穿草鞋、衣衫襤褸、面黃肌瘦的隊伍鍛鑄成拖不垮、打不爛的鋼鐵之旅。

　　蔣介石指望紅軍被消滅在民族關系緊張的藏、回地區，還飛到成都命令華西軍閥消滅進抵彝族地區的紅一方面軍，重演石達開的太平軍在大渡河一帶被消滅的歷史，但幻想破滅了。

　　朱德說:“我們體現了馬克思的名言，世界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可以說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喜劇出現。蔣介石在成都等待了好幾個月，可是歷史並未重演。”

　　五、紅軍所到之處，保護宗教活動場所，對寺內大殿和經堂派崗加哨，對佛器、經書、建筑嚴加保護。

　　長征中，紅軍在湖南、貴州、四川、雲南、寧夏、甘肅、青海等少數民族地區滯留最久，這裡的藏、土家、納西族等信仰佛教﹔白、瑤族等信仰道教﹔回族信仰伊斯蘭教。

　　中共中央發布宗教工作決議、布告及指示，在解決復雜的民族問題的同時穩妥處理宗教問題。

　　各路紅軍進駐少數民族地區時鄭重宣布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紅一方面軍1935年9月到達甘肅哈達鋪回民區，特頒布《回民區域政治工作》規定：進入回民區域應先派遣代表同阿訇接洽，說明紅軍北上抗日的意義，獲得許可后才准進入回民鄉村宿營，否則應露營﹔保護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自入清真寺，不得損壞回民經典﹔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等。當地回民看到紅軍到郊外煮飯，頓生好感。

　　賀龍部途經雲南中甸藏傳佛教最大喇嘛寺時，表明共產黨尊重宗教信仰，紅軍不動喇嘛寺內的一切，加崗放哨保護寺廟、僧侶們的安全。紅二、六軍團在黔西北彝族聚居區，規定不許侵犯少數民族的祠堂，不准亂動彝族的靈房、神龕，及時查處了個別戰士將喇嘛衣服撕破打草鞋、將經典用來鋪睡等問題，並“處罰十一團政委（給以警告），並印發通令公開在支部各種會議上斗爭”。

　　紅軍努力推行政教分離政策，主張民主管理宗教。1935年6月，紅軍在給康藏民眾的宣言中稱：“宗教與政治必須分離，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同時人民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宗教不得干涉政治。”1936年3月、5月，紅四方面軍先后指出：“政教必須分離，喇嘛等絕不能干涉政權機關。”同時宣布“在法律上，僧俗一律平等，喇嘛犯法一樣依法處理”。

　　紅軍加強與活佛、阿訇、祭司等宗教上層進步人士的溝通與互信，吸收當地頭人、土司、喇嘛和阿訇等宗教上層進步人士參加建立地方民族政權。毛澤東、朱德、賀龍、劉伯承等都親自做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的工作，有的還訂立了政治或軍事聯盟。陝甘回族中的一些阿訇以及其他許多信教的愛國者支持紅軍、參加革命﹔貴州鎮寧布依族頭人陸瑞光護送紅軍過境英勇就義﹔鬆潘羌族世襲土司安登榜放棄土司地位和家業參加紅軍。

　　對虔誠傳教並對中國革命予以同情的外國宗教人士寬以相待，1934年10月紅六軍團至貴州境內扣留了天主教瑞士籍勃沙特等人，帶勃隨紅軍長征並在生活上照顧，肖克、王震等紅軍領導為勃獲釋餞行並提供足夠的路費。勃沙特1936年12月在英國倫敦出版回憶錄《神靈之手》，以其與紅軍相處18個月的經歷告訴人們:“實際上，紅軍的領導人是堅信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並在實踐其原理，是另一種頻率和形式的蘇維埃。”該書幫助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擴大了影響，回擊了西方和國民黨對紅軍誣蔑、攻擊輿論。

　　六、著名史學家胡繩說：大批中間的力量參加，政治力量的對比就變了，這就是人心向背起了決定作用。

　　中間力量主要指部分民主黨派及中間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他們以其特有的社會面貌廣泛聯系社會各界人士，分量不小﹔在國民黨上層和地方實力派、文化教育界、政治經濟界、科學界以及愛國青年學生、華僑中有地位，影響不小﹔創辦了許多報刊引導社會輿論影響政治走向，政治上活躍且步調基本一致，力量不小。

　　抗戰之初，有的中間力量輕信國民黨的抗戰許諾，把抗戰勝利的寄托押在蔣介石身上﹔有的中間力量公然要求共產黨交出軍隊，取消陝甘寧邊區，將馬列主義暫擱一邊。國共雙方雖都力爭中間力量站在自己方面，但都不會使自己的政策受中間力量的左右。

　　中國共產黨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率先提出紅軍願意同全中國的民眾與一切武裝力量聯合起來共同抗日。民主黨派及中間黨派、民主人士同感共產黨民族精神和民主意識的覺醒，熱烈擁護共產黨的主張，呼吁國共兩黨“互相寬容”、“破鏡重圓”，對蔣介石形成了巨大政治壓力。

　　中國共產黨在長征路上發表《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在民族危亡關頭，團結、抗戰、民主成為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及中間黨派、民主人士實行合作最直接、最基本的動因。1935年10月，中華民族革命同盟領導人陳銘樞致電蔣介石“非停止內戰無以抗敵，非全國抗戰無以圖存”。1935年11月10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在香港九龍大埔道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干部會議，改黨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農工黨前身），通過了《臨時行動綱領》和《告同志書》，由最初的“反蔣排共”轉變為“反蔣聯共抗日”，逐漸走上了與共產黨合作的道路。1935年12月12日，沈鈞儒、馬相伯、章乃器、鄒韜奮等280余人，發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表達了對民族危亡的深切憂慮和奮起救國的決心。

　　民主黨派及中間黨派、民主人士感到，毛澤東及其共產黨人，不計前嫌，以極大的政治情懷和社會責任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是共產黨的讓步，應以行動積極配合。

　　宋慶齡堅決支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6年1月,請曾是共產黨員的董健吾牧師到延安，使中斷了近十年的國共關系重新聯上﹔同時，宋慶齡又協助燕京大學美國講師、記者斯諾去陝北採訪，寫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記》，不僅首次讓世界了解到紅軍，而且使國統區中很多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從不理解到心存同情再到隱約懷有某種期許。

　　1936年4月，馮雪峰作為中共中央特派員赴上海，緊緊依靠魯迅，與茅盾、鄭振鐸通力合作開展文藝界統戰工作，9月中旬發表了《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魯迅、郭沫若、巴金、茅盾、鄭振鐸、林語堂等21人在宣言上簽名，文藝界統一戰線已然形成。

　　1936年8月，毛澤東負責整個統戰聯絡工作的領導，把建立統一戰線工作放在第一位，為中共中央起草《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公開倡議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建立民主共和國。毛澤東后來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中說明：“新的民主共和國所包括的成分是什麼呢？它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及一切國內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這些階級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聯盟。”

　　毛澤東針對不同統戰對象，有的通過信件交流，或聯絡感情，或闡釋主張﹔有的派人當面協商，或陳述利害，或提出要求。毛澤東親自致函各黨派、民主人士、學術師友、社會賢達共70多人。1936年9月，毛澤東派潘漢年當面聽取宋慶齡對具體組織統一戰線意見，並請宋慶齡介紹國民黨中樞人員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孫科等與潘漢年一見。1936年9月18日，毛澤東致函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的領導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希望今后“在各方面作更廣大的努力與更親密的合作”。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致信學界泰斗蔡元培，說明“共產黨創議抗日統一戰線”，蔡元培讀后不顧年邁之身，去南京見蔣介石要求國共共同抗日，不答應就不走。

　　中國共產黨將民主黨派及中間黨派、民主人士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政治上爭取團結合作，組織上切實扶持幫助，利益上充分尊重照顧，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創造了發生和發展的歷史機遇，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奠定了社會基礎與政治基礎。

　　許德珩、馬敘倫、楊秀峰、張申府、程希孟等教授，在“一二·九”運動后組織了北平文化界救國會，積極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愛國民主人士主動與共產黨地方組織及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等接觸，並通過派代表、設電台、開座談會等形式與共產黨保持特殊的聯系。李濟深、蔣光鼐等呼吁各黨派共同組成聯合戰線武裝抗日。馬敘倫“西安事變”前后兩次入川，勸說阻止四川軍閥劉湘對紅軍的圍剿。第三黨的黃琪翔邀請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和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張群一起到他家座談，促進國共合作﹔黃琪翔、章伯鈞、彭澤民等派黨員羅任一去西安，利用與楊虎城的老關系，多次與張學良商談推動聯合抗日。救國會通過愛國人士杜重遠做東北同鄉張學良的工作，張學良表示“不會辜負眾友人的期望的”。張學良1936年7月到南京出席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朴等拜訪了他，並同他就組織聯合陣線、抗日救國等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

　　一直處於各自為政、渙散狀態的中間力量，在紅軍長征期間勇敢地站在了抗日民主運動的前沿，贏得了民眾的好感和尊重，贏得了共產黨的贊許和支持，但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他們作出了不同的政治抉擇。張瀾先生曾意味深長地說：“如果沒有毛主席和共產黨對民盟的引導，我們民盟還不知道走到哪兒去呢。”

　　著名史學家胡繩總結說：“……革命能勝利，是因為我們黨把中間勢力拉過來了，如果中間勢力都倒向國民黨，共產黨就不可能勝利。中間勢力的作用很重要，我們黨內有些人還不懂得這一點。”

　　七、毛澤東在長征前就指出：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來的。要利用反動派間的矛盾，加強統一戰線工作。

　　紅軍長征前后的地方實力派，主要有桂系、粵系、滇系、馮系四大派系，還有川系、晉閻系、綏傅系、陝楊奉張系等，他們擁兵自重，封疆自保，掌握一方大權。

　　長征中，蔣介石先后調動300多萬陸軍、騎兵、空軍等，既有中央軍，也有地方實力派，還有地方的少數民族反動土司、頭人的部隊等，企圖將各路紅軍消滅殆盡，也試圖趁機削弱和控制地方勢力，以收一石二鳥功效。而南方的地方實力派與蔣介石貌合神離，以求半獨立狀態﹔西南的地方實力派既怕蔣介石乘機染指地盤，又怕紅軍入境動搖自己的地位，不惜與紅軍妥協。

　　毛澤東在長征前就指出：“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來的。我們不能像教條主義者那樣，隻知道‘御敵於國門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動派間的矛盾，加強統一戰線工作。”1934年7月15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聯名發表北上抗日宣言，聲明願同全國武裝隊伍聯合起來共同抗日，為最大程度爭取部分地方實力派保持中立或觀望提供了條件﹔1935年1月，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關門主義錯誤，為與地方實力派合作提供了保証。實際斗爭中，將民族、國家利益置於階級利益之上，以統戰為主輔之以軍事打擊，以軍事打擊為主輔之以統戰，既聯合又斗爭，雙管齊下，巧妙周旋，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

　　粵系陳濟棠是中央紅軍最早遭遇的地方實力派。1934年10月，蔣介石安排重兵在贛南、湘粵邊、湘東南、湘桂邊構筑四道封鎖線圍追堵截中央紅軍，陳濟棠深知蔣介石是“借刀殺人”，明裡擺出進攻紅軍的架勢，暗地派代表到江西蘇區與紅軍秘談，達成包括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必要時互相借道等協議，為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提供了良機。

　　滇系龍雲對蔣介石素有戒心，1934年12月中央紅軍進入雲南，滇軍隻追不堵讓其過境﹔1936年2月，肖克率紅二、六軍團進入雲南，寫信給滇軍將領孫渡建議雙方締結抗日停戰協定，龍雲知悉令孫渡隻尾追紅軍並送出滇境。

　　川系楊森在1934年初與紅四方面軍協商達成了分駐巴河兩岸、互不侵犯的協議，川軍還給紅軍送去食鹽。1935年5月，中央紅軍入川，楊森主動與朱德信函往來，紅軍不放一槍一炮安全離川。朱德、劉伯承還致信川系鄧錫侯：“國難當前，紅軍和川軍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鄧錫侯受到感化，也為保存實力，命令追擊部隊與紅軍保持一天行程的距離，以應對蔣介石。

　　桂系與中共早有來往。李宗仁曾表示完全贊成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兩廣事變剛平息，桂系代表錢壽康到陝北保安向中共中央通報情況，並送交與中共訂立抗日救國協定（草案）的書面文件。毛澤東寫信給李濟深：“國難如斯，非有幾個純潔無私之政治集團及許多艱苦奮斗之仁人志士為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之中堅，偉大的反日統一戰線之真正完成與堅持斗爭，是不能容易達到目的的”，希望他和李宗仁、白崇禧派專人來陝常駐，溝通情意。

　　在華北，軍界、地方實力派直接感受日本大肆軍事擴張和經濟封鎖，是最有可能爭取成功的統戰對象。1935年8月14日，毛澤東分別致信均曾為西北軍將領的第二十九軍軍長兼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和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天津市長張自忠、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劉汝明，希望他們確立抗日決心。張友漁、張經武等深入開展統戰工作，推動了宋哲元和第二十九軍的抗日。

　　在西北，這是陝北根據地的周邊，與蘇區安危休戚相關。1936年9月和10月，主力紅軍會師陝北，但並未真正擺脫蔣介石的軍事圍剿。毛澤東分別致信楊虎城及其總參議杜斌丞，周恩來與張學良秘密會談。中國共產黨經過努力，與張的東北軍達成了停止內戰、互派代表、共同抗日等協定，與楊的十七路軍建立了停止軍事對抗、取消經濟封鎖、建立軍事聯絡等關系，實現了“三位一體”的西北大聯合。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24日、25日周恩來兩次見蔣介石磋談，蔣介石最終當面做出“停止內戰、聯紅抗日”的承諾。“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成為黨的歷史命運的一個轉折點。

　　1935年瓦窯堡會議后，中國共產黨加強對公然對抗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國民黨上層人士和軍隊將領馬佔山、傅作義、宋哲元、蔡廷鍇、蔣光鼐、馮玉祥等的統戰，加快了對地方實力派統戰工作的步伐。1936年6月，鄧發赴新疆與盛世才聯系。1936年9月，彭雪楓攜毛澤東的親筆信赴蘭州，同於學忠就雙方立即停戰、聯合抗日救國等進行會談。1936年夏，彭德懷西征中派朱瑞與東北軍騎兵第六師達成了互不侵犯的協議，還給寧夏的馬鴻逵、馬鴻賓發出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救國的提議。1936年10月，毛澤東派彭雪楓赴山西做閻錫山工作，並初步建立了統一戰線。

　　中國共產黨通過對粵系、滇系和川系等地方實力派的統戰工作，加固了長征勝利的基礎﹔通過對華北、西北等地方實力派的統戰工作，鞏固了長征勝利的成果。從此，中國出現了抗日戰爭時期舉國一致抗戰的嶄新局面。

　　八、長征勝利雄辯証明：搞統一戰線不是為了好看、好聽，而是有用、有大用。

　　將統一戰線喻為“法寶”，是毛澤東對統一戰線重要性最為通俗而精確的概括。

　　經過了80年的歲月，我們從統一戰線這個視角回到原點去全面認識長征的勝利，那些留下的必須書寫並見証的人與事，能夠啟發我們的思考，能夠塑造我們的進程。

　　中國共產黨在長征中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精神支撐，紅軍將士進行著不屈不撓的抗日斗爭，不惜凜然赴死﹔地下黨組織在國統區不間斷地發動抗日救亡運動，不惜以死相拼。這一切動力，都來自於中國共產黨對人民、對國家的忠誠，沒有動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沒有改變對共產主義的堅持，沒有停止對共產主義的推動。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問鄧小平：“長征的時候你做什麼？”回答：“跟著走！”跟誰走？跟共產主義信仰走。

　　中國共產黨在長征中應時適勢的統戰工作是一個橋梁，把瑞金和延安兩個中國革命重要歷史階段連接起來，証明了中國共產黨是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組織者和鼓舞者，是當之無愧的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証明了統一戰線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戰略，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組織社會、建設國家的工作途徑。

　　中國共產黨在長征中提出的關於統一戰線的指導思想、政策設計、目標取向，遵循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精髓，符合當時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動力、前途，在歷史邏輯中形成，在革命實踐中發展，在時代演進中成功，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協商民主思想的理論源頭，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發展方向。

　　中國共產黨在長征中構建中國社會各階級政治力量的聯合與團結，著眼發現他們身上的革命潛能，著力尋找彼此認同的價值指向，使立於不敗之地的力量得以集聚，並穩固地融入中國革命中，表現出開闊的政治視野和寬廣的政治胸懷，表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特質就是大團結大聯合，魅力就在能把人心和力量解決好。既然中國共產黨在力量弱小、搞革命、奪取政權時就成功運用了統一戰線這一“法寶”，那麼在力量強大、長期執政、搞建設改革開放時，更有智慧、更有資源、更有意志，讓統一戰線這一“法寶”更加發揚光大。

　　紀念80年前的紅軍長征，為的是讓沉甸甸的記憶長久保持喚醒的狀態，從來就不用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

　　（作者單位：中央社會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