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是孤島

　　沒有什麼比聽聞某人自殺更能刺激一個人反思了,尤其是當你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認識”死者。意大利作家切薩雷·帕韋澤認為:任何人都不乏自殺的理由。一個有正常思維能力和情感反應的人,面對社會的殘酷、家庭的瑣碎、命運的捉弄和肉體的脆弱,腦海裡如果從未閃過“可以主動結束這一切”的念頭,那大概也不太正常。但通常只是想想而已,真正付諸實施的畢竟是少數。正像德國哲學家尼採所說:“自殺的想法是一大安慰,你可以通過這種辦法熬過不少難熬的夜晚。”

　　按照自然的設計,活著無需理由。受傷會疼,那是神經系統在警告我們﹔感染病菌會發燒,那是免疫系統在保護我們。生命的機體天生就要趨利避害,盡量地活下去。不過,動物界也有反例。比如動畫片《黑貓警長》有一集叫“吃丈夫的螳螂”,講的是螳螂先生在新婚之夜主動獻身,讓新娘吃掉,為的是對方有足夠的儲備養育下一代。有人因此聯想到,愛情是自私的,也是無私的。這是給自然現象加上道德解釋的典型例子。

　　螳螂先生的遭遇說明,自然並不太重視個體,基因踩著一條血路延續下去。盡管如此,普通人卻難以站在那樣的高度、以如此宏大的視角思考問題。我們的世界很小,真正能觸動內心的東西也很少——社交媒體上那些夸張的表情符號或許只是為了掩蓋沒有表情。活著與其說是對意義的追求,不如說是難以改變的習慣。所以,當身邊有人選擇戲劇性地“退場”,那就像一直在播放的背景音樂突然有個音跑了調,讓你一下子意識到這段音樂的存在,並且開始帶著疑惑仔細傾聽。

　　自殺的一大原因是絕望,而絕望常常被認為是精神疾病的結果,包括抑郁、雙重情緒失調(也稱躁郁症),精神分裂、邊緣型人格等等。這方面,藝術創作是高危行業,多項研究已經正式確定精神病與創造力的關聯。美國小說家埃德加·勞倫斯·多克托羅一語道破:“寫作是社會認可的精神分裂症的一種形式。”所謂不破不立,創造本身就包含著破壞。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也說過,寫小說意味著去往黑暗世界的旅行,不知道會遇見什麼。他多年堅持長跑,或許就是為了保持身心強健,以戰勝旅途上的妖怪。

　　藝術家有把自殺浪漫化的嫌疑。歌德的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出版以后,很多年輕男子開始模仿書裡的主人公,不僅是穿黃褲子和藍外套,甚至還像維特一樣開槍自殺,這被稱作“維特效應”。美國詩人、作家西爾維亞·普拉斯更是把自殺變成一種藝術。在她的小說《鐘形罩》(The Bell Jar)裡,自殺似乎是解決精神痛苦的勇敢方式。

　　自殺其實並不浪漫,有時候甚至可悲可怖到難以描述。這項行動需要周密的計劃和科學的執行,但人的身體也比想象中強健。一個網站說,服毒的成功率為15%,服藥的成功率為12%,而割腕的成功率僅有5%——結果通常不是流血至死,卻是肌腱和神經受傷,導致手部殘疾。

　　如果說有比自殺更悲慘的事情,那就是搞砸了的自殺。18世紀的法國雜文家、劇作家尚福爾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他相貌英俊、談吐機智,曾任路易十六的妹妹伊麗莎白的秘書,后來狂熱地投身於法國大革命,擔任雅各賓俱樂部的秘書,但因對新政不滿而遭人告發入獄,出獄后不久再次面臨入獄威脅,因而決定寧肯自由地死,不願囚禁地生。他把自己關在辦公室,先朝頭部開槍,但只是失去了鼻子和部分下巴﹔然后用裁紙刀抹脖子,卻沒能切中動脈﹔最后猛刺胸部,流了很多血,被管家發現,半年以后才死。

　　搞砸的自殺時有發生,以至於主張理性自決的英國人喬治·梅爾博士寫了一本書《怎樣有尊嚴地死》(How to Die With Dignity)。書中告誡,沖到疾馳的火車(地鐵)、公共汽車或其他車輛前都極不明智,會產生無法預料的結果﹔從擺渡船或其他深海船隻跳到海裡對船上旅客和船員都極不方便﹔跳入電動軌道是一種缺乏自尊的行為,對目擊者是極大的冒犯。美國詩人、作家多蘿西·帕克則對各種自殺手段的缺陷進行了總結:剃刀太疼/河水太濕/酸留痕跡/藥致痙攣/槍支違法/繩索會斷/煤氣難聞/還是活著簡單。

　　在某些歷史時期和某些文化,自殺是一種犯罪,企圖自殺者會被判處死刑——面對人類的任性,法律有時顯得滑稽。今天,自殺通常不會面臨審判,但這仍然是一種有些自私的解決方式,因為它給至愛親朋留下一筆“痛苦的遺產”。但是,一個看來正常的人突然堅決地結束生命,那一定是什麼地方出了毛病。死者的問題隨著死亡消失,卻永遠地留給生者。自殺者就像一塊投入水中的石頭,它的沉沒泛起漣漪。沒有人是孤島,有時候需要提醒才能想起這句話。（黑駒酒館）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