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國“永久中立”設想賞析

　　9月7日，蒙古國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正式提出“永久中立”設想，欲效仿瑞士等國，實行和平、中立、平衡、非攻、等距、多點的外交國策，並扮演防止亞洲紛爭的“對話中心”，通過對話、調解，解決爭端，擴大影響，維護國家利益。

　　“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中外地緣戰略家都認為，地理位置仍是規定民族國家對外政策優先目標的出發點，了解一國的地理便能了解其外交政策。與此關聯，地理環境作用的大小，亦受行為體的戰略觀、安全觀、外交觀影響。

　　蒙古國這片歐亞大陸草原，夾在中俄兩大鄰國之間。這種特殊地理位置，固然對其外交回旋空間構成限制，但也突出了其特有的戰略緩沖、戰略腹地、戰略楔子等價值。此種地緣政治意義，不唯對中、俄起作用，亦為美、歐、日、印等國所看重。

　　按美國戰略家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的地緣戰略理論，蒙古國當屬地緣政治支軸國家。該理論認為，此類國家因地緣位置重要，有時能成為重要國家甚至地區的防衛屏障﹔有時其本身就對一個更活躍和相鄰的地緣戰略棋手產生十分重要影響。位處歐亞大陸的中俄日應屬布氏理論定性的地緣戰略棋手。

　　20世紀20年代伊始，蒙古國即被卷入中蘇日三國的陸權角逐。迄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窮兵黷武，亡中蘇之心不死。1939年5月至9月，蘇蒙軍與日“滿”軍激戰諾門坎，大獲全勝。此役間接地策應了中國的武漢保衛戰和長沙保衛戰。

　　20世紀50年代，中國奉行對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外交，中蒙同一陣營，和睦相處，共度蜜月。到了20世紀60至70年代，中蘇反目，蒙古站隊與蘇為伍，淪為衛星國，被蘇充作威脅中國京畿的戰略基地，駐兵15萬，中蒙關系因之急轉直下。

　　勢同水火的中蒙關系直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才逐漸好轉。回暖的原因，一是蘇聯解體的外部氣候使然﹔二是蒙古國高層順時而謀，推動對華關系發展。1994年兩國簽訂《中蒙友好合作關系條約》，2014年兩國關系又升格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值得稱道的是，蒙友華而不遠俄，不偏不倚，與兩國保持等距離。

　　在推進“一邊倒”轉向“兩邊好”外交的同時，蒙古國醞釀、形成了“第三鄰國”外交思維。該思維的核心是“多支點”，即“中俄+”公式。在第一、第二位的中俄之外，再納入“第三鄰國”，形成鼎之三足、灶之三石的外交均勢。2010年，蒙古國大呼拉爾通過《新國家安全構想》，將該理念提升到國家安全政策的核心位置。

　　據蒙方解釋，“第三鄰國”並非單指一國、一方、一地，而是泛指中俄之外的任何國家或組織。美歐日印韓等國，以及北約、上合、歐盟等組織，均屬“第三”范疇。緣於蒙古國的重要地緣位置，美歐日以“第三鄰國”自居，聞風而動，大步靠近。尤其是蒙美戰略合作不斷深化，軍事關系全面提升，雙邊軍演機制也擴展為包括日澳印的多邊機制，對中俄構成不小的地緣戰略壓力。

　　從上述蒙古國外交政策演變看，其與時俱進、靈活調整的主動積極面尤為突出：90年代對中俄的“等距離”外交是對60、70年代“一邊倒”外交的否定﹔“第三鄰國”外交是對“等距離”外交的揚棄﹔“永久中立”設想則是對美歐日欲在歐亞大棋局中擺布蒙古的婉拒，亦是更大視野的大國平衡外交。

　　額勒貝格道爾吉總統在聯大講話中指出，中立對蒙古人而言是追求積極、靈活外交關系的有用工具。蒙古戰略界就此闡釋，“永久中立”是“第三鄰國”外交的邏輯延伸，旨在減少第三方對蒙古推行大國外交的猜忌，力爭實現周邊外交“零問題”，國際事務“不樹敵”。

　　論事易，做事難﹔做事易，成事難。蒙古國欲行“永久中立”之路，勢將引起一些國家不爽。10月22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蒙時表示，蒙“在地緣政治上具有重要意義，對於‘俯瞰地球儀外交’來說也非常重要”。可見，日本極為看重蒙古國的地緣戰略價值，欲挾經援、軍售、商貿進行誘拉。此言或許也反映出美歐各國的心態。鑒此，蒙古國“中立”能否永久，外交能否“履中”，就取決於其戰略定力了。

　　（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原院長 陸忠偉）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