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日本偽造貨幣及中方治理對策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人民不僅要與日本侵略者進行艱苦卓絕的軍事持久戰，而且還要應對日本帝國主義偽造貨幣擾亂金融秩序的經濟保衛戰。防范和治理偽造貨幣，維護金融秩序，保障戰時經濟安全和民生安定，成為中國抗戰的一個隱形而重要的戰場。

　　抗戰期間，日本為實現“以戰養戰”的戰爭策略，在中國設立日偽銀行發行各類偽幣、偽造貨幣，破壞中國戰時金融秩序。據《中國軍事經濟史》記載，日本軍部“登戶研究所”就曾偽造40億元法幣。另據《新新月報》載，僅1937年日本偽造中國“中央銀行”紙幣就達一千五百萬元。1939年6月《廣東政府公報》記載了一起偽造貨幣案，查緝敵偽將“偽造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紙幣源源運往汕頭，然后潛運內地，企圖破壞我經濟金融”。《日中戰爭內幕記》記載，日本偽造法幣最低時每月不下200萬元，至1941年偽造總額為25億元。《中國近代金融史》記錄，1940年9月，日本大藏省印鑄局公然偽造中國銀行的1940年版的法幣10元券共500萬元，100元券500萬元，直接運到國統區混入市場搶購物資，造成國統區物價飛漲、金融混亂。此外，日本還如法炮制偽造敵后抗日根據地紙幣，至日軍投降時，制作假幣據點達數十個，偽造根據地假幣竟達30多種。日軍在河北、山東等根據地大量拋售冀鈔五元券的假票，在山東濱海等地發現偽造的北海銀行鈔票分別從青島、煙台等地混入根據地。據不完全統計，這些由三井、三菱等日本財閥策劃下偽造的假票竟達兩千萬元之多。

　　日軍利用偽造法幣在華開展瘋狂掠奪，並將其作為重要的生財之道。一是用於日軍在華特務機關經費及收編偽軍軍費，大量投放市場變現掠奪。如駐上海陸軍特務機關的特務活動經費大多為假鈔，該機關在1944年的支出高達25億元，其中近70%是假鈔，戰敗后該機關在上海被查封的物資就值70多億元。二是利用日偽控制的銀行、錢庄及其他金融機構，拋出偽鈔干擾金融市場。如1940年2月，日本大藏省印鑄局將偽造的中國農民銀行500萬元交給偽華興商業銀行，在上海投放使用。三是利用假鈔作為資本金，大量投入日本在華“開發事業”。如日商三井、大康、同興、公大等紗廠都有這種“法幣”資本的投入，耍空手道攫取各種經濟資源。

　　通過發行使用偽造貨幣，日本帝國主義不僅在淪陷區大量套取戰略物資，直接削弱中國抗戰的經濟實力，而且嚴重破壞中國戰時金融秩序，使得法幣無法准確控制物資流向，從而影響法幣正常回流，最終導致大后方的通貨膨脹及金融恐慌。而物價上漲、幣值下跌，又進一步惡化了中國戰時經濟狀況，在凋敝民生的同時，嚴重威脅戰時法幣信用安全和國民政府的公信力。

　　鑒於偽造貨幣對經濟發展、幣制穩定、民生安全和政府統治產生日益嚴峻的挑戰，國民政府果斷予以反擊，力圖加以治理。一方面，採取“以假制假”還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大量印制日軍偽幣在淪陷區投放使用，用以搶購物資。如蔣介石曾令軍統局與英美兩國造幣公司合作，在重慶秘密籌建一所印制日偽鈔票的造幣廠，制造淪陷區偽銀行紙幣，用於搶購物資。僅印制日偽“中央儲備銀行”鈔票成品總數就超過15000箱，投放市場后既使國民政府套購到大量的緊俏物資，又有力地打擊了日偽政權的財政信用體系。另一方面，調整完善金融機構，規范貨幣收支管理，努力防范金融風險。通過實行“戰時金融統制”，加強四聯總處國家金融機構功能，強化中央銀行貨幣調控職能，發揮戰區銀行的積極輔助作用，將戰時貨幣發行使用范圍限制在特定區域內，有力反制日偽政權偽造法幣的罪惡行徑。如1940年7—8月間，四聯總處決定各行舊存五十元百元大券，可以酌情搭配使用，但為了防止敵人利用這些大券套購我外匯，因而在其上加印重慶地名，這種有重慶地名的大券不能在上海的外匯黑市上購買外匯，也不能在淪陷區通用，從而達到避免被敵人偽造套現。

　　另外，加強戰時金融法制建設，加大對偽造貨幣犯罪的打擊力度，通過強化金融司法體制來懲治偽造法幣的犯罪活動。1935年頒布的刑法中對於偽造貨幣罪有專門的條款，規定相當明確，處罰也非常嚴厲。為了防范和反擊日軍偽造貨幣的犯罪行為，國民政府在刑法規定的基礎上，不斷制定出新的補充法令法規，強化監管和打擊力度。如1937年頒布了《妨害國幣懲治暫行條例》，1938年修正該條例之后，又相繼頒布了《關於處置淪陷區法幣對策的決議》《關於敵偽在各地破壞法幣情形的報告》《整理法幣辦法》《日人偽造法幣對付辦法》等條例，對防范和懲治偽造法幣犯罪做了極為詳細的規定，歸納起來可分為四個方面：一是阻止新版法幣流入淪陷區，並阻止偽造法幣流入未淪陷區，盡量使偽造法幣和真法幣流通的區域易於區分，以便利對偽造法幣的清理﹔二是針對鄉民辨識力差的現狀，發送各種樣本券張貼示眾以幫助人們辨別真偽法幣﹔三是加強宣傳機關發揮外交輿論功能，在國際社會揭露敵人偽造法幣的真相﹔四是嚴加防范並加大懲罰力度，凡有偽造法幣行為均以漢奸罪論處，從重處罰。隨后，這些法令分別轉咨后方各省相繼執行，有的省還制定了更加嚴厲的實施細則，從立法和司法層面上形成了打擊日偽偽造貨幣犯罪的一張無形大網。

　　為了配合打擊偽造貨幣的法令法規實施，國民政府在具體司法實踐中特別注重獎懲結合。通令嚴禁假幣流通，凡販賣牟利者嚴行究辦，舉報者有獎。據《戰時偽造法幣治罪暫行條例》規定，“關於偽造法幣各項犯罪事實之告發者，酌給獎金”。1936年5月《湖南省政府公報》曾記載左墨香等告發汪紫卿羅謝氏等偽造鈔幣一案，“查緝獲偽造鈔幣案件，須俟法院判決確定后，方為終結，該關系發行銀行給與原破獲機關之獎金，所有酌給左墨香等獎金，應俟該案判決確定后，連同法院判決書，咨由本部審核轉飭該發行銀行酌辦。”此外，對偽造貨幣的大案要案及時曝光，以警示世人。如1940年浙皖等地破獲中華假鈔案，1943年廣西桂林、全州等地發生販賣中行百元券，以及江西吉安、泰和等地中行、交行50元券假鈔案的破獲，都及時予以披露報道。

　　國民政府實施偽造貨幣的治理措施總體說來取得了一定成效，它使得日軍以貨幣戰擊倒中國，利用法幣為其在國際市場上大量採購軍需物資，控制日佔區的經濟金融命脈，將其變成面向亞洲戰場的穩固后方的計劃沒有得逞﹔維持了法幣在淪陷區內的流通，並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人們對法幣的信心，這對於整個抗戰經濟的維持，無疑具有重要的作用，為最終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提供了經濟保障。但是，由於國民黨專制政權的權力壟斷和法幣內生機制缺陷的影響，使得其治理偽造貨幣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留下不少教訓。（徐德莉 作者單位：重慶工商大學，本文系“民國時期偽造之風的歷史考察與現實啟示——以湖南為例〔13YJCZH211〕”成果）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