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是中國法律的文化符號

　　皋陶對中國傳統法律制度和文化的形成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每個文明所特有的法律都有其形象之表征，如古希臘有為守法視死如歸的蘇格拉底。在中國，其形象有三個：人——皋陶﹔神獸——獬豸﹔器物——鼎。作為器物的鼎，現在依然留存﹔神獸獬豸，也在法字的解說時被廣泛提及，且還流傳海外﹔而皋陶，卻幾乎被人遺忘。實際上他才是中國古代法律文化的締造者，他才應該是中國法律最確實的形象。

　　對於皋陶對中國法律發展的影響，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皋陶與中國傳統法律的具體形象緊密聯系在一起。皋陶之為人，已成為一種符號化的形象，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深入人心。皋陶的形象為世人所認同，特別為士大夫階層所認可。當然，皋陶的形象也不完全是正面的，他的形象與中國古代對法律的認識結合在一起，被認為是嚴厲，甚至是凶暴的。

　　其二，有關皋陶的言行記述已成為重要法律文獻的必錄內容。如：《漢書·刑法志》《晉書·刑法志》《明史·刑法二》，唐代杜佑之《通典》、宋代鄭樵之《通志》、宋元馬端臨之《文獻通考》中都基本上也錄述了與《尚書》類似之關於皋陶的內容。

　　其三，皋陶的主張代表了中國法治之理想。沈家本稱：“舜之稱皋陶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是刑者非威民之工具，而以輔教之不足也。以欽恤為心，以明允為用，虞庭垂訓，其萬世所當取法者歟？”其認為皋陶的法律主張可以為后代萬世所效法。

　　其四，皋陶之言行為后人的法律評價提供了參照的標准。古人多以皋陶行為為論斷法律行為的假設前提。最著名的是孟子的瞽瞍殺人論。孟子認為，如果君主舜的父親殺人犯罪，皋陶也會依法懲辦。因為皋陶已經得到了舜的授權。

　　其五，皋陶之言行也為后代士人、學者評議法制之根據。如蘇軾曾作《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其中有言：“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嚴，而樂堯用刑之寬。”錢大昕撰《皋陶論》，對蘇軾於皋陶的誤讀進行了學理和義理上的糾錯。（作者為中國法律史學會副秘書長、中國社科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