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縣政治理思想及其當代價值

鄧小南

包偉民

虞雲國

張邦煒

樓 勁

梅敬忠

楊 果

游 彪

曹家齊

這座雕塑表現了年輕的知縣王安石帶領鄞縣百姓治理東錢湖的情景。資料圖片

　　王安石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和文學家。青年王安石曾在鄞縣任知縣，不僅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還提出一系列縣政治理措施和思想，在這裡進行了革新變法的“實驗”。習近平總書記在同中央黨校第一期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時，從王安石、鄭板橋、陶淵明講到狄仁杰、包拯、海瑞，說明古代許多名人志士，都在知縣這個崗位上作出成績、名垂青史。王安石在鄞縣採取了哪些治理政策措施，他具有怎樣的親民思想與廉潔作風，鄞縣治理實踐對王安石變法產生了何種影響，王安石縣政治理思想具有哪些當代價值？本報理論部與寧波市鄞州區近日聯合主辦了“王安石縣政治理思想的當代價值”研討會。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教授鄧小南，中國宋史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包偉民，上海師范大學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虞雲國，首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張邦煒，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樓勁，中央黨校文史部教授梅敬忠，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游彪，武漢大學教授楊果，中山大學歷史系副主任、中國宋史學會副會長曹家齊等知名專家對以上問題進行了熱烈研討和深入交流。

　　王安石治鄞舉措與縣政治理思想

　　1047年，意氣風發的王安石來到鄞縣，掀開了仕途和人生的嶄新篇章。雖然主政鄞縣隻有短短不到四年的時間，但“（在鄞縣的）一些具體活動，或是他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都和后來的變法有不可分割的聯系。鄞縣四年的知縣生活，乃是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發展過程中的一座裡程碑”。

　　王安石曾連續十數天踏訪縣境“東、西十有四鄉”，實地考察縣情，了解民間疾苦，留下名篇《鄞縣經游記》。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游彪指出，為了便於開展工作，上任后的王安石花了大量時間實地考察當地經濟狀況，訪察民間疾苦。上任當年的十一月，王安石不顧舟車勞頓，遍訪民情，“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雲”。在這次為期12天的考察中，王安石深入田間地頭，了解了鄞縣百姓的生產、生活情況，並勸誡鄉民疏浚灌渠、河道。正是從一次次實地考察中，王安石對當地民眾的生產及生活狀況了然於胸，為他制定治理鄞縣的措施奠定了扎實的基礎，也使其行政措施深得民心。

　　“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與爭秋毫。”首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張邦煒認為，一切圍繞改善民生，使鄞縣老百姓充滿獲得感，這是王安石鄞縣施政的最大長處。王安石總是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當時鄞縣“邑民最獨畏旱”，於是王安石把抗旱作為第一要務，在全縣范圍內組織民眾掀起水利建設熱潮。疏浚東錢湖等工程竣工后，“旱則滴水如油，澇則民居漂沒”的問題大大緩解。鑒於鄞縣無官學，王安石創建了當地歷史上第一所官辦學校——鄞縣縣學，並聘請名師主辦。當時兩浙轉運使司厲行損害百姓利益的“收鹽”（即禁鹽）之政。王安石上書轉運使，為民請命，堅決抵制這一苛政。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更是解民燃眉之急的惠民善政。清人蔡上翔稱贊道：“其愛民惻隱之心，籌畫利害之明，雖復老成謀國者弗如。”

　　中山大學歷史系副主任、中國宋史學會副會長曹家齊將王安石在鄞縣的施政特點總結為：調查了解縣情，關心民間疾苦﹔敏於行政事理，注重興辦實務﹔敢於向上諫言，勇於抵制弊政。“尤其他敢於為民請命，勇於抵制弊政，雖然北宋的官場相對比較寬鬆，官員們有諫言傳統，但是這對於一位年紀輕輕的地方基層官員還是需要膽略和擔當的”。

　　“王安石以熙寧變法著稱，其實這次變法有不少內容形成於王安石治鄞的經歷，包括青苗法、農田水利法、保甲法等內容，在其治鄞時均有所思考和實踐”。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樓勁指出，治鄞，可以說是王安石逐漸形成自己對北宋形勢和任務的判斷，逐漸形成變法觀和政治思想的關鍵時期。王安石實施的政策是宋代歷史發展大趨勢的結果。自宋仁宗甚至更早以來，宋初以來的各種政府高層設計弊端叢生，已經到了不得不變革的地步。王安石任職鄞縣期間，從當地實際情況出發推行了一系列新政，這些措施是非常具有針對性的，也極大地促進了鄞縣經濟、文化的發展，“邑人便之”，是符合當地民心民意的，因而得到了當地百姓的擁護。更為重要的是，王安石在鄞縣的行政實踐奠定了其后來變法的基礎，而他的變法措施對中國古代歷史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王安石的廉潔作風與親民思想

　　從某種意義上說，鄞縣是王安石仕途中的重要基石，也是其改革思想的試驗田。對於鄞州，王安石是充滿感情的，離任后，他曾寫下數首詩文抒發離別情懷，感嘆“人間未有歸耕處，早晚重來此地游”。而對於這位父母官，鄞縣人民也是世代傳頌、千古緬懷，留下了祠廟、學堂等眾多與他有關的文物古跡。

　　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教授鄧小南指出，王安石是一名身體力行、盡職盡責的地方官，他唯實而不唯上，從具體事務做起，從解除民患做起，興修水利，發展生產﹔貸谷與民，抑制兼並﹔興辦學校，推薦賢能。他是一名有想法有魄力的地方官，其變革實踐與經濟思想自鄞縣起步，大凡青苗法、保甲法、農田水利法乃至雇役法、方田均稅法等熙寧新法均可從鄞縣施政中找到其雛形。“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主張奠定其改革思想的基本出發點。他還是一名有著天下襟懷、憂國憂民的地方官，“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他眼光高遠，他的議論、他的志向，不是北宋一般地方官員的習見狀態，對於問題的觀察，深度迥異於一般官吏。

　　武漢大學教授楊果指出，王安石知鄞縣前后不足四年，但表現出堅定不移的使命感、篤干務實的作風和不屈不撓的勇氣：一是立大志，以社稷國家為己任。鄞縣任上，在處理縣政的同時，他“讀書為文章”，對社會改革的一些重大問題有自己的思考，並提出自己的見解，為官鄞縣成為其實現為社稷國家做大事的人生追求的開端。二是干實事，以造福百姓為己任。王安石縣政治理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眼光向下，所謂“垂意斯民”，關注民生的切實需要，給民眾帶來切實的好處。初到地方任職，他不唯上，不空想，立足於鄞縣地方實際，從實地調研出發，深入了解影響民生的重大現實問題，在此基礎上形成縣政治理的決策。從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兩大問題——水利和糧食問題入手，立足為老百姓做實事，所以能夠在短短三四年，縣政為之一新，真正做到“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三是重人才，著眼於興邦治國的根本、長遠問題。在鄞縣期間，王安石有一系列興學重教、培育人才的舉措，根本目的是為了培養人才，為治國平天下服務。四是淡泊名利，“敢當天下大事”。王安石能夠超脫於利欲，終生過著簡朴生活，他對日常生活的簡朴隨意，並非刻意為之，而是志向高遠、品格高潔使然。而恰恰因為如此，王安石才能清正廉潔、剛正不阿，從社稷百姓出發來處理問題。王安石不僅自身清正廉潔，而且尖銳地針砭時弊，不怕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這種“強勢”的底氣，源於他超出一己之私利、匡世濟民的政治理想，來源於他兩袖清風、“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的人生實踐。

　　上海師范大學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虞雲國表示，鄞縣經驗確有其特殊的分量，王安石主張縣政最重要的是地方官吏應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皇祐元年，王安石在鄞縣門外，將慶歷《善救方》刻石頒布，並作《后序》雲：“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伏讀《善救方》而竊嘆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在知鄞縣任上，王安石就大力實行這種“不忍人之政”，而他的“不忍人之心”，就是“為民惻怛之心”。

　　“民眾的滿意度是王安石治理鄞縣以及變法成敗的關鍵。”張邦煒表示。當年鄞縣老百姓充滿獲得感，是因為王安石的鄞縣施政始終注重廉政建設。王安石是個超凡脫俗的清正廉潔之士。他生活儉朴，不修邊幅，以至被誤認為衙門裡跑腿的差役，特別是他不好聲色不蓄妾，在封建官員中是很難得的。他在鄞縣拒收賄賂，並懲處那些行賄、受賄、索賄的官吏。王安石發現，“吏者因循”，一些官吏不僅不作為，甚至與豪強勾結，侵佔、破壞水利資源。有鑒於此，他大力加強廉政建設，獎懲結合，提拔廉吏。正因為王安石既關注民生，又清正廉潔，因此他深受鄞縣百姓愛戴，自在情理之中。

　　王安石縣政治理思想的當代價值

　　在鄞縣，王安石不僅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還提出一系列縣政治理措施和思想，在這裡進行了革新變法的實驗，奠定了日后變法的基本指導思想。這些舉措和思想不僅對歷史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作為我國古代治國方略和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對於今天領導干部提高管理水平、治理能力、加強修養、改進作風等仍然具有諸多可資借鑒的思想價值。

　　中國歷來有“郡縣治，天下安”的說法，縣官難當，“官之至難者令也”﹔縣官重要，是護佑一方的“父母官”。今天，在我們黨的組織結構和國家政權結構中，縣一級仍處在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是發展經濟、保障民生、維護穩定、促進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獨樹一幟的燦爛文化，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治理國家和社會，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中國的今天是從中國的昨天和前天發展而來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

　　“我覺得應該把王安石的縣政治理思想和實踐成果，放到他治國理政輝煌政治實踐的大視野中考察，創造性繼承，創新性發展。”中央黨校文史部教授梅敬忠長期關注王安石治國理政思想的現代轉型及其當代價值。他從五個方面概括了王安石縣政治理思想的借鑒價值。第一，通變的理念。無論是治理鄞縣，還是后來到中央任職，主持熙寧變法，王安石都奉行儒家通變觀作為行動指南。這種通變思想，越來越成為我們應該繼承的傳統文化的血脈所在。按照今天的理解，就是不能教條主義，而要接地氣，講究輕重緩急。第二，憂患意識。有所作為的政治家應該有憂國憂民之情，應該有居危思安的意識。王安石是心中有朝廷，心中有國家，心中有百姓。他看到了北宋王朝的三大矛盾冗官、冗兵、冗費的弊病，意識到將會發生嚴重的社會危機，憂從心來，上萬言書，積極推動變法以圖富國強兵，挽救危局。第三，擔當精神。“三不足”本來不是王安石說的，但是后來他認可了。他說，如果哪方面干得不好，我可以有罪責，可以做檢討，但是什麼都不干，碌碌無為，我堅決不這麼做。這就是一種不計個人得失、無所畏懼的擔當精神，值得提倡。第四，系統的觀念。在治理鄞縣時，王安石已經開始探索構建縣域治理的總體觀、系統觀。王安石后來的變法內容很多，多是以鄞縣治理為基礎的，入朝后，王安石把它上升到國家的政治層面，推進了宋代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人才變革。這種系統化的改革思維，對我們今天不無啟迪。第五，反省精神。談王安石也離不開他變法失敗的教訓。王安石本人也是富有反省精神的，據說他晚年對自己的變法失敗有反思，包括他與蘇東坡的關系，包括在人才使用方面的失誤等，這種主體覺醒也是一種財富。

　　中國宋史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包偉民指出，當時東南一帶關心民事的地方官員，不止王安石一人，因此有所謂“東南三賢”或者“東南四賢”之說，所以我們也要考慮研究一下造就這個群體的環境。北宋前中期的政治文化是相對寬鬆的，也有較為自由的言論空間與實踐空間，不少專注民事的地方官被褒揚、被拔擢，造就了古代歷史上一個群星燦爛的時代。應該說，北宋中期相對開放的政治文化空間，是王安石這樣的歷史人物得以進入政治主流，也是改革思想得以產生的前提條件。

　　認真梳理王安石在鄞縣的執政業績，繼承其優秀的執政品德，總結弘揚其縣政治理思想的當代價值，不僅是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加強新時期基層干部隊伍建設的重要舉措，而且對於學習借鑒古代治國理政思想、打造鄞州地域品牌文化等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專家們一致認為。

　　“前不久，我曾跟幾個學者沿著王安石寫的《鄞縣經游記》的路線走了一遍。盡管我以前就知道東錢湖有紀念王安石的忠應廟，但類似的紀念場所有那麼多，這是我不知道的。忠應廟是南宋建起來的，當時很多人將北宋滅亡的罪責推到王安石的頭上，許多地方把王安石的祠廟拆了，偏偏在鄞縣還在興建。這說明王安石真的是遺愛在民，老百姓也記住了他的恩情。”包偉民強調，因此我想到，官員如果真正為百姓考慮，做出一些善政，老百姓一定會記住他。希望當地文物部門做一些全面調查，保護好與王安石有關的文物古跡，梳理他對后世的影響，加強對這段歷史的研究，這對於繼承弘揚其縣政治理思想和親民廉潔作風等具有重要作用。（本報記者 戶華為 張進中）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