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中國古代的盛世

　　開欄的話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一種盛世情結，歷史上也確實出現過多次盛世、治世。那麼，何謂盛世？何謂治世？這些盛世、治世是怎麼來的，盛衰轉換又是怎麼發生的？其間有什麼經驗教訓值得深思？本刊即日起開辟“治世啟示錄”專欄，邀請專家詳解這些問題。

　　中國的封建社會長達2000多年。其間，先后出現過3次公認度最高的“盛世”，即從“文景之治”到“武帝極盛”的西漢盛世，從“貞觀之治”到“開元之治”的大唐盛世，以及“康雍乾”的清朝盛世。它們都是在前朝大亂之后，經過新一代封建統治者們撥亂反正、勵精圖治、最終實現新的大治的結果。對中國歷史上的盛世，需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辯証地看待。

　　大亂之后盛世興，新朝統治者推行了不同於前朝的治國理念

　　大亂之后盛世興。新朝統治者們吸取前朝滅亡的教訓，適時轉變前朝的治國思想，推行不同於前朝的治國理念，推動中國社會走向長治久安。

　　（一）漢朝的無為而治。西漢初年，經濟凋敝，人口流散，社會動蕩不安。為了恢復和發展生產，鞏固新興的政權，劉邦開始“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將混亂的政治局面恢復到合理的政治秩序上來。針對秦王朝實行的苛政，他反其道而行之，採納文人陸賈的建議，用黃老的“無為而治”思想指導治國。劉邦去世以后，西漢王朝盡管經歷了呂后專政，但隨之即位的文帝和景帝繼承了這一治國思想，並由此開創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老子的“無為”思想，本意是行事處事應當順應自然變化。而運用到治國理政上面，正如老子所說：“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皇帝要以百姓的願望作為自己的願望，一切順應民心，“去甚，去奢，去泰”，即治國不可走極端，不可奢侈，不可過分。統治者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能做出超過民眾承受能力的蠢事。在蕭何為相時，“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利用民眾對秦法的不滿，進行改革。在曹參繼任為相時，仍舊堅持“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的方針，強調治國要做到“上無苛令，官無煩治”，避免舉措過多，擾民不安。

　　(二)唐朝的居安思危。親歷隋末動蕩的李世民稱帝之后，經常同身邊的近臣討論如何避免重蹈隋亡的覆轍，認為隋煬帝“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最后落得“民叛國滅”的下場。他認識到民眾的強大力量，撰寫《民可畏論》提出，“天子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說明他注意吸取隋末農民戰爭的教訓。

　　貞觀十五年，唐太宗問身邊的大臣：“守天下難易？”魏征回答：“甚難。”“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日陵月替，以致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安而能懼，豈不為難？”在此，魏征提醒唐太宗堅持任賢受諫，才能治國安邦、守住天下。

　　(三)清朝的乾綱獨攬。1644年，以滿族上層為主體建立起來的清王朝政權，開始治理和管轄中國這樣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為此，清朝統治者們採取乾綱獨攬、高度統一的方針，繼承並強化前朝封建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與蒙古族結盟加強軍事力量，拉攏漢族士大夫加入統治集團，形成強有力的滿漢統治機構。特別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革除弊政，寬容民眾，嚴懲貪官，努力創造適合農業發展的政策環境，促成持久盛世的到來。

　　三朝盛世的統治者們創造新策，推行新政

　　三朝盛世的統治者們轉變治國思想，進而結合治國理政的實踐，創造新策，推行新政，成功地推動中國社會不斷走向文明和進步。

　　(一)輕徭薄賦。西漢初年的統治者一改秦朝賦役繁重的苛政，田租從“十稅一”改為“十五稅一”，漢文帝時改為“三十稅一”，徭役從每人每年一個月減為三年一個月。唐太宗時期主要不是減免租賦，而是防止濫用民力。唐太宗帶頭減少“勞弊之事”。貞觀元年，他本打算建造宮殿，材料已齊備，但想到秦亡的教訓，便停止了。翌年，群臣以“宮中卑濕”為由，多次請求建造新的宮殿，他始終未同意。

　　(二)廣開言路。漢文帝即位不久，便廢除誹謗妖言之罪，允許臣下大膽提出不同政見，努力營造寬和的政治空氣。在這方面，唐太宗做得尤為突出。貞觀二年，唐太宗問什麼樣的君主是明君？魏征回答：“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他深明隋煬帝偏聽偏信的結果是身死國亡，自己便虛心納諫，要求臣下踴躍諫諍。在他的倡導和鼓勵下，前后有30多人進諫。其中，魏征一人所諫就有200余事，數十萬言。太宗從諫如流的開明作風，影響了當時的政治，改變了君臣甚至臣民上下阻隔、閉目塞聽的狀況，使君臣能夠比較真實地了解下情。

　　(三)任用賢才。三朝盛世的統治者們深知，用人得當與否，關系到國家的興衰。

　　1.建立選官制度。察舉制始於漢文帝，成於漢武帝，就是由地方官以德和才為標准舉薦人才。察舉制實行之初，確實選拔了一批人才，使文帝、景帝和武帝時期成為人才濟濟、功業鼎盛的黃金時代，但到后來，逐漸出現了弊端。科舉制自隋朝創立，延續至清末，實行了1300多年。科舉制把讀書、應試與做官聯系在一起，否定了門第出身，使一批出身寒門、有才華的知識分子進入到官吏隊伍，擴大了封建統治基礎，推動了革新的實現和盛世的形成。

　　2.重視搜羅人才。李世民稱帝之前，就開始攬聚人才。每擊敗一個武裝集團，就“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皆與之潛相申結，各盡其死力。”李世民稱帝之后，“開館於宮西，延納四方文學之士”，供給珍膳，恩禮優厚。唐太宗不講門戶，不分親疏，不避仇嫌，不論前后，隻要他們確有才能，忠心於唐，都委以重任。而他們也輔佐唐太宗成就了貞觀之治。

　　3.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唐太宗任用房玄齡、杜如晦做尚書仆射，共掌朝政，分別發揮各自長處。他認為：“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治理國家，難求賢才，更難充分信任賢才。皇帝要能辨別是非真偽，與賢臣建立信任關系，賢才就會打消顧慮，盡忠效力。唐太宗聽從魏征的建議，“竭誠以待下”，與群臣推心置腹，形成上下同心的大好局面。唐玄宗放手讓賢才處理政務，不多加干涉。對此，后人評論道：“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皇即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哉！”

　　(四)崇尚節儉。漢文帝是有名的節儉皇帝。他在位23年，宮室苑囿等無所增添。他多次下詔禁止郡國貢獻奇珍異寶。他平時常穿價格平易的黑色服飾，所寵愛的慎夫人衣不拖地，宮中的緯帳不施紋繡。

　　(五)完善法制。唐太宗令長孫無忌、房玄齡整理和修訂唐高祖制定的《武德律》，刪繁就簡，變重為輕，成《貞觀律》，奠定了《唐律》的基礎。唐玄宗下令編撰行政法典，特別是歷時16年，修撰完成《唐六典》共30卷，詳盡規定唐朝的各級機構和官吏任用，是開元時期政治體制的完善總結，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行政法典。

　　(六)團結異族。唐太宗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唐太宗處理民族關系思想開明，對周邊民族實行“羈縻”政策，即在各民族共同尊奉唐朝中央集權統治的基礎上，承認各民族擁有一定的自主權，不強迫他們改變民族習俗，不遷徙他們入內地，不設立同內地一樣的州縣等。因此，貞觀時期，民族關系比較融洽，不少部落主動要求歸附。

　　古代“盛極而衰”現象反復出現的背后，隱藏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中國歷史上的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極而衰”。唐朝盛世，史所未見。但“安史之亂”的狂飆，瞬間吹散曠世繁華。康乾盛世何等輝煌，但乾隆剛一退位，就爆發白蓮教起義。各地騷亂，使清朝從此陷入風雨飄搖。在“盛極而衰”現象反復出現的背后，隱藏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一）統治者后繼乏人。國家的發展，需要不斷地注入活力，提出新的奮斗目標，再加以正確的政策指導。安於現狀、墨守成規，不能長久地維持繁榮富強。中國歷史上的盛世，最終都趨向守成。統治者們由開拓進取轉為“持盈守泰”，社會各界由奮發有為轉向享受太平，各種各樣的問題和矛盾逐漸滋生、積累、醞釀。而封建統治者后繼乏人，直接加劇了這種狀況。回望盛世，都有明君領航。漢有文帝、景帝、武帝，唐有太宗、武后、玄宗，清有康熙、雍正、乾隆。他們雄才大略，勵精圖治，知人善任，身旁有一批志存高遠、才略卓越的名臣輔佐，共同促成盛世降臨。然而，在封建社會，人治大於法治，國家的發展沒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在實行家天下的專制王朝中，君主的素質總體上一代不如一代。數世之后，即位者全都“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才略根本不能與其太祖、太宗相比。朝中則老臣凋零，裙帶風行，宦官當道。守成已難，更談何開拓進取。

　　（二）統治集團喪失憂患意識。唐太宗執政早期尚能聽從魏征的勸告，居安思危。后來，他滋生自滿心理，逐漸走向奢靡，在納諫、用人、執法方面不如以前那樣清醒和公正。唐玄宗實現開元之治以后，“好大喜功”，由“明”轉“昏”，怠於政事，委任奸佞﹔偏聽偏信，不納忠言﹔追求奢靡，激化矛盾。玄宗晚年宴樂無度，喜好女色。在他的帶動下，“公私相效，漸成風俗，由是物務多廢”，史稱“侈心一萌，邪道並進”。官僚機構龐大、貪污腐化成風，必然造成百姓負擔加重、階級矛盾日趨尖銳。

　　（三）統治階級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發展大勢。大清盛世的締造者盲目樂觀，沉湎於榮華富貴，使盛世成為近代中國落后於世界進步潮流的肇端。從1662年到1795年，幾乎與滿清盛世同期，西方國家正在經歷自文藝復興以來延續數百年的思想解放運動。它最終促成如火如荼的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推動資本主義國家加速發展經濟、科技和軍事。值此世界劇變的關鍵時期，康雍乾三朝卻進一步強化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社會更加封閉愚昧、妄自尊大，使“東方睡獅”深陷封建社會泥沼，停滯不前、不可自拔。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發展差距越拉越大，不知不覺地成為世界進步潮流的落伍者。

　　（岑大利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