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廬先生中國思想史研究的特色與貢獻

侯外廬先生

　　侯外廬（1903—1987）先生，是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中國思想史家、教育家，與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諸學者並稱為史學界“五老”。侯外廬先生將中國思想史置於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基礎上，開創了享譽學林的侯外廬學派，對於促進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侯外廬論中國歷史的獨特道路

　　侯外廬先生論中國歷史、中國社會史和中國思想史，既繼承中國思想學術史的優良傳統，又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作為研究指導。這正如歷史學家白壽彝先生所說，侯外廬“研究中國歷史總是想把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中國化，也可以說把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民族化。這一點很重要”。又說：“這反映了我們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到新的階段，外廬同志的著作是這個階段的標志。”

　　侯外廬先生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學習和研究，開始於1928年至1938年這十年間對馬克思《資本論》的翻譯。他說：“對於一部完整的科學理論，翻譯中的理解角度，往往不同於閱讀中的理解角度。我在歷史研究中所注重的研究方法，相當程度取決於我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的認識。”這說明，侯外廬先生用十年時間從事《資本論》的翻譯，是為了理解什麼才是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真諦。

　　侯外廬先生曾經說，我們要現成地從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關於中國社會史與思想史的具體結論，那是不可能的。《資本論》的主題並不是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也沒有提到中國。

　　侯外廬先生認為，馬克思在分析以印度為主的東方古代社會時，曾經提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不過這個理論並不十分明確和系統，因而國際學術界對此概念的理解也存在很大分歧。在此情況下，侯外廬先生於20世紀30年代，仔細閱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資本論》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查找出100多條馬克思、恩格斯有關東方古代社會的論述，從而對於“亞細亞生產方式”有了比較全面的理解。1945年侯外廬先生發表《我對“亞細亞生產方法”之答案與世界歷史學家商榷》，1946年他又在修改《中國古典社會史論》（1941年出版）的基礎上，出版《中國古代社會史》（1955年再版時定名為《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對“亞細亞生產方式”做了全面的論述。

　　侯外廬先生的這些論述，其主旨在於說明中國古代與西方古代不同，有自己獨特發展的道路，認為，世界上古代文明的發展路徑不止一條，有古典的形態（如希臘），還有非古典的形態，即“亞細亞生產方式”，這在中國的古代表現為：從氏族社會走向文明社會，保留了舊有氏族組織的某些方面，在氏族血緣關系的基礎上建立起國家組織﹔由此演變成為血緣的宗法制。侯外廬先生強調，中國學人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要找出自身的特點，不可用西方歷史的模式來硬套中國歷史。

　　在20世紀40年代，當侯外廬的《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再版之際，他寫下這樣的感言：“中國學人已經超出了僅僅仿效西歐的語言之階段了，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無所顧慮地能夠自己使用新的方法，發掘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了。”在20世紀，經過長期探索，中國史學家不必言必稱希臘，他們努力將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與中國歷史文化相結合，進行創造性研究，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中國思想通史》的學術價值

　　侯外廬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共五卷六冊，260余萬字），是一部完整的關於中國思想史的學術著作。

　　中國思想史是中國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理論化的中國社會思想意識的發展史。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思想、經濟思想、哲學思想、科學思想、法律思想、軍事思想等，都是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對象。在中國思想史的綜合研究中，更多是關於哲學思想、道德倫理思想、政治思想的內容。

　　侯外廬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先秦時期）撰著於1946年，1947年出版，署名為侯外廬、杜國庠、趙紀彬。《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秦漢時期）與第三卷（魏晉南北朝時期）完成於上海解放前夕，作者除以上三位，增加了邱漢生先生，1950年出版。新中國成立后，侯外廬先生指導他的幾位助手，於1957年完成《中國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的修訂增補工作。第四卷（隋唐宋元明時期）是在不適合進行學術研究的1957年至1959年完成的，作者隊伍有所擴大，於1960年出版，分上下兩冊。侯外廬先生回憶說，《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留下了粗糙的痕跡”。《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定名為《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1956年出版，內容從明末清初開始，由《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1945年出版）補充、修訂而成。

　　綜觀《中國思想通史》五卷六冊，從寫作、出版、修訂到再版，歷時較長，其時正是社會激變時期，侯外廬先生等老一輩學者生活在動蕩中，承受著不少壓力，但他們仍然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為指導，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學術著作，其動力來源於內心深處的強烈責任感。《中國思想通史》最顯著的特點是：將中國思想史建立在中國社會史的基礎上，這樣，思想就有了社會基礎。

　　《中國思想通史》除力圖展示歷史與邏輯的統一，還注意關於社會思潮與思想史學派的研究。它告訴人們：中國思想史不僅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思想研究，而且有基於社會存在而形成的某一歷史階段中飽含時代特色的思想史，對今天和未來都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也就是說，思想家與時代性結合在一起。

　　關於中國社會史與思想史的聯系，侯外廬先生有兩本著作，即《中國古代社會史論》與《中國封建社會史論》可作代表。侯外廬先生關於中國封建社會的論述，曾提出“土地國有論”觀點，這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曾經引起學術界的討論。什麼是“土地國有論”呢？他說：“我所講的‘國有’即馬克思所指的‘國家’或‘君主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這是中國封建社會中長期佔支配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但它不是唯一形式。”不同歷史時期的“皇權”就建立在這個物質基礎上。

　　我還想提到，《中國思想通史》繼承了中國傳統的考據方法，這不是偶然的。侯外廬先生對王國維史學方法有過精深的研究﹔杜國庠先生對儒墨思想做過深入的比較研究﹔趙紀彬先生對章太炎的學術研究方法有系統的論述﹔邱漢生先生精於古史考証，並長於義理發揮。他們的這些優長結合起來，就形成了《中國思想通史》中對傳統研究方法的傳承與發展。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可以和傳統的學術研究方法結合，並賦予它新的生命力。

　　侯外廬先生的中國思想史研究，發掘了不少過去不被人們注意的思想家，比如對清初方以智的全面論述，就是顯例。他還重視中國思想史的普及工作，與其助手寫了教材性質的書，如《中國思想史綱》《中國哲學史略》等。

　　侯外廬先生的自傳《韌的追求》一書是以自評《中國思想通史》作為結束語的，他說：“我的工作只是對中國思想史作了初步探索，中國豐富的珍貴的思想遺產有待進一步整理與總結。‘青，取之於藍而勝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先哲荀子的名言說出了后來居上這個真理。我深深期望也深深相信，我國的思想史、哲學史的著作之林將來會出現凌雲的杰構。”

　　（作者系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