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只是被踢了一腳,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一名護士,還是按照醫院的危機事件處理流程報了警。
事情發生在6月的端午節。這一天,港大深圳醫院的急診室外排起長隊。一個孩子發燒到39.1℃,孩子媽媽希望優先就診未果,踢了前來解釋的護士一腳。
警察很快介入。結果,孩子媽媽被行政拘留10天。
“真是天大的笑話!港大護士都是爺,不得了!我看個病竟然看到了派出所啦!”孩子媽媽不滿道。
其實不止這個孩子媽媽有此“待遇”。自2012年港大深圳醫院在深圳落戶起,發生的9起暴力傷醫事件,無論大小,均以院方報警、警方介入結束。這是醫院的流程,凡發生暴力傷醫事件,均等警方處理。
“我們對暴力零容忍。”港大醫院病人關系科主管賴光強說,醫院還採用各種辦法處理醫患關系,包括病人關系科及急診科危機處理小組的設立。
有業內人士表示,這一處理醫患關系的樣本,在醫患關系緊張的當下,極具借鑒價值。
我們要讓病人知道,“鬧”不解決問題
穿過筆直沖天的椰子樹,十幾米高的圓頂棚出現在眼前。如果不是大廳裡那塊顯眼的“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指示牌,一定會以為到了某個音樂廳。
急診室設在地下一層。在通往急診科的通道上,到處張貼著醒目的黃底黑字大標牌,上面寫著“暴力傷醫零容忍”。
7月的一天,急診室外有不少人在等待。這些人臉上雖然挂著“著急”的表情,有的還小聲抱怨著,可秩序依舊井然。
這裡一向是醫患矛盾的“重災區”。自港大深圳醫院成立起,發生的9起暴力傷醫事件中,有6起發生在這個地方。那名被行政拘留10天的孩子媽媽,就是在這裡,將前來解釋的護士踢傷。
也是同一個月,一名患者家屬,用高跟鞋踢傷一名護士,致使該護士腎挫傷。事情的起因則是病人“哎喲”了一聲,病人家屬誤認為是護士故意弄疼了病人。
去年3月,一名女患者在此等候就診。因等候40分鐘沒看上病,其丈夫一怒之下推搡了分診台的一名男護士。等他們回到廣東惠州的家后,依舊被警方處以行政拘留3天。這名女患者甚是委屈:丈夫雖然動了手,但沒打傷人。“而且我們願意道歉,醫院為什麼不接受?”
這些暴力傷醫事件發生后,醫院均啟動了相同的程序:報警。
“我們要讓病人知道,‘鬧’不解決問題。”急診科主管朱嘉理在“鬧”字上停頓了一下。他還是急診科醫暴危機應對小組的負責人。
據院方介紹,早在港大深圳醫院成立之初,醫院就將處理醫患關系納入重點考慮范圍,並下了不少功夫。
這所醫院的每個診室都有兩個門,其中一個門,就是在暴力傷醫事件發生時,醫護人員用來“逃跑”的。其外,每張桌子的下方,都有一個警報按鈕,每個醫護人員都隨身攜帶一個“防狼器”。監控攝像頭也遍布公共區域。
除硬件保護外,港大深圳醫院還建立了一整套機制。去年6月成立的急診科醫暴危機應對小組,就是機制之一。
這個小組由6名醫生和14名護士組成,他們24小時不關機待命,隨時趕到現場提供援助。
“暴力傷醫事件發生后,警察不來,我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調解。”港大深圳醫院一名醫生說。
一旦警方介入,危機應對小組成員就會陪同被攻擊的同事到派出所做筆錄,到醫院做傷情鑒定,同時安撫他們的情緒。小組內精通法律的人,還會在必要時刻為同事提供法律援助。此外,還有部門將暴力傷醫事件向媒體公開,呼吁社會譴責。
“踢打醫護人員的情況在許多醫院都有發生,但按照慣例,很少有醫護人員會選擇報警,都抱著‘算了吧’的態度,也不賠償受傷員工。但是在我們這兒,醫院和一線員工是一體的,站在一條線上。”一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急診科主管朱嘉理說。
告訴病人手術器材碎片落在她身體裡,這不是找事麼
從地下一層的急診室上來,就是門診大廳。
這個大廳沒有醫院常有的消毒水味道,隱隱有股綠色植物的氣息。候診的人安安靜靜地坐在挂號窗前的4排椅子上。高跟鞋踏過的聲音清晰可辨。
在這裡已然看不到急診室前醒目的黃色,取而代之是綠色。整個醫院隨處可見綠色的意見箱,總共65個,“裡面的意見一周以內會給出答復”。
順著淺綠色的指示牌沒幾步,就會看到一整排透明的玻璃門,上面綠色的標牌上清晰寫著“病人關系科”5個大字。玻璃門內,9名員工不分晝夜應付著10條投訴電話。即便作為公共關系科主管的賴光強,他的手機號也是24小時面向全院病人開放。
早在醫院成立之初,病人關系科就設置起來。據賴光強介紹,這個科室的設置,是港大深圳醫院在內地的首創。每個周五,病人關系科都會舉行病人投訴審查例會。
“病人關系科讓病人投訴有門,讓他們感受到醫院對意見的重視。每一個投訴都是一個改善服務質量的機會。”賴光強語速緩慢,說話習慣看著人的眼睛。
被行政拘留的孩子媽媽,原本可以在這投訴,屆時所有相關事務都由病人關系科處理。一旦出現醫患糾紛,醫院調查小組會介入調查,涉及賠償問題則有醫療責任險的承保公司作第三方分析評估。
香港孖士打律師行合伙人張華恩介紹,內地頻繁上演的醫鬧,在香港甚少出現,原因在於,在香港,病人有宣泄的途徑,有專門人員處理病人及家屬投訴,並及早向病人作出適當交代或道歉。如果病人索賠,則由保險公司律師處理,減少病人與醫院的直接沖突。
“知情同意的做法在香港很流行,有效減少了醫患糾紛的發生。”他說。
就在上月中旬,港大深圳醫院敲定了新版《病人約章》。“知情同意”作為病人一大權利寫入《約章》開篇。
“隻要病人意識清醒,做手術必須征求他本人同意。”賴光強強調說。
曾有一名精神病患者患有血小板減少性紫癜,切除脾臟本可有效治療,但患者不同意手術。
從千裡之外趕來深圳陪著患者做手術的家人,包括患者的媽媽屢次打電話給賴光強,要求做手術,但醫院始終不同意。
醫院的理由是,經該院精神科鑒定,患者仍有行為自主能力,除非患者本人接受手術,不然按照規定不能進行手術。
患者家屬要求“做”,患者不願意“做”,僵持多日,家人就到深圳市政府上訪,指責該院不做手術。爭端最終以患者轉院結束。
在港大深圳醫院的“語言體系”中,知情不僅是治療前的風險和方案告知,也包括治療后“坦誠披露”,比如“手術器材碎片落在病人體內是否要告知”。
一次,在對一名女性患者做手術后,護士清洗醫用器械時發現,分離鉗的末端有3毫米缺損。因未能在手術室找到缺損部位,醫護人員認為,不排除滯留患者體內的可能。
此時病人已出院。醫院立即找到病人,說明情況。
“按固有的想法,告訴病人手術器材碎片落在她身體裡,這不是找事麼?” 賴光強說,“3毫米對身體不會造成影響,即便會面臨索賠,病人也有權利知道。”
果然,該病人被告知后不禁疑惑:“知道沒有影響,還告訴我?”
就在病人關系科這個小會議室裡,賴光強、科室主管、手術主治醫生等人,不斷向病人承認錯誤。一個半小時的溝通后,醫院承諾,隻要患者要求,每年為其提供一次全面體檢。
即便如此,患者離院回家后,賴光強仍給患者寄出一封信,再次道歉,說明3毫米對身體無影響。一個月后,他又發出第二封信,問候對方,又一次道歉。
一天輸液300個、穿刺100個,哪有時間溝通
站在港大深圳醫院住院部5樓的病房,可望見對面的深圳灣。有藍天碧海的映襯,這些病房常被患者稱為“海景房”。
曾有在“海景房”住院一周的骨科患者貼出他的就醫費用,不到5500元。相較於其他醫院,這名患者節省1500元。
“手術后當晚,除了服過一片止疼藥,再沒打過一滴藥水、吃過一粒藥。”這名患者很驚訝。甚至在其他醫院要求的核磁共振,主治醫生也認為他沒必要做。
這樣的驚訝也被該院的數據証實:抗生素的使用比例僅17.38%,是國內某些公立醫院的一半﹔“門診不輸液”甚至成了該院的名片。
更讓前來就診的病人驚訝的,是這裡的服務質量。
雖然日均門診量達到4000人次,但候診大廳並沒有鬧哄哄的長隊和涌動的人群。一名病人交了200元的門診費后,坐在椅子上,等著廣播裡喊她的預約號。在這裡看病,要預約。
按照“先全科后專科”的分診制度,這名病人進了全科門診,11分鐘后,她一臉輕鬆走出來。如果病情嚴重需要看專科門診,她還要在專科待15分鐘以上。
“醫生問得很詳細。”她說。
有調查顯示,8成的門診患者在兩分鐘內可完成病情陳述,問診醫生們也認為“患者提供了重要信息不應被打破”。現實中,不少患者的陳述往往數10秒內就被醫生打斷。
“一天輸抽血300個、靜脈穿刺100個,你說哪有時間溝通?”港大深圳醫院急診室護士姚夢忍不住說道。此前,她在深圳一家三甲醫院工作。在那裡,她的工作模式是“300+100”。
在這裡,一切都變了。問診時間以及其他醫療服務,都被嚴格寫進醫院的規章中,成為一條任誰也不敢輕易觸碰的“紅線”。
“我不同意用‘量多’來衡量醫生看診,一天不超過42個病人,是為了提高醫療的質。”港大深圳醫院院長鄧慧瓊說,“醫院不會給病人做不必要的檢查。”
鄧慧瓊還介紹道,該院實行“以崗定薪”、“打包收費制”等一系列規章制度。這條紅線,剪斷了醫生過度醫療、“以藥養醫”的做法。這也是香港公立醫院的典型做法。據了解,該院醫生的薪水,是深圳其他醫院醫生的兩倍。在香港,醫務人員的平均收入是社會平均收入的三四倍,高薪酬以及體面生活是讓內地醫生艷羨的一大原因。
當然,鄧慧瓊的“底氣”背后,是大量的財政支持。香港的公立醫院每年會得到政府超過92%的資金支持。盡管港大深圳醫院一再強調在財政補助上,該院與深圳其他醫院是同樣的標准。一個事實是,根據2013年深圳市衛人委發布的部門預算,深圳市公立醫院預算項目支出為11.87億元,其中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佔用預算的收支規模達到10.5億元。
“這是很多公立醫院學不來的。”一名長期關注醫患關系的醫生說。
在中國衛生法學會理事鄧利強看來,病人關系科、醫院對暴力零容忍是對傳統醫院管理的突破,但是醫患糾紛不斷的根源是公立醫院定位不清,“當前政府投入隻佔醫院收入的20%,醫院要承擔剩下的80%”。
剛剛發生的廣東惠州女醫生被患者砍傷的事件,又給醫患關系添上慘烈的一筆,眾多醫院緊急配備警務室。港大深圳醫院那塊挂著綠牌子的“病人關系科”玻璃門,如往常那樣敞開著,迎接有問題的任何一位患者。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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