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床畔”寫軍隊

嚴歌苓。小小供圖

劉震雲。

　　5月13日晚，嚴歌苓攜新書《床畔》來到北京大學與作家劉震雲對談。在與作家劉震雲對談之前，嚴歌苓告訴記者，這是一個20年前就開始落筆的故事，她試圖通過護士萬紅與連長張谷雨之間奇妙的情感，來討論不同時代背景下，人們對於英雄的理解。在當晚的對談中，劉震雲變身“段子手”，“金句頻出”，他表示已看完《床畔》，並認為嚴歌苓是在用小說打撈一段被人遺忘的歷史。

　　□新作靈感

　　“老鐵”的稱謂引起我的反思

　　這是一本從落筆到完成耗時20年的小說。《床畔》的故事發生在1976年，在成昆鐵路建設中一位連長張谷雨為救戰士負傷，成為植物人，護士萬紅以優異成績被選為英雄的專職護士。當嚴歌苓回頭再讀《床畔》時，她被書中的女主人公感動到落淚，“萬紅太了不起了，她一直守護在張谷雨身邊，最后所有的一切都改變了，隻有萬紅的信念與堅守成為絕唱，這是一個美人救英雄的故事”。

　　談及這本小說的寫作靈感，嚴歌苓的思緒回到了上世紀80年代，那會兒她還是成都軍區的一名文藝兵。在當兵第三年，她聽到了這樣的傳說，鐵軌下躺著的每一條枕木，都等於一個捐軀的鐵道兵戰士，“我曾隨團去鐵道兵的筑路工地巡回演出，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存在一支專門修鐵道的部隊，也第一次聽到‘老鐵’這個名稱”。當時，如果在公路上遇到“老鐵”的車，“我們的汽車兵就會讓他們先過去”。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老鐵”的稱謂變成了鐵道兵戰士自嘲的稱呼，也是其他兵種給予他們的略帶戲謔和輕蔑的稱呼。嚴歌苓從中得到啟發，以《床畔》來探討不同時代下，人們對於英雄態度的變化。不過，在嚴歌苓的概念裡，“我對英雄的理解是恆定的，包括勇敢、忠誠、舍己為人這種超乎尋常的人性美，這一點我跟萬紅很像”。

　　□遺憾之處

　　取名《護士萬紅》更合我的風格

　　從1994年落筆到去年定稿，嚴歌苓前后進行了三次大改，“這個故事好像與我始終有緣，像幽靈一樣一直跟著”。嚴歌苓自己對這個作品的期望很高，但“總是寫不出感覺，但又不能夠放棄，所以寫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寫，終於在去年寫完了”。為了寫好“萬紅”，她還曾在醫院住過20多天。

　　與嚴歌苓以往的小說《第九個寡婦》《小姨多鶴》《老師好美》《少女小漁》相比，這一次的書名《床畔》顯得更具象征性。“最開始的名字就叫《護士萬紅》，不過出版社的朋友覺得太朴素了點，於是更名為《床畔》”，嚴歌苓覺得《床畔》挺有象征意義的，“醫院的白鐵床是艘船，似水流年從床畔流過，護士萬紅是唯一一個擺在世俗和英雄之間的生命，有不錯的詩意在裡邊”。但從嚴歌苓以往的小說名字中不難看出，她不是一個特別追求意境的作家，“發表前我說還是叫《護士萬紅》吧，這跟我所有小說名字一樣比較純朴”。最后，因為時間太緊張了，沒有將名字更換過來。

　　嚴歌苓是一名高產的作家，她最近又完成了一部劇本的初稿《媽閣是座城》。保持這種狀態的秘訣主要是她要寫很多命題作文，“比如影視方面的，就會累，但又不願意去駁人家的面子”。嚴歌苓說，她還是更樂意寫小說，“因為小說可以每天控制，想寫多少寫多少”。她從來不去預計自己將來要寫什麼，“只是說有一些題材我會越來越難忘，就會去准備寫作材料，如果在資料准備的過程中，發現題材永遠也不可能駕馭的，那我也可能會放棄”。

　　□改編電影

　　張藝謀不執導但給過建議

　　嚴歌苓介紹，這一部小說不是以情節取勝，主要是依托大量的心理活動來展開的。她透露，在寫《床畔》第二稿的時候，自己正在台灣籌備《金陵十三釵》，導演張藝謀曾給《床畔》提過建議，“他建議我不要用兩個人物視角來寫作”。張藝謀與嚴歌苓的觀點一致：“不應該把植物人作為敘事視角之一，關鍵不在於他是不是真的正常地活著，而是萬紅以信念去証實他活著。”嚴歌苓曾拖著這部小說的手稿從美國到非洲，從非洲到亞洲，又從亞洲到歐洲，直到去年終於寫完。

　　平日不在國內生活，嚴歌苓也沒時間看那些由她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不過她坦承，正因為自己的小說改編成了影視作品，讓她的作品受到更多人的關注。如今，這部《床畔》還未出版也被電影公司盯上了，“剛寫完，影視版權就被買走”。當問到這部作品是否會成為她與張藝謀再次合作契機時，嚴歌苓表示：“張藝謀導演已經說過不需要了。”雖然做著編劇的工作，但在採訪中，嚴歌苓直言“很不適合做編劇，因為改劇本要改小說的思想”。

　　>>劉震雲對談

　　她在“打撈被人遺忘的歷史”

　　當晚的新書發布會原定主題是嚴歌苓與劉震雲對談“為什麼寫作”，但現場儼然成了劉震雲天馬行空的舞台，金句頻出，幸好嚴歌苓沒被帶到“溝裡”。不過在偶爾認真的間隙，劉震雲也是有看得見的深刻。

　　1.對嚴歌苓的評價

　　劉震雲：嚴歌苓是華語寫作圈中一位很獨特的作家。隨著時間的消逝，很多事和人被我們遺忘了，而她卻把這些碎片一一撿回來，這和其他作家非常不同。《小姨多鶴》《陸犯焉識》《第九個寡婦》，包括這本《床畔》，寫的都是在被大家遺忘的英雄時代中，人們對英雄的情感。她在不斷地打撈被人遺忘的歷史，她是這個民族“擦亮了過去”的作家。

　　2.關於《床畔》這個名字

　　劉震雲：首先我從《床畔》說起，這是歌苓第一次用物的名字，之前都是用人的名字，包括《小姨多鶴》《第九個寡婦》等，這一次的書名突然離開了“人”，來到了“床”前。

　　3.共憶從軍經歷

　　嚴歌苓：那是英雄崇拜的年代，所以當解放軍是最好的出路，也是一種很好的體驗。

　　劉震雲：我們那個時代當兵是最好的出路。但我們倆當兵不一樣，她是舞蹈演員，我是在戈壁灘上，冬天零下20多度每天背著槍。

　　嚴歌苓：我們是女文工團的團員，他們是戰士，我們分享的是兩種不同的生活。我在部隊待了13年，寫軍隊對我來說是一種懷舊。軍隊的生活可以讓我在今天寫出一個護士萬紅，我對青春似乎也有了一點交代。

　　劉震雲：我原來寫過一個小說《新兵連》，大家可以看看，可以和《床畔》結合著看。為什麼呢？因為《新兵連》寫的是男的，《床畔》寫的是護士萬紅，讓“新兵連”走向“床畔”。

　　4.關於寫作的語言風格

　　嚴歌苓：爸爸說過，你怎麼說就怎麼寫，語言要誠實自然，不要作。我有這樣的要求，不寫沒有信息量的話，盡量讓每句話表達想說的意思。每一粒沙子都是一個個體，你要善於捕捉這個人和那個人不一樣的地方。

　　劉震雲：語言的幽默是低級的，事件的幽默是低級的，事件背后的道理的幽默才是（作家）智慧的體現。最好的文學一定離生活特別遠，“永遠”有多遠它就有多遠。

　　京華時報記者 易小燕

(來源:京華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