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與《晉祠銘》

《晉祠銘》行書碑

　　在山西太原的晉祠完好地保存著一塊碑——《晉祠銘》。

　　這是一塊由唐太宗李世民親自撰文並親自書寫的御制御書，它還是中國書法史上的第一塊行書碑，因而在書法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它既是晉祠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也是中華民族的國之瑰寶。

　　中國有立碑的傳統，征戰凱旋，歌功頌德，都要撰寫文章並刻在石頭上，以求永恆。李世民在征戰高麗的回途當中，專門到唐朝的龍興之地晉陽來修養。時為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李世民已48歲。眾所周知，晉祠是晉國開國諸侯唐叔虞的祠堂，有著3000多年的歷史文化積澱。李世民當年隨父親李淵就是在晉陽的晉祠唐叔虞祠前祭拜盟誓之后起兵，第二年攻取長安，建立唐朝，因而晉陽城一直被視為唐朝的龍興之地和政權根基所在。相隔30載，故地重游，百感交集，李世民懷著感恩晉祠、感恩晉水、感恩唐叔虞的心情，寫下了這一通千古聞名的《晉祠之銘並序》，簡稱《晉祠銘》。

　　唐太宗在這篇文章中核心是提出了貞觀之治的精髓：“德乃民宗，望為國范”。李世民滿懷感恩之情重游晉祠，以水比德描繪晉祠“臨汾水而濯心，仰靈壇而肅志”﹔在唐太宗眼裡，晉祠比蓬萊的海上仙境要美、比昆侖山上的閬苑仙葩還要美。晉祠供奉的唐叔虞的神靈，保佑唐朝“一戎大定，六合為家”，這是彰於天命，實賴神的保佑，所以要“無言不酬，無德必報”，所以要感恩，感恩晉水神祇，感恩叔虞的神恩﹔並明確指出唐朝國號的來歷是承襲唐堯﹔唐朝遵循著周朝晉國“經仁緯義”的國政，也就是唐叔虞以仁義治國，恪守正大光明之道，行為要合乎道德規范，進而提出以德治國，以民為本。也就是以道德為崇高理想，其核心是誠信，誠信必須由國家來做，包括政治誠信，表現為制度誠信、法律誠信，讓權力受到制約﹔以民為本，就是放水養魚，養富於民﹔惟賢是舉，德才兼備，也就是說選才用人首先看德。為什麼說唐太宗是千古一帝、帝王的楷模，由此可見一番。

　　唐太宗李世民不但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軍事家、勵精圖治的政治家，而且唐太宗對中國書法的貢獻也是非常大的。

　　首先，作為帝王，他把王羲之推上了至高無上的“書聖”之地位。李世民親自撰寫《晉書王羲之傳》。《晉書》是唐朝政府組織文人學士對前朝整個政治、軍事、文化、社會整體修撰編史，而李世民獨獨為王羲之寫傳，可見李世民對王羲之的偏愛至極。其中“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這一書法論點，對后世產生了重要影響。

　　李世民對王羲之的偏愛，已超越了個人的偏愛。應該說作為帝王，李世民開啟了一個書法新時代，決定了書法的走向，從而造就王羲之為代表的帖學一脈統治整個中國書法1300多年。

　　唐太宗李世民還是書法的實踐者，其書法堪稱一代大家。《晉祠銘》就是李世民以王羲之的書法精神一氣呵成的千古名碑。

　　《晉祠銘》碑高195厘米、寬120厘米、厚27厘米。在唐以前，碑文書體一般是以篆書、隸書或楷書來書寫，以示庄重威嚴，在秦朝是用篆書，在漢代是用隸書，在唐代是用楷書。但李世民卻打破常規，以行書書寫，也使此碑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的第一塊行書碑。在此之后碑的形式就更加豐富多彩了。此碑碑首為圓形，由螭首下垂裝飾，華麗而庄重。碑首的正中間是一塊圭形平面，用來寫碑額，碑額一般是以篆書或隸書來寫，所以有篆額或隸額之稱，而李世民用的卻是飛白書，極為少見。飛白書是由漢蔡邕創造，至今已經失傳。一般碑額就是題目，而這塊碑卻寫的是年月，即“貞觀廿年正月廿六日”。碑的題目在碑文的開頭，即《晉祠之銘並序》。

　　欣賞書法一般來講，首先是“遠觀氣勢，近看細節”，就是站在一定距離看其整體的氣勢、格局、氣象，然后再走近，看細節。這塊碑雄渾大氣，正如唐太宗本人文韜武略、氣壯如山，正所謂“字如其人”。再看細節，全碑1203字，字字有根據，全由王羲之的結體而來﹔雖然絕大多數是字字獨立，但“狀若斷而還連”，也就是常說的筆斷意連，氣脈相連﹔“勢如斜而反直”，左右搖曳，因形態而產生勢態。全篇有39個之字，都各有各的姿態，絕不雷同，可見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用功之深。最后再看其筆畫，用筆遒勁，線條骨力雄強。雖然沒有講究整篇的分間布白，但雄強骨力支撐起全篇氣勢。李世民自言其書法“唯其筆力，而形勢自生”，后人也是如此評價“以筆力為主，不知分間布白為何事，而雄渾厚成，自無一筆失度”。

　　唐太宗晚年常以該拓本贈送貴賓，可見唐太宗對此碑的珍愛。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