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香港跨境婚姻30年變遷：“少妻二奶”越來越少

　　香港社工梁秋莎一直往返於香港與廣州之間，服務穗港跨境婚姻家庭 受訪者供圖

　　周五，香港社工梁秋莎又准時出現在位於廣州市荔灣區逢源街的穗港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這是她往返穗港做跨境家庭服務的第18個年頭。每月往返數次，她笑稱自己給廣九直通車“貢獻”了近30萬元車費，不過，能為超過2000個穗港家庭作深度跟蹤服務，她覺得這路費沒有白花。

　　近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提供的一組數據顯示，1986年，有15776名香港籍男性與內地女性登記結婚，僅有675名港女“下嫁”大陸男﹔2013年,娶內地女性為妻的港男人數為19166人,而港女“北嫁”則在27年間增長了10倍，達7444人。

　　近30年來，累計超過100萬人步入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跨境婚姻，他們故事的背后是內地與香港經濟差距迅速縮小而帶來的價值觀、婚姻觀的碰撞與變化。

　　十幾年前，歌手艾敬有首關於跨境戀情的歌，名為《我的1997》，歌裡唱道：“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如今，內地居民去香港變得越來越快捷，卻有越來越多的跨境婚戀者選擇不去香港或者干脆“回流”內地。

　　觀念大變遷

　　從講利益到講感情

　　作為跨境婚姻變化的見証人，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下稱“國際社”)內地服務發展總監梁秋莎在跨境婚姻問題上有絕對的發言權。

　　被人稱為“梁姑娘”的她，從1998年起，便開始到廣州做穗港婚姻家庭輔導。梁秋莎說，30年前，跨境婚戀中的內地人一邊倒地向往著香港，導致很多社會問題，如老夫少妻、未婚同居生育、包二奶等﹔但現在內地人與港人的婚姻，少了利益的衡量，多了感情的掂量，少了強弱分明的對壘，多了到底在哪邊工作生活的糾結。

　　上世紀80—90年代

　　“老夫少妻”團圓難

　　梁秋莎說，1998年，香港已經回歸，但由於政策原因，即使已經與香港人結婚，要想赴港定居，內地居民還是要經歷一個平均長達8年的“輪候期”，最高峰時，這個輪候期長達12年。因此，那時她接觸的個案，都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遺留下來的，夫妻雙方盼團圓盼到“頸長”。

　　“那個年代，很多都是女子經人介紹認識香港人，見了幾次面就開始了同居關系，進而結婚(也有的一直未登記結婚，不過按1998年以前的婚姻法，可歸為事實婚姻)。這類婚姻中，女方多數的心態都是——嫁了港客，能出去就好。不管對方是老是嫩、有錢沒錢、對自己是好是壞。”梁秋莎說，這類婚姻也常與“老夫少妻”、“家庭暴力”等負面標簽挂鉤。

　　梁秋莎記得有不少這樣的個案：男方在香港做最底層的泥水工或看更員，一個月8000元港幣左右的收入，但這在當時內地人的眼中已是“天文數字”。

　　“當年(上世紀80年代)內地人一個月的工資才幾十元，而港幣兌人民幣的匯率是100︰130。男方在香港是典型的草根階層，回來相親時卻穿西裝打領帶，在女家看來，這就是富豪了。由於當時兩地信息資訊不對稱，女方對男方的期望很高，見面便給男方施加不少壓力，久而久之，男方開始逃避，先是減少回鄉次數，繼而索性‘玩失蹤’，這時，女方便哭哭啼啼、拖家帶口地到輔導中心拍門求助。”梁秋莎回憶道。

　　家住白雲區的玲姐就是這類跨境婚姻的犧牲品。1995年，玲姐在眾人羨慕的眼光中嫁給了香港人阿江。婚后，阿江每月給玲姐1000多元家用，還一次性花20多萬元在廣園路買了套住房。他們結婚次年生下一個兒子。但好景不長，1997年，阿江對玲姐說，想要換一套大房子，先要把現在的房子賣掉，結果阿江帶著賣房款回港后就再也沒了人影，連兒子的証件也被他帶走了。還是在穗港及海外分隔家庭輔導中心社工的幫助下，玲姐才給兒子補辦了廣州戶口等証件。

　　類似的“粵港兒”的戶口、讀書、心理問題，可以說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跨境婚姻衍生出的普遍問題。

　　在梁秋莎的印象中，“當年找我做婚姻輔導的，100個裡面，可能隻有一兩個是港女”。據香港官方統計數據，1996年當年，港男娶內地女人數為24564，港女嫁內地男人數則為1821，比例約為100︰7。

　　“這裡面通過正常方式結識、年紀相當的夫妻肯定也有，不過來找我的一般都是遇到問題的(跨境婚姻)。”梁秋莎補充道。

　　2000年—2010年

　　自由行促赴港登記激增

　　廣東公安出入境部門數據顯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每年粵港通婚超過1萬對，排隊輪候持單程証赴港定居人數進入最高峰期。

　　隨著廣東經濟騰飛，粵港澳三地差距持續收窄，單程証不再一証難求，2002年前后單程証開始出現名額剩余。夫妻團聚類的赴港定居輪候期不斷縮短。

　　廣東省婚姻家庭建設協會會長陳婉玲分析，從20年的大趨勢來看，粵港通婚不再呈上升趨勢，而是一直在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香港“不再那麼有吸引力”。從生活到住房，從找工作到交朋友，為改變生活狀況而外嫁的“過埠新娘”，都能感受到移居香港后的壓力。

　　“由於粵港兩地社會制度和經濟文化上的差異，許多外嫁女對香港教育、就業、房屋、法律、醫療等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同時缺少必要的工作技能，赴港后往往出現生活不適應、找工作難、子女學習跟不上等一系列問題，這幾年回流也很突出。”陳婉玲說。

　　粵港兩地的數據還顯示，在粵登記的兩地通婚數量不斷下降，而香港的數據則呈螺旋上升態勢，這說明越來越多的粵港結婚新人選擇去香港登記結婚。對此陳婉玲分析，去香港注冊有其便利性，如注冊年齡可以比內地法定年齡低(注：香港的婚姻條例規定，年滿16周歲、未滿21周歲的男女，可在父母或監護人同意的情況下結婚)。

　　除了這些原因,梁秋莎認為，赴港注冊結婚增多,內地登記數量減少,其實也是信息更加透明與法律意識提升的表現。因為以前兩地信息不透明，香港人拿到了無結婚記錄証明書，就可以在內地的任何地方登記結婚，因此一些“無良港男”在廣州、東莞等地分別登記，享“齊人之福”。隨著兩地信息交流的增多，越來越多內地人(特別是內地女子)更加懂得保護自己，而選擇去香港注冊。2003年自由行放開，去香港注冊結婚也不再是什麼難事，於是在香港登記結婚的跨境婚姻人數大增。

　　2010年以后

　　港女“北嫁”內地優才

　　2008年，香港受金融危機重創，越來越多港人選擇走出去“揾食”，內地人與港人接觸的時間、空間更緊密，發展感情、締結婚姻的幾率也相應大增。一方面，“80后”、“90后”在這一階段進入適婚年齡，他們中部分人的婚姻具有閃戀、閃婚、閃離等特點﹔另一方面，內地經濟發展致人才素質不斷提高，也進一步促進港女“北嫁”。

　　2013年，港女“北嫁”首次突破7000人，與港男“北娶”的比例達到39︰100。

　　近年，“北娶”港男已從中老年草根工人擴展到青年專才，北上定居家庭也逐年增多。在港星北上內地“掘金”的示范效應下，粵港之間的通婚越來越正常化、普遍化。隨著粵港交通和信息交流的迅猛發展，男女相識的方式已不局限於相親、征婚，更多人通過同學、工作伙伴、網絡等形式建立聯系，利用“自由行”隨時相會，跨境婚姻凸顯年輕化特征。

　　在梁秋莎接觸到的個案中，港女的跨境婚姻大多“門當戶對”，雙方能力與經濟收入都相當。有時女方會略好，但男方也是公司中層管理人員等“潛力股”。

　　陳醫生是中山大學某附屬醫院的專科醫生，在香港進修時認識了港女阿嬌。異地戀在感情升溫后變成了跨境婚姻。后來，阿嬌考上了香港特區政府的公務員，而陳醫生在國內的事業也是蒸蒸日上，雙方都難以為愛情犧牲前程。如今小兩口最大的煩惱便是要不要孩子、以后在哪裡定居生活，每次談到這個問題，就幾乎鬧到不歡而散。

　　梁秋莎為他們做了幾次婚姻輔導，她認為這種煩惱可能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成為新時代粵港跨境婚姻的主流。這類看似“完美”的跨境婚姻，實則暗藏“黑洞”，雙方往往都以事業為重，兩地阻隔更使雙方減少對家庭的投入，久而久之便無法平衡事業與家庭的關系，導致雙方不斷猜忌、抱怨，令婚姻危機四伏。如果要讓跨境婚姻持續下去，最終的結果可能是有一方妥協，放棄自己原來的工作。(記者 曾璇)

(來源: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