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飛 《生活與命運》媲美《戰爭與和平》

俄語文學專家 劉文飛

　　理想國供圖

　　俄國作家瓦西裡·格羅斯曼的小說《生活與命運》，近期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再版。該書以前蘇聯衛國戰爭為背景，展現了斯大林時期的社會全景，被譽為“20世紀的《戰爭與和平》”。近日在北京舉行的新書沙龍中，俄語文學專家劉文飛認為，與托爾斯泰弘揚俄羅斯民族精神的頌歌不同，這是一部抒情的悲劇史詩，已故翻譯家力岡先生恰當地把原作的悲劇性和抒情性呈現出來。

　　著作帶有審視和反思

　　格羅斯曼的《生活與命運》創作於1960年，但是直到1989年才被解禁出版，此時作者已因癌症去世20多年。一年后，中文版便由力岡、嚴永興和鄭海凌等譯者分別翻譯出版。近幾年來，該書再度引起關注，並常常被拿來跟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進行比較，梁文道把它稱作做讀書節目以來最想推薦給讀者的一本書。在2013年的上海電視節，由該作改編的12集同名電視劇獲得了最佳編劇獎。

　　“《戰爭與和平》在戰爭史和文化史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有一部作品可以跟它並列，我想沒有更好的廣告詞了。”在劉文飛看來，文學史的地位需要時間去檢驗，但兩者確實有很多可比之處。從名字上看都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史詩特質，兩部小說也都是用現實主義的手法來全景式地展現一場戰爭，從前線戰事到后方生活，出場人物多達數百個。

　　不過，《生活與命運》並非另一部《戰爭與和平》，兩者的太多相近不應把其中的不同屏蔽掉。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時30多歲，正值青壯年，而格羅斯曼寫這部作品時已經60多歲，下筆時的心境是不同的。劉文飛認為，兩部作品的調性有很大不同，托爾斯泰寫的是已有定論的正面史詩，是弘揚俄羅斯民族精神的頌歌，“格羅斯曼寫的是比較近的歷史，必然要對剛剛過去的現實帶有反思和審視”。

　　一部抒情的悲劇史詩

　　小說圍繞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經歷，通過家族成員各自的遭際串起上百位出場人物，以及一系列交叉延伸的歷史事件。歷史的創痛、現實的積弊、極權與戰爭雙重壓迫下人性的艱難處境，都以深刻的細節展現出來。格羅斯曼是世界上用文字記錄猶太滅絕營慘況的第一人，書中對戰爭真情實況、納粹滅絕營、前蘇聯古拉格的描寫，今天看來依舊震撼人心。

　　劉文飛覺得，《生活和命運》是一部抒情的悲劇史詩，最打動他的是作品的整體基調，“我們既能感覺到它的悲劇性，也能感覺到它的抒情性和史詩形式。比如在第125頁：‘大地是遼闊的，大地上的森林看上去也是無邊無際的。其實既能看到森林的頭，又能看到森林的尾，可大地是無窮無盡的。像大地一樣遼闊、一樣長久的，是痛苦。’這些是詩人的句子。”

　　深刻性、思想性同樣是史詩的特質。書中，格羅斯曼是這樣描寫斯大林時期的：“在這個時期暴露出來的人類天性最驚人的特點就是順從。有時候，前往行刑的地方要排很長的隊，等待被殺的人就自動排隊。有時候，等待受刑要從早晨等到深夜，在長長的炎熱的一天中，已經知道這件事的母親會提前帶著水和面包為兒子准備著。”

　　而在納粹滅絕營中，也有順從的猶太人為納粹服務，格羅斯曼的刻畫同樣直抵人心。比如一位猶太女醫生原本可以依靠職業，為德軍服務而苟存，當她看到一塊進毒氣室的一個小男孩，就覺得必須有人陪著這個孩子一塊死。當毒氣慢慢滲出來的時候，她自言自語地說：“我做媽媽了。”這是她第一次感覺到了母愛。劉文飛認為，從中能看出這本書的主題——關於良心和道德的拷問。

　　力岡寫的序言很動情

　　廣西師大理想國今年再版這部小說，選擇了已故翻譯家力岡的譯本，並首度刊發了完整的《譯者序》。力岡原名王桂榮，出生於1926年，這位大學教師經歷了“反右”和“文革”后，重回安徽師大的講台。他在生命最后20年裡拼命譯書，一共完成20多部、近700萬字的俄羅斯文學名著，除了《生活與命運》，還包括《靜靜的頓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日瓦戈醫生》等。

　　劉文飛大學時代的導師正是力岡。他透露，這位老師個性十足，上課時直接把《文學選讀課》給弄成了《文學翻譯課》，“他把已經有的幾個譯本擺在那兒，把自己的譯本也拿過來，最初的譯名叫《風雨人生》。他就讓我們看看哪個地方錯了，其實那些譯者都是如雷貫耳的名家，他不僅讓我們挑錯誤，還把這些錯誤告訴那些譯者”。

　　力岡曾經告訴學生們，他最喜歡兩種風格的作品，一種是帶有悲劇感，另一種是帶有抒情性，他最鐘愛的兩部譯作《生活與命運》《靜靜的頓河》符合這兩種類型。劉文飛說：“譯者和作家一樣，比較適應某一種風格。譯者不可能是多面手，譯得好的有某些特定的對象，譯者能遇到這樣的書實際上是一件幸事。他有過被打成右派的經歷，當了那麼長時間的反革命，再譯這本書時跟一般人的感覺不一樣。”

　　劉文飛透露，他看到老師寫的《譯者序》時很感動，“親愛的讀者，讀讀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覺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個人，使人知道怎樣做一個人！”劉文飛說：“這位老師覺得自己就是干翻譯的，從來不會輕易寫文章。他最后是忍不住了，一定要寫這句話。”此外，由嚴永興、鄭海凌聯合翻譯，中信出版社再版的版本預計於11月上市，書名為《生存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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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俄羅斯總出大部頭

　　今年，除了格羅斯曼的《生活與命運》將有兩個新版上市外，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還再版了藍英年翻譯的《日瓦戈醫生》，這同樣是一部巨作。俄羅斯文學為何經常能出現大部頭著作？是不是跟天氣太冷有關，作家躲在屋子裡一寫就寫長了？

　　劉文飛覺得，這並非毫無道理，現在有一種學術叫文學地理學，“俄羅斯有個哲學家曾經說過寒帶的人更善於思考，而熱帶、赤道附近沒出過思想家。他還說生活在森林的民族是神秘的、童話般的，平原的民族就像蒙古長調一樣。我覺得這是有道理的”。不過，劉文飛並不認同史詩巨作是俄羅斯人的專屬。

　　劉文飛說：“在史詩體的把握上和作品的構建上，俄羅斯人有過人之處。當然，這跟他們的文學傳統有關。還有一個現象，在俄國作家認為自己也是社會領袖、思想家、哲學家。他們在小說中要解決的不光是愉悅人的問題，也不光是塑造審美形象的問題，而是要把對社會的認識、教人怎麼生活都寫到書中。如果文學作品變成這樣一個容器和載體，隻有一部大型的作品才有可能承載。”

　　■作者簡介

　　瓦西裡·格羅斯曼，蘇俄記者、作家。1905年生於烏克蘭別爾基切夫，上世紀30年代投身寫作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紅星報》戰地記者隨軍四年，是揭露納粹德國死亡集中營真相的第一人。

　　戰后發表小說《人民是不朽的》《為了正義的事業》等。1960年完成長篇小說《生活與命運》。1964年格羅斯曼因癌症病逝。上世紀80年代初，《生活與命運》在歐美各國相繼問世，1988年在前蘇聯出版。

　　京華時報記者 田超

(來源:京華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