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表示：70后80后90后逐漸成為器官捐獻主力

　　突破人體器官捐獻“瓶頸”

　　捐獻意願不強、捐獻率偏低，是造成我國器官供需比差距很大的根源所在

　　衛生部門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每年有30萬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隻有約1萬人能夠完成移植。

　　我國盡管已是僅次於美國的器官移植完成數量第二大國，但器官緊缺、供體不足、供需比懸殊，已成為當下制約我國器官移植事業發展的最大瓶頸。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近期在多地採訪了解到，我國各地每年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數量極大，但受制於多重因素影響，供需間的巨大鴻溝並未有效縮小，公眾對器官捐獻普遍抱有“不了解、有抵觸、顧慮多”的畏懼態度，眾多患者隻能在等待中繼續忍受病痛甚至結束生命。

　　供體來源極為緊張

　　“從我進入角膜專業的那天起，工作中就一直遭遇著一個難題——角膜供體稀缺。”從醫50余年的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教授陳家祺說，從技術上講，我國角膜移植手術已沒有任何難度，但沒有角膜供體，再好的技術也派不上用場，很多患者隻能在黑暗中煎熬等待。

　　作為陝西省唯一的眼庫，2004年至今，西安市眼庫共接受無償角膜捐獻67例，但全省有15萬患者需要角膜移植。死刑犯、國外捐獻一度佔到該眼庫供體80%以上，但隨著2015年我國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供體來源，角膜供需間的矛盾進一步凸顯。“我們2個病區有600多名患者排隊登記。在不新增病人的情況下，也需要兩三年才能全部做完。”西安市眼庫主任銀勇說。

　　自2009年起，我國陸續在一些省市開展器官捐獻試點工作並逐步擴大至全國，器官捐獻數量逐年提升。來自中國紅十字會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的數據顯示，全球器官供需比大約是1:5，而我國是1:30。2010年，我國每百萬人口中隻有0.03人實現了成功捐獻，2013年，每百萬人口中有0.63人實現捐獻。作為試點省份之一的廣東，近5年累計成功捐獻570多例，佔全國總量的五分之一左右。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副院長何曉順說，盡管如此，與發達國家相比，捐獻意願不強、捐獻率偏低，依舊是造成我國器官供需比差距極大的根源所在，因等不到器官源而耗盡生命的危重患者佔了總數的大多數。

　　亟待建立“誠信防火牆”

　　本刊記者了解到，供需比差距巨大使人體器官成為稀缺資源，一些地下黑市交易因此屢禁不絕，甚至有醫護工作者參與其中。執法力量的薄弱和較低的懲罰力度使器官買賣難以得到有效遏制，極大影響了器官捐獻事業的公信力。

　　2014年5月，通過互聯網招募“供體”向患者出賣人體器官的被告人王某在西安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同年8月，涉嫌買賣51枚腎臟的迄今為止我國最大一起非法買賣人體器官案件在北京終審宣判，15名被告人包括組織者、中介、掮客和4名醫護人員。與此同時，現行分配機制相對不透明、不公開，宣傳較少造成的信息不對稱，也引發了愛心人士的“捐獻焦慮”。

　　貴州省紅十字會遺體器官捐獻志願者服務隊隊長程德忠說，自己平時接觸到的一些器官捐獻志願者，不少人都擔心無償捐獻的器官會被拿去牟利。廣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2012年5月份的一項調查顯示，1000多名受訪者中，逾八成擔心捐獻的器官有可能被拿去買賣。而原衛生部2011年的一項器官捐獻研究項目結果顯示，在不願意捐獻器官的受訪者中，有30.1%的人擔心“捐獻出去的器官會造成器官買賣”。

　　“事實上，‘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早在2013年就上線運行，然而，外界仍然對器官捐獻及其分配缺乏了解。”廣東省紅十字會器官捐贈辦副主任李勁東坦言，根據法律規定，器官捐贈者和受贈者的信息是不能公開的，也不能讓雙方互相知曉和聯系。具體到紅十字會的操作而言，即便是給予捐獻者的補助公開也存在困難，因為涉及捐獻者和家屬的隱私。此前曾有調查顯示，僅有不到10%的捐獻者家屬願意向社會公開信息。

　　多省紅十字會相關負責人表示，在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並積極宣傳推廣公民捐獻情況下，無償捐贈的器官如何公正、公平地分配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是亟待建立的“誠信防火牆”。

　　捐獻數量已有較快增長

　　自2009年起，我國陸續在一些省市開展器官捐獻試點工作。在3年試點期內，19個試點省份累計實施捐獻659例，捐獻器官1804個。隨著2013年這一工作在全國所有省區市鋪開，各地器官捐獻數量呈現較大幅度增長。

　　來自廣東省紅十字會的數據顯示，從2010年的15例，到2014年大幅提高到246例，近年來器官捐獻的數量和案例都呈現顯著增長。中國紅十字會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統計數據顯示，截至1月18日，已登記器官捐獻者3.4萬人。

　　與此同時，一些地方也陸續建立起器官捐獻的管理部門及專業機構，並出台地方性法規對器官捐獻予以規范。2014年8月，貴州省紅十字會成立了人體器官與細胞組織捐獻辦公室，目前全省共有3個人體器官獲取組織，移植項目包括肝臟、腎臟、胰腺和小腸。

　　截至目前，深圳市累計已有688人身后捐獻眼角膜，190人捐獻遺體，158人捐獻多器官。“之所以捐獻工作走在全國前列，與深圳很早就推出《人體器官捐獻移植條例》有直接聯系。條例明確了器官捐獻自願、無償原則，規定了捐獻器官的條件，規范了醫生的摘取和移植行為，嚴禁買賣人體器官。”深圳市紅十字會專職副會長趙麗珍說。

　　多位專家表示，從目前一些地方器官捐獻者的年齡構成來看，70后、80后、90后的年輕捐獻者已逐漸成為主力。年輕人觀念開放，受教育程度普遍高於上一代，基於此，未來我國器官捐獻事業有實現較大發展的潛力。

　　何曉順認為，我國每年死亡人數900多萬，其中比較適合器官捐獻的，如因交通意外、中毒、腦出血致死者等潛在捐獻者佔近四成，也就是說理論上有300多萬人是可以進行捐獻的。如果能夠加大宣傳並完善相關機制，或許會讓更多逝者的生命用另一種形式延續。

　　提升捐獻意願宜多措並舉

　　多位受訪者表示，改變我國器官移植供需比差距過大的局面，不僅要通過加大宣傳力度提升公眾的捐助意願，更要通過完善法律法規、健全相關制度等多方面著手。

　　應通過各種方式加大器官捐獻知識的普及力度，發展器官捐獻協調員和志願者，並放大名人捐獻器官的示范效應﹔推動器官移植立法改革，完善相關保障機制，讓器官捐獻在陽光下運行﹔保持對器官黑市交易的嚴打態勢，建立適合國情的對捐獻者的人道救助體系。

　　多年以來一直呼吁建立公民自願捐獻器官制度的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認為，目前亟需建立國家層面的器官捐獻體系，在鼓勵公民捐獻的同時，更要加快推動器官移植立法改革。

　　業內人士提出，針對擔心器官被用來牟利而引發的“捐獻焦慮”，相關制度設計應以公信力建設為核心，將公開、透明作為最重要目標。曾通過媒體全程展示器官捐獻與分配過程的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主治醫師韓明說，從確認捐獻者腦死亡，到家屬填寫登記表，到根據肝臟匹配度和患者等待時間最終敲定受捐者，這樣的全過程經媒體傳播后，能讓人們清楚地了解器官捐獻與分配，也能打消陰謀論、買賣論的顧慮，讓更多的人放心捐獻。

　　對捐獻者給予一定的人道救濟，是擠壓黑市交易的途徑之一。建議設立器官捐獻救助基金，抓緊制定公開、透明的救助制度，明確監管部門及救助過程，對救助款去向公開透明。

　　深圳市眼科醫院角膜及眼表病區主任姚曉明說，一些發達國家在鼓勵公眾捐獻器官方面的成熟經驗可以借鑒參考。一是提高器官捐獻意願征詢的送達率。美國的做法是在年滿18歲的成人初次領取駕照或者換發駕照時，要求其填寫表格，表明是否願意在遭遇交通意外后自願捐獻器官，從而不必等到潛在捐獻者臨終時再去游說家屬遭人反感﹔二是適當給予捐獻者人道主義救助。在以色列，登記成為器官捐獻者的人，如果有一天自己需要器官移植能優先獲得器官。□(採寫記者：陳晨葉前楊一苗李驚亞肖思思帥才)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