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美：當代環境審美的新形態

　　生態文明作為一種嶄新的文明形態，其不僅需要更高的社會生產力、科學技術水平，而且需要人們具有一種嶄新的人生觀、宇宙觀。生態文明的建設，是社會新的發展，是人類新的進步，它帶來了一個嶄新的文明時代。這深深影響了環境審美，影響了環境美學。

　　環境審美觀具有歷史性。迄今為止，人類主要經歷過漁獵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三種文明類型，這三種文明類型的環境審美觀各有其獨特屬性，而當前我們正在建設的生態文明，也有著不同於此前的環境審美觀。筆者認為，當代環境審美的新形態是生態文明美。

　　美，就其本質來說是文明。這個觀點用來說明社會美沒有問題，問題在於如何解釋自然美。自然美的本質是不是文明？自然美與社會美的不同之處在於載體——自然美的載體是自然物，社會美的載體是社會物。我們通常在兩種意義上使用“自然”概念，一是將其看成與人相對的物質存在，強調自然的獨立性：自然是自己創化的產物，有著屬於自己的目的性，雖然這目的看似是本能的﹔自然有自己的本性與運動規律，這本性與規律不是人設立的。二是將自然看成與人相關的對象。這種相關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關於人化的自然，存在不同理解。一些學者認為，隻有人的實踐作用過的自然才是人化的自然。但筆者認為，隻要自然進入了人的生活（包括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就是人化的自然。由此推之，自然美因進入人的生活而具有了文明的意味，它或為文明的物質成果，或為文明的精神成果。離開人，離開人性的肯定與接受，哪還有美的存在呢？

　　自然環境美是對自然美的進一步界定，所謂“進一步”，就是強調自然作為人類生活環境的意義。如果對自然的審美不只是一般地聯系到人而是聯系到人的以“居”為核心的生活，那就是自然環境的審美。

　　宋代畫家郭熙論畫山水，說“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畫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為得”。郭熙說的是繪畫選景，他選的景其實就是環境。畫環境，不獨中國的山水畫如此，西方的風景畫也如此。景觀的美與不美根本上取決於人對它的心理感受，而人的心理感受又豈能離得開“可行”“可望”“可游”“可居”這類的實際生活呢？長期以來，人們實際上是將自然當作環境的，只是未提出“環境”這一概念而已。

　　由此可知，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審美兼顧了對象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自然屬性是自然美的基礎，社會屬性即自然物對人的以“居”為核心的生活的意義，這兩者的統一實質就是自然的文明化。用一個簡潔的命題概括自然環境審美，那就是：自然環境美，美在自然文明（以自然為載體的文明）。當代的自然環境審美較之前的自然環境審美所不同的是，自然屬性中彰顯了生態性，社會屬性中強調了生態性之於人的意義，綜合起來就是凸顯了生態文明的內涵。所以，當代的自然環境審美觀認為，自然環境美，美在生態文明（以生態為載體的文明）。

　　生態文明時代前的自然環境審美，強調自然環境中的生命意味。這生命意味的立足點是人的生命，凡是從自然物身上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那對象就具有了生命的意味。黑格爾將這種生命意味表述為“生氣灌注”。他說：“我們隻有在自然形象的符合概念的客體性相之中見出受到生氣灌注的互相依存的關系時，才可以見出自然的美。”重視自然的生命意味，雖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重視生態，但它們的實質是不同的。因為一般的重視生命的意味，不會強調生命與生命之間、生命與非生命之間的關系，更不會考慮到地球上諸多生命良性的發展。生態著眼於生命的整體性與相關性，關注的不是某一單個的生命，而是種群的生命，種群的生命實際上並不是由種群自身所決定的，它受制於與它相關的其他種群生命和非生命的自然條件。生態觀對生命的理解較一般的生命觀深刻得多。

　　產生於19世紀中葉的生態學經歷了描述性生態學、經典生態學和現代生態學三個階段，首先在自然科學領域內得到完善，而在20世紀，它又突破了自然科學的范圍而與人類學相結合。1922年，美國學者哈倫·巴洛斯首次提出“人類生態學”的概念。至20世紀下半葉，相繼涌現出大批有關人類生態學的著作。人類生態學為生態文明學的產生開辟了道路。

　　從生態文明的視界來看自然環境審美，自然環境的美既不在生態，也不在文明，而在生態與文明的統一即生態文明。生態文明的審美視界較之自然生命的審美視界主要有哪些不同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五個方面：

　　第一，強調並凸顯自然環境美中的生態性。自然性是自然美得以存在的基礎，是其區別於社會美的關鍵。生態文明視界下的自然環境審美也注重這種自然性，但它更強調並凸顯自然性中的生態性。

　　第二，將人與自然的和諧提升到生態平衡的高度。過去我們談論自然美，比較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這誠然不錯。但按生態文明審美觀，一般地講人與自然的和諧還不夠，必須突出這種和諧的生態平衡意義。失去生態平衡，就是對美的否定，它遲早會給人類帶來災難。

　　第三，將生命意味的美提升到生態意味的美。生命意味的美讓人的審美視界專注於某一生命的形象展現，而生態意味的美則讓人的審美視界擴展到生命的聯系與網絡。實際上，生態的網絡系統隻存在於人的理解與想象之中，它的審美實現呈不斷的發散狀態。

　　第四，生態審美導入生態公正理念，體現出生態的兼容性。傳統審美張揚人的主體性，而在生態文明審美視界下，審美對象的地位受到尊重。美國環境倫理學家羅爾斯頓曾舉一例：羅瓦赫原野公園過去的標牌上寫的是“請留下鮮花供人欣賞”，現在寫的是“請讓鮮花開放”。兩種標牌雖然目的都是讓人愛護鮮花，卻持完全不同的立場——前者主張人的本位，后者融生態公正立場於其中。

　　第五，荒野的審美價值為人們所重視。羅爾斯頓強調，“荒野歷史上和現在都是我們的‘根’之所在”。當荒野被人們接納並視為生命之根時，其實它已經“人化”了。這裡，工業文明功不可沒。正是憑借工業文明提供的物質基礎和科技成就，加上建立在工業文明基礎上的生態文明為人們提供的視野與觀念，人們才能欣賞荒野的美。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