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天生殺人狂

　　一切都因為母親的一句話而開始改變。對加州大學的神經學教授吉姆·法倫來講，生活恰是如此。

　　法倫是一名專注於研究“人的行為”的教授，說得直白點，他最著迷的研究，是琢磨“一個人是怎麼變成心理變態的殺人狂的？”這項工作需要分析人類的基因損傷和大腦的工作原理，法倫教授研究著研究著，就越來越相信一點：冷血殺手是天生的。

　　他倒是有底氣這麼說。90年代中期，一幫心理學朋友給了法倫70張人類大腦的核磁共振圖，經過對比，法倫准確地從中挑出了5張圖——分別屬於5個連環殺手。

　　那些心理變態的冷血殺手和正常人是否有不同？人類從很久以前就開始琢磨這個問題了。

　　比較有名的一次失敗嘗試，是在19世紀70年代。“犯罪學”鼻祖、監獄醫生切薩雷·龍勃羅梭就收集過一堆人類的物理特征——前額高不高、手臂長不長、下巴凸還是凹——來進行比對。晚年，他寫了一本《犯罪人類學》，並且在裡面仔細總結了一下“犯罪分子”的長相，基本上指導思想就是：長得越像猿類的人就越危險。

　　和很多那年頭的醫學成果一樣，這套理論現在早被人拋棄了。

　　這種“罪犯天生論”留給歐美人的記憶是慘痛的。龍勃羅梭的理論曾經為知識界全盤接受，由此引發的“劣等民族”、“優生優育”的觀念關乎接下來百年內的許多悲劇，包括美國在20世紀早期對精神病人進行的強制節育、對外來移民的限制，以及后來在歐洲發生的針對猶太人、吉普賽人的大屠殺……

　　總之，許多人倫悲劇都由這一觀念引發。因此，如今知識界有共識：提起這話題，必須慎之又慎。

　　但吉姆·法倫可沒那麼拘泥於政治正確，他一度堅信犯罪和暴力應該被歸咎於遺傳與基因。當然，他就有這個本事，單憑大腦圖就挑出連環殺手——他所研究的每一個連環殺手，都在眼眶正上方、大腦的額眶部皮質這個部位，有過腦損傷。

　　腦損傷也可能出現在太陽穴內側，雖然彼此略有不同，但似乎有規律可循。

　　另一方面，現代的基因研究將人類身上的MAOA-L基因標注成了“斗士基因”，很多科學家認為，擁有這一基因的人會變得好斗、酗酒、敏感且出現反社會行為。

　　“斗士基因”之所以被遺傳學家發現，也是因為有一個荷蘭家族的女人對家裡的男性忍無可忍了：這家族的男人都有學習障礙，還特別有攻擊性，有人縱火，有人企圖強奸，還有人則成了殺人凶手。

　　因此，將基因歸結為罪魁禍首，似乎就能解釋整件事兒了。早幾年，意大利法庭已經開始接受大腦掃描和基因測序的証據，據此對那些可能天生就管不住自己的罪犯減刑。

　　就這樣，法倫教授研究著心理變態，到處與人分享自己的觀點。然后有一天他老媽就蹦出來笑話他了：“我聽說你到處演講，跟人討論心理變態殺人狂啥的，聽著就好像你自己是出生於一個正常家庭似的。”

　　法倫就不明白了：“你說這是啥意思？”

　　他媽直接遞給他一本歷史書，法倫一看，書名叫《離奇凶殺》。他的家族史就在書裡。

　　這家族史也挺簡單：一個暴力狂家族。法倫的祖上為北美大陸“貢獻”了第一個殺母犯和若干連環殺手，基本上家族裡每隔一百年就會出個犯人。

　　法倫的父親和叔叔們都是非常溫和的反戰主義者，這掐指一算，下一個暴力犯就該出現在法倫這一輩了。

　　這下算是碰上了內行人。法倫給自己做了個腦掃描，又測了基因，看到結果后感覺被上帝耍了：我用了十幾年時間研究精神病態殺手的大腦，結果我自己就有一個？！

　　但他卻不是鋃鐺入獄的刑事犯，反倒是一個太平無事的教授。

　　法倫不得不重新凝視自己的理論了：他既有一個類似於連環殺手的大腦，又有斗士基因，但他也有一個美好寧靜的童年。也許正是安穩無憂的童年生活保護了他。

　　人的成長經歷很重要，越來越多的科學家現在相信這一點。上世紀70年代，一位精神病學研究者跟蹤研究了一批行為有問題的孩子，直到他們長大成人。這漫長觀察的結果是：幾乎每個精神病的成人都和小時候一樣反社會，但不是每個小時候看起來有問題的孩子都會長歪。事實上，隻有一半的孩子把這些問題延續到了成年之后。

　　對“斗士基因”來說，也是類似的道理：在它被遺傳學家發現9年后，2002年，倫敦國王學院的精神病學家苔莉·莫菲特就發現，隻有在成長中受到過虐待，擁有這一基因的人才會出現反社會問題。

　　因此，通過基因或腦損傷趁早辨識出那些潛在的“暴力犯”聽起來像是個省力省心的辦法，卻並沒比上個世紀早期的優生學高明多少。雖然科學在發展，但文明遠比技術更復雜。

　　最后說一句，可別以為法倫教授的遭遇離我們多遙遠。一種說法是，台灣曾做過一個小樣本的研究，結果發現，漢族人擁有全世界最高的MAOA-L型基因比例——在那個小實驗中，77%的漢族人，都擁有傳說中的“斗士基因”。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