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環保站

嵇大昕在整理別人送來的紙箱

嵇大昕給答對問題的小朋友發獎品

謝仁貞在環保站工作

　　經濟基礎穩固了，才有時間追求精神層面的富足。

　　在富人扎堆兒的高端小區推行環保，成功的概率是不是會更大些？

　　台灣夫婦嵇大昕、謝仁貞也是這樣想的，可五年過去了，他們僅帶動了兩戶人家。

　　這還不算，20天前，他們的環保站被小區的人砸了，肇事者竟是一名律師。

　　這些年來，究竟發生了什麼？

　　台灣人嵇大昕、謝仁貞自建的環保站被人砸了。

　　堆在門口的玻璃碎了，幾盆花倒在草叢裡，塑料椅子和掃帚東倒西歪地躺在地上，這樣的宣泄似乎還不夠，環保站的門板上，被紅色水筆寫上了幾個臉盆大的“垃圾”，筆劃歪斜，觸目驚心。

　　尋找破壞者並不困難，事發當天晚上，一名保安目睹部分經過：肇事者也是小區的住戶，和嵇氏夫婦家住同一棟樓，是東莞當地的一名律師。

　　“實在是太過分了！”“應該要他道歉！”得知此事的鄰居替這對台灣夫婦忿忿不平。

　　外人看到了環保站的傷痕，謝仁貞卻看到了環保站的末路。

　　五年來，這座本意面向整個小區的環保站，一直是隻有兩個人的孤島。他們想盡辦法，願意涉足此間的人，卻始終寥寥無幾。

　　“人們不理不睬也就罷了，現在做出這樣過激的行為，我真的有點不能接受。”已經60歲的謝仁貞說，他們很快要回台灣過春節，“節后，環保站就要逐步關停了。”

　　作為東莞市第一個小區環保試點，五年來，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它真的要就此“死去”了嗎？

　　生逢其時？

　　環保站就設在東莞城紀城國際公館小區偏門進去不遠的地方，在一道燈火璀璨的長廊盡頭，光亮照不到的地方。嵇大昕自己動手，用廢棄的燈籠骨架和雨傘，做成了兩隻吊燈，引來了如豆的一點光。

　　它算不上一間真正意義上的房子，只是就著建筑挑空處的三面牆，再安裝一扇門板圍起來的一處空間，面積不過六七平方米。

　　但主人對這裡很愛惜。廢品塞滿倉庫一樣的房間，卻被歸置得錯落有致：靠牆一字排列著四個貼了分類標簽的大桶，架子上的廢紙箱折疊成摞，鋁管、燈管用繩子捆扎起來，地面干燥整潔，空氣中隻能聞到院落裡飄來的桂花香。

　　環保站的誕生算得上“生逢其時”。

　　2010年，恰逢東莞市環保局大力推廣垃圾分類，政府計劃以小區為試點，以點帶面地帶動整個城市﹔與此同時，國際公館小區也在沖刺由環保局頒發的綠色社區。根據網上公布的評選標准，生活垃圾的分類回收和環保宣傳，以及人文方面的環保活動，所佔分值累計高達30分。

　　兩位老人當時還不太清楚這些，他們只是把這裡當成晚年的一項事業。退休之前，謝仁貞就跟嵇大昕商量過，等以后時間充裕了，就專注於一項公益工作，一定要做好，當成事業來做。

　　嵇大昕今年65歲，體格健壯，臉上總是挂著微笑，透著一股子活力。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他和謝仁貞先后從台北來到東莞。那時，嵇在一家台資企業做高級主管，謝則自己經營一家食品廠。

　　2008年汶川地震時，兩人加入台灣慈濟基金會。從此，隻要一有時間，他們便時不時地去學校和敬老院做志工。

　　建環保站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他們有過環保志工的經驗，而垃圾分類是“門檻最低”“每個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環保站”的雛形就是他們的家。打從2007年搬進這個小區，他家的陽台上就一直擺著4個藍色的分類桶。住在18層的鄰居郭靜瑜發現，每次收廢品的人從他們家出來，總會帶出特別多的垃圾。

　　她當時覺得很好奇，兩家人熟識后，在謝仁貞家的陽台上，她第一次看到有人把不同種類的塑料都分門別類，感到十分“震驚”。

　　謝仁貞跟她講了自己的設想：在小區裡建一個環保站，身體力行地帶動大家做垃圾分類、資源回收。郭靜瑜覺得想法很好，甚至有種找到“知音”的感覺。她從小的家庭教育就是“不能浪費”“要愛惜東西”，自己組建家庭后，總是對一些“棄之可惜”的舊物產生雞肋之感。

　　她當即決定加入，成了小區五年來一直追隨環保站的兩戶之一。

　　得到物業劃給他們的這塊地方，夫妻倆開始馬不停蹄地跑前跑后，設計架子的排列方式，添置環保站所需的物品。鄰居家裝修書房淘汰下的門板，他們高高興興地收下，作為環保站大門﹔別人家不要的塑料凳子，也被他們安置到環保站的角落裡，准備給將來參與的人們歇腳﹔謝仁貞跟郭靜瑜還一塊兒撿了把被人丟棄在路邊的長椅，配上一張舊桌子，擺在環保站門口，使這裡更像一個頗具古典情調的茶座。

　　他們不滿足於“硬件”的完善，環保站正式挂牌之前，這對老夫妻還飛回台灣，在位於花蓮的台灣慈濟基金會總部接受了培訓。

　　在那裡，他們和一百多號人擠在一間大教室裡，看環保視頻，學習國外的理念和做法，又到台北板橋的雙河環保站觀摩，系統學習實際操作方法。隻參觀這一家環保站，謝仁貞覺得不過癮。她干脆以娘家屏東為起點，從南到北，跑了十幾家大大小小的環保站“取經”。

　　“世紀城環保站”終於正式挂牌成立了，物業很積極地幫忙籌辦了一場啟動儀式。他們后來經常強調，“世紀城”的名字和提供給環保站的那一小塊地，是他們支持環保的佐証。

　　啟動儀式風風光光地舉行了。地點就在離環保站不遠處的社區“老年人活動中心”，一個四面敞開的建筑。地上鋪著紅毯，桌子上堆滿水果和免費飲料，環保站還派發了自制的“福袋”（禮物），見者有份。一時間，連環保站外一米多寬的長廊裡，都擠滿了湊熱鬧的人。

　　當時，物業代表還站在麥克風前做了簡短的講話，告訴大家：環保站的主要工作，是宣導和帶領大家做垃圾分類和資源回收，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多多參與。人們熱烈鼓掌。

　　熱鬧過后，人群漸漸散去，剩下來收拾殘局的隻有老兩口和前來幫忙的志工。謝仁貞有點兒小失望，但她相信：日子還長，人們最終總會被帶動的。

　　如她所願，沒過多久，一戶“意大利先生加中國太太”的“國際家庭”加入進來，他們不僅常來環保站幫忙，還常常跟嵇大昕夫婦分享許多意大利垃圾分類的做法。

　　老兩口很欣慰，這麼短的時間內，已經有兩戶家庭進來了。

　　后來的五年裡，一直追隨他們的，也隻有這兩戶。

　　艱難生長

　　謝仁貞本以為，早期做志工的時候，就已經習慣了社會對“不計回報的付出”所顯現的驚訝。但環保站讓她見識到更多的表情。

　　在小區裡看到手提垃圾袋出門的人，不管認不認識，謝仁貞跟嵇大昕總是要問一句：有做垃圾分類嗎？這一次，聽者的反應不僅僅是驚訝。

　　“關我什麼事？”“這不關我的事！”近乎相同的回答，區別在於，說這話的時候，對方是附贈一個白眼，還是丟來一臉不屑。

　　他們居住的世紀城國際公館小區是個富人扎堆兒的地方，主推戶型是別墅，帶私家車庫和花園，外界的人和車想要進入，必須經業主確認，才予放行。

　　“我以為能住在高檔小區的人，素質總不會太差，推廣垃圾分類應該會比較容易。”謝仁貞回顧過去，覺得自己“過於樂觀”。

　　“你對不認識的人去宣導環保，簡直是自找沒趣，你說做垃圾分類，人家會想，你是在搞傳銷嗎，你是在賣保險嗎。很多人都問這種話：你這個是詐騙集團嗎？”

　　“有個衣冠楚楚的先生告訴我：‘這個我不知道，這是我太太的事，是我家阿姨的事。’難道制造這些垃圾的都是他們家的阿姨嗎？”個頭兒不高的倔強老太太，氣鼓鼓地說，“有的人就會說：我有交物業費、衛生費，這個事情不該由我來做。”

　　面對面的宣導失敗了，老兩口隻好去翻垃圾桶，希望能用行動感化周圍的人。

　　小區裡的人最初完全沒有任何垃圾分類意識。廚余垃圾和可回收的垃圾都混在一起，一包丟掉。

　　嵇大昕常常蹬一輛自行車，單手扶把，另一隻手拖一個小推車，在這個佔地面積15萬平方米的小區裡，一個垃圾桶一個垃圾桶地扒，再用推車帶回環保站，分門別類。

　　“所有的垃圾都混在一起，裡面可能有腐爛的食物，還可能有衛生間產生的垃圾，要在這些腥騷惡臭的垃圾裡面翻揀可回收的東西，那種滋味你能想象嗎？”陪父親翻過一次垃圾箱的小嵇一想起來就覺得難過，“一個垃圾箱翻下來，手上的那股味道，感覺洗都洗不掉。”

　　19歲的小嵇心疼父母的付出，痛恨一部分人的冷漠和勢利。“時間過去這麼久了，過來幫忙的，始終就隻有那幾個人。我爸媽年紀大了終究是要回台灣的，他們在這裡推環保，是幫這裡的人改善他們自己的環境，我想不通，為什麼人們不但不領情，還要去環保站搞破壞，把東西亂丟？”

　　郭靜瑜記得，分揀別人丟過來的垃圾時，一打開袋子，爛菜生的虫子便呼地一下扑面而來，讓她“心酸得想哭”。

　　“嵇大哥、嵇大嫂他們兩個太不容易了，那個小房間原來連電扇、電燈都沒有，物業也不管。夏天蚊子多，他們就摸黑在那裡工作。”郭靜瑜說。

　　過去幾年，她每天都會到環保站幫忙。除她之外，便隻有意大利人家庭的中國太太。之前，嵇大昕他們曾配過100多把鑰匙，分發給對環保站顯現出興趣的人們，可最后，鑰匙同它們的主人一樣，不見蹤影。

　　不甘心環保站就這樣沉寂下去，他們絞盡腦汁地搞了許多活動。小區門口的一個店鋪空了很久，征得物業同意，謝仁貞借那塊場地，以每周一次的頻率舉辦環保分享茶會。

　　夫妻倆和幾個志工把房間收拾出來，玻璃、地面全都擦得锃亮。活動隻堅持了三個月，謝仁貞最顯著的感覺是：人越來越少。

　　起初，除了普通住戶，環保局、垃圾分類辦和物業的人都會過來參加。再往后，政府和物業的人不來了。最后，人們以各種理由，不再出現。

　　老兩口又開動腦筋，覺得老年人時間充裕，一般也比較節儉，或許是個切入點。趁著早上晨練的時候，他們又開始跟晨練的伙伴們宣傳垃圾分類的理念，請他們幫忙向自己身邊的人推廣。

　　反饋來得很快，一位大媽告訴謝仁貞，她跟牌友說起這事兒的時候，埋頭“修長城”的老太太們頭也不抬地甩來一句熟悉的話：關我什麼事啊？

　　嵇大昕這邊，本來已經有一位老大爺想要過來參與，結果被兒女攔下了。老大爺挺抱歉地表示：自己出來撿垃圾，會讓孩子們臉上無光。

　　並非所有人都對環保站不理不睬，只是，人們關注的點，在其他方面。

　　趁著夫婦倆不在的時候，總有人拉著過來幫忙的志工打聽：他們家是不是沒錢，才去收廢品？收這麼多廢品，一個月能賣多少錢？人們不相信，這兩個台灣人不圖點兒什麼。

　　“大家都是這個小區的業主，說句難聽的，誰也不比誰沒錢多少。”小嵇對此十分不爽，家裡工廠經營得不錯，在東莞也不隻國際公館一處房產。“我常常就跟我爸媽說，干脆把賣廢品的錢留一部分貼補家用算了！”

　　其實，隻要走進環保站，就能打破一些揣測。環保站牆上的顯著位置，貼了幾張紙，其中一張是2014年度的收支明細，每個星期各類別的垃圾收了多少，賣了多少，月底的統計，全部清清楚楚地記錄在案。

　　另一張紙上的內容，則具象了這些數據的意義：回收50公斤廢紙，可挽救一棵20年的大樹，世紀城環保站已回收4622公斤，相當於92棵20年的大樹﹔回收一個鋁罐，可節省3小時看電視的電能，世紀城環保站已回收1314個，相當於3942小時看電視的電能……

　　到了年底，表格中的數字還會轉化成一張支票，以世紀城環保站的名義捐給貴州、廣東河源和廣州中醫藥大學的貧困學生。

　　過去，為了醒目，謝仁貞總是把明細和支票回執貼在環保站外的牌子下面，但發現沒用，根本沒人過來看。

　　“人們寧願遠遠地觀望，停留在負面的猜想，也不願走過來了解。”謝仁貞有些懊惱。

　　與探聽八卦的熱衷相比，對於嵇大昕和謝仁貞所做的事情，甚至於那個被樹木掩映的角落，人們更傾向於保持一種禮貌而疏遠的距離。

　　有時候，看到有人站在不遠處朝這邊張望，謝仁貞都熱情地會招呼對方：你過來啊，過來了解一下，來喝茶呀！結果，不招呼還好，一招呼，對方扭頭就走。

　　說起環保站，小區裡幾位正搓著兩塊錢麻將的老年人，不假思索地評價道：“環保肯定是好事啊，都是一個樓的，肯定支持。”

　　“我家還送過垃圾給他們呢。”一位大爺用力擲出一張牌，說道。

　　“你想打聽環保的事兒，最好直接去問他們。”一位化著淡妝的大媽謹慎地朝環保站的方向看了一眼，又執著於面前的牌上，“我們說不出什麼，年紀大了，好奇心沒那麼重了。”

　　但說起環保站被砸的事情，一桌人卻齊刷刷地抬起頭：“真的啊？什麼時候？因為什麼呀？”

　　沒人知道內幕，八卦很快結束，所有人都默契地不再講話。一陣涼風吹過，大媽裹緊了皮衣，繼續鏖戰。有關環保站的討論，到此結束。

　　屢試屢敗

　　在大人當中的推廣失敗了，通過孩子影響大人，有沒有可能成功呢？

　　謝仁貞想起了台灣那邊的理念：從娃娃抓起，從小抓起。他們會影響和帶動他們的家人。

　　世紀城環保站有過小范圍的成功案例，郭靜瑜的兩個孩子就經常跟著媽媽來環保站干活兒，回到家裡，看到爸爸亂丟垃圾，還會大聲指責。

　　兩個老人決定試試。他們請求物業幫忙，向業主群發短信，通知大家：環保站將義務開展環保教育活動。地點，還在挂牌典禮的舉辦地。

　　他們再次鋪上紅毯，准備飲料和點心，志工還捐了一台投影設備。昔日熱鬧的景象在這裡悉數重現，孩子們唱歌、跳舞、看環保動畫、做環保游戲，答對問題還有玩具作為獎勵，氣氛十分熱烈。

　　這次活動過后，著實有一些孩子跑過來，躍躍欲試地想幫忙。才一跑過來，站在遠處的家長們就開始喊了：“那邊很臟的，不要過去，會生病！”然后快步過來，把孩子們拉走。

　　“效果還是有的啦。”嵇大昕自我寬慰，“比如我們教小孩子那個‘環保十字口訣’：瓶瓶罐罐紙電一三五七，他們很快就記住了。”他伸出十個手指頭解釋：“瓶就是寶特瓶（飲料瓶）、玻璃瓶，罐是鐵罐、鋁罐，紙是廢紙，電是電池，一是舊衣服，三是3C產品（數碼產品），五是五金類，七是其他。”

　　他每解釋完一條就縮回一根手指，十字口訣說完，粗糙的大手正好握成兩隻拳頭。這口訣是台灣在宣傳垃圾分類時，為了方便民眾記憶而發明的，分類分不清楚的時候，伸伸手指就能想起來。

　　嵇大昕在環保站的一面架子上，收了很多舊文具。他舍不得丟掉，覺得小區裡這麼多孩子，或許會有人用得上。於是，那個架子總是越積越滿，清空一撥又一撥，到現在為止，隻送出去一個鉛筆盒，郭靜瑜把它拿到工廠辦公室，當筆筒用。

　　針對兒童的活動舉辦了三次，來參加的人越來越少。到最后，小孩子們都是沖著玩具的環節來的，搶完玩具就跑掉了。

　　在活動中，謝仁貞發現一個特點，孩子們在回答環保問題上，幾乎都能說得一套一套，比如為什麼要環保？孩子會講得繪聲繪色：“地球爺爺生病了，我們要從自己做起，保護環境，醫治地球。”又比如，垃圾應該怎樣分類？孩子會對答如流地說出“環保十字口訣”。但到了活動結束后，真正到環保站幫忙，或把廢品送到環保站的孩子卻少之又少。

　　環保局和垃圾分類辦一度邀請嵇大昕夫婦，到各種學校裡，為老師和孩子們宣導垃圾分類，幫忙籌劃學校裡的環保站。

　　整個東莞的小學，他們去了有十幾所，還有一些，是學校直接把小朋友們拉到小區的環保站來。但“效果並不理想。”

　　很多學校接受過一次環保教育后再無反饋，個別邀請他們回訪並深入指導垃圾分類的學校，結果做得很一般，“隔了幾個月再去看，回收的垃圾還是隻有那麼一點點。”

　　謝仁貞還曾受環保局邀請，作為評委，參加中小學環保演講比賽。一位老師聲情並茂地講完下台時，她問對方：你在學校裡真的有帶領小孩子做垃圾分類嗎？老師有點兒不好意思地搖了搖頭，謝仁貞說：“那就是了。所以，我認為你的演講很空洞。”

　　環保局的工作人員也曾向謝仁貞表達出推行垃圾分類的無力感：“錢也花了，力也出了，人們就是不願意去做。”

　　“環保不是一個立竿見影的事情，很多人覺得做與不做，似乎看不到什麼區別，但這個是造福我們子孫后代的事情。就說這個飲料瓶，如果人們不去使用，或者回收利用，那工廠就不需要生產那麼多，那也不需要開採那麼多的原油，其實就是保護資源。”嵇大昕語重心長地說。

　　作為台灣輔仁大學會計系的畢業生，嵇大昕同抽象的數字打了一輩子交道，但現在，他真切地感覺到周遭環境帶給他的難題。主要是根深蒂固的“面子”在作怪。人們住豪宅，開豪車，過著與國際化接軌的生活。觀念卻沒跟上物質的進步。

　　“就比如砸環保站的那個人，他是律師，接受過高等教育，卻認為環保站等同於垃圾站，因為掃了他的面子就動用暴力，試問，是什麼讓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還保留著土豪的心態？”那位律師之前就曾到物業投訴過，認為在高檔小區建“垃圾站”會拉低整個小區的檔次。

　　在台灣，很多環保志工都是老年人。環保站同時是老年人的活動中心，兒女們早上要上班，就把老人帶去環保站，那裡有茶水和午餐，有時還會舉行一些活動，帶領長者們做簡單的環保工作。年紀大的折報紙，年紀稍輕一些的則干點體力活兒。大家有說有笑，其樂融融。

　　同樣的模式在這裡卻無法實行。“很多老年人放不下身段，覺得撿拾垃圾很難為情。”

　　大環境也不夠“給力”。雖然政府一再宣傳，真正實施起來，各環節卻漏洞百出。國際公館小區裡也放置了藍綠紅黑四個顏色的垃圾桶，卻沒有標簽，小區的垃圾車過來，也不過是簡單粗暴地把所有垃圾一股腦倒進車斗，前期的分類，因此顯得十分徒勞。

　　台灣現在的做法是，每天派兩部環保車進入居民區，一部車收廚余和衛生間的垃圾，另一部則按照周一至周五，每天收一種可回收的垃圾，比如，周一收紙張，周二收塑料瓶，以此類推。住戶們需要將不同種類的垃圾放入不同顏色的垃圾袋，放錯了就要被罰款。

　　“意大利也是這樣。”那位意大利人的中國太太告訴嵇大昕，當地政府每個月會提前把月歷發給大家，上面注明某天收哪一樣垃圾，提醒民眾分類。

　　嵇大昕心裡依舊存著一絲樂觀。經過這五年，小區裡很多人開始把“感覺上能回收”的垃圾放在環保站外面。“這就是進步。”他說，“在台灣，一開始推廣垃圾分類也非常難。后來，靠立法，由政府帶頭強制推行，才慢慢有了效果。這個過程也經過了二三十年。”

　　他們還在嘗試尋找能夠觸及人們心靈的辦法。但到目前為止，僅有的一次成功卻也令人啼笑皆非。

　　那是一出在一家工廠演出的環保短劇。短劇名叫《過奈何橋》，主要劇情便是：人如果生前浪費食物，死去之后，過奈何橋投胎轉世之前，就會有許多大小鬼怪攔住你，讓你吃光所有生前浪費過的糧食。

　　自打這出迷信色彩極其濃厚的話劇演完，工廠食堂的廚余桶一下子空了許多。工人們再也不浪費食物了。

　　自得其樂

　　時間過去了近3個星期，砸環保站的律師依舊沒有露面。物業說，每次打電話過去，對方總是說自己很忙。

　　“他說電話裡講不清楚，意思還是覺得雙方都有錯。”物業無奈地說，“都是業主，我們也不能強迫誰。”

　　嵇大昕的心情似乎並未因此受到影響。又是一個周一，好像士兵渴望戰斗一樣，他每到這天就顯得興奮異常，一大早，就把原本擱在環保站裡的分類桶搬到了外面的長廊上。

　　這一天，收廢品的貴州人阿香會過來，統計一周以來的回收成果。但同時這也是一個星期當中，最為辛苦的一天。

　　平日裡，嵇大昕雖然每天都會來環保站整理，但小區的人們不斷地送垃圾和舊物過來，整理的速度總是趕不上增加的速度，再加上志工帶來積攢一周的可回收垃圾，周一的清理，是個耗時耗力的大工程。

　　不一會兒，兩個穿著慈濟背心的台灣志工來了，嵇大昕找出兩個塑料矮凳給她們。這些堆在小屋裡的塑料矮凳終於等到了一周一次的用武之地。

　　在小屋裡翻騰了一陣，他掂著一個青花瓷的空酒瓶走了出來。

　　“這個務必要宣導一下，這種材質是最難回收的。燒，燒不掉﹔埋，埋不爛。現在的商家過度包裝，觀念真的要改一改。”他用袖子擦了擦額頭的汗水，不戴手套的雙手早已經蹭得黑黢黢了。

　　嵇大昕和謝仁貞平日裡的分工很明確，他負責出體力，謝仁貞的職責主要在數量和金錢的統計上面。

　　這幾年，因為環保站的體力勞動，老人的腰圍瘦了一大圈，啤酒肚也不見了，原本用來敲擊鍵盤和握簽字筆的手，變得布滿干燥細紋。收廢品的阿香常勸他：用姜水泡手試試。

　　出出進進，郭靜瑜時常看到嵇大昕滿頭大汗地在環保站門口干活兒。老人不辭辛苦的熱忱讓她很感動，除了行動上的支持，郭靜瑜還出錢找電工，為環保站裝上了電風扇，買了蚊香和花露水。

　　她常常為兩位老人慨嘆：“他們那麼努力地做一件好事，怎麼就這麼難？”

　　嵇大昕有他自己的快樂，他和志工們一邊干活兒，一邊用閩南語聊天，愛開玩笑的老人說自己是蔡依林的師哥，隻不過他畢業的時候，蔡還沒出生罷了。

　　不一會兒，胖胖的阿香騎著電動三輪車過來了，“收嵇叔這邊的廢品最省事兒，他分得最細。”

　　銀行賬單信封上的塑料紙，他會揭掉，分別歸類﹔硬紙箱連接處的鐵釘，他也會摳下來，歸到鐵制品的桶子裡。

　　阿香被嵇大昕的細致所感動，收廢品時總想給他高一點的價格，但嵇大昕不許。“他打聽過，知道市價。”

　　細致的分類相當耗時，平日裡，他都要整理兩三個小時，到了周一，往往會耗掉整個一上午。

　　“每天都會有人來送。”謝仁貞說，之前過年時，他們回台灣前都會在環保站門前放一塊牌子：主人回家過年，近期請不要送廢品過來。結果，回來的時候，環保站門口還是堆得滿滿的雜物。

　　“很難說，是人們已經有了資源回收的意識，還是真的當我們是收廢品的了。”謝仁貞說，“我希望是前者。”

　　說話的功夫，不遠處一個穿著白色套裝，氣質很高雅的中年女士正在刷卡進門。嵇大昕壓低了聲音說：“那邊就是那個律師的太太。”

　　感覺到有人望著她，那位女士朝環保站的方向瞥了一眼，面無表情地轉身進了樓門。

　　“我希望他能夠有個真誠的態度，並保証不會再做出過激的行為。”謝仁貞說，“我要的不是一句敷衍的道歉。”她擔心，對方將來做出更加過激的事情，會傷害到志工和他們自己的安全。

　　一陣沉默過后，嵇大昕的熱情又高漲起來。阿香剛剛給廢品稱完重，這一周的量不算大，但幾件舊電器起到了加分的作用。他們共計賣掉了227塊，阿香照例多給了3塊錢，湊成了整數，“就當我對環保的一份心意。”

　　還是有人不解，問嵇大昕：“同樣是捐錢給貧困學生，為什麼非要用這樣辛苦的方式？”

　　“辛苦換來的錢，不是冷冰冰的，每一分錢都有百分之百的溫度。”他說。

　　清掃過后，嵇大昕轉身關上了環保站的門。被人涂抹的“垃圾”二字還留著清晰的印跡，在那旁邊，貼著夫婦倆自勉用的字條：用歡喜心付出，用感恩心投入，就不會辛苦。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