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中國公學

　　中國公學，作為胡適的母校，在其個人成長過程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公學成就了少年時期的胡適，而青年時期的胡適又為中國公學的發展營造了較為良好的寬鬆環境，促進了學校的全面發展。

　　入讀中國公學

　　1905年日本文部省頒布了《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則》，對中國留學生要求苛刻，中國千余名留學生因此憤而回國。歸國后，姚宏業等人於1906年春在上海創辦了中國近代史上較早的私立學校之一———中國公學。

　　中國公學創辦之初，清政府不認可，加之社會上對於穿洋裝的留學生也投來異樣的眼光，因此辦學工作舉步維艱。主要創辦人姚宏業在此情況下為警醒國人，憤而投江自盡，留下幾千字遺書：“中國公學的創辦注重德育，目的在於培養真國民之資格。我死不足惜，但願我死后同胞們務必輔助我中國公學為中國第一等學堂，為世界第一等學堂而后已﹔希望同胞們能支持中國公學，之前仇視中國公學的人也能幡然悔悟，那麼我雖死猶生。”此后，社會上的人受到極大的震撼與感動，支持和報考公學的人也多了起來，胡適就是其中的一位。

　　1906年秋胡適考入中國公學。當時，中國公學的行政權掌握在學生手中﹔同時學校也是革命派宣傳的一個重要場所，章太炎等革命黨領袖曾住在這裡，這些都對胡適的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

　　胡適入學后就參加了競業學會，擔任《競業旬報》的主要編輯。依靠報社的編輯費，胡適一方面得以貼補平時的生活所需，另一方面，這份工作也給他提供了一個鍛煉白話文和展示自由思想的舞台。1909年，胡適畢業離開了中國公學，開始准備留美賠款官費的考試，次年赴美留學。

　　在中國公學三年多的求學經歷，對胡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后來說：“我若不進中公，后來的發展方向當不同。”

　　出任公學校長

　　1928年3月，中國公學因發生風潮，原校長何魯辭職。此時的胡適已在北京大學任教多年，積累了一定的辦學教學經驗。另外，胡適曾在這裡求學，與公學有深厚的淵源。因此，1928年4月27日，中國公學校董會正式公推胡適為校長，得到了廣大師生的認可。

　　1928年4月30日，胡適到校任職。此時的中國公學存在很多問題：學風差，學生經常鬧事﹔學校規章制度不健全，甚至連校規都沒有﹔辦學經費緊張，情況令人擔憂。面對這種情況，胡適在學校董事會和老師們的支持下，隨即對學校在多方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極大地改善了學校狀況，促進了學校發展。

　　胡適首先從組織和規章入手，制定了校務、教務會議組織大綱，成立了學校章程委員會。同時，改組了校董會，通過了《中國公學校董會章程》和《中國公學組織大綱》，對學校名稱、宗旨及校長、董事等具體職責進行明確規定。

　　胡適從1928年暑假開始調整學校的院系設置，最終改為文理學院、商學院、社會科學院等三個學院六個系。此舉一方面便於課程的安排和學生的全面培養，另外，有助於節省經費，減輕學校經濟上的壓力。

　　繼承“兼容並包”

　　在教師的選聘上，胡適繼承了蔡元培“兼容並包”的作風，遵循“不分派別，不限資格”的原則，將學術水平和能力作為標准，堅持不拘一格選聘優秀教師。例如沈從文隻有小學文憑，胡適也大膽聘用他為大學老師，誠如沈從文說，“這是胡適校長給予我的難得的機會，是一種很大膽的嘗試”。

　　胡適認為“教育的成功，此實系環境所使然”，因此，他開除了一批不注冊、不上課、打架斗毆、使用假文憑的學生，整飭了學風，樹立了學校威信。同時，他積極支持《吳淞月刊》《中公學生》《中國文學季刊》等刊物以及各種學會的創辦發展，活躍了學術氣氛，給老師和學生提供了提高學術水平和表達思想的平台，為學校建設了良好的學風。此外，學校還積極倡導學生參加體育鍛煉，每年春秋兩季舉辦運動會，胡適曾為之創作《中國公學運動會歌》，豐富了學生的課余生活。

　　經過改革，中國公學的教師隊伍不斷壯大，學生數量和質量普遍提高，學校知名度和招生情況逐漸樂觀。在胡適掌校的兩年時間裡，學生數目從300多人增加到1300多人，發展很快。學校原有的規模已經不能容納學生現有的數量，為此得以擴建，開設了分校區，新建了校舍。

　　胡適的改革使得中國公學迎來了發展的高峰期。“胡適對於中國公學的發展，我們不能不佩服﹔胡適對於中國公學的整頓，不算不盡力”，“如果胡先生能多做幾年校長，再多盡一點兒力，將來把中公由較好的大學，升到世界著名的大學，也是意料中事”，這是當時學生對胡適治校的評價。

(來源: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