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農民6年前暴力抗拆獲刑 出獄后起訴當地政府（圖）

　　林培章在莆田中院門前

　　林培章拿著父母遺像，母親至今尸骨無蹤

　　昨天，林培章訴莆田市三級政府征地拆遷行政違法案在該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這場曾用“以暴制暴”方式解決的糾紛終於走上“法治”軌道。2008年4月，福建農民林培章在拆遷賠償協商未果的情況下，為阻止祖墳被強制拆遷，向拆遷人員投擲出兩枚手榴彈，但未炸響。隨后，林培章因犯爆炸罪、非法持有彈藥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6個月。2014年10月17日，林培章刑滿出獄，此后他開始尋求司法途徑解決問題，成為了當地諸多土地糾紛“民告官”案件一名最新的原告。昨日上午，庭審結束，審判長宣布擇日進行宣判。

　　抗拆的“下策”

　　培章回來了。

　　消息在?頭村傳開，村民們紛紛跑去看望這個刑滿釋放的罪犯，不少人還給林家丟下了三五百元的“贊助”。多年未見面，村民們無不憐惜地發現—培章瘦削得多了，也老了，上移的發際線裡藏著幾處傷疤，左耳聽力受損。但是，當他摘下花鏡和對方談話時，人們仍能從他圓睜的雙眼裡看到他那股剛硬和執拗。這是令全村人望而不及的。

　　10月17日，58歲的林培章離開福建倉山監獄，回到了莆田市城廂區?頭村。此時距離他因爆炸罪和非法持有彈藥罪被投入獄，已過去了六年半時光。他從監獄帶回來了幾樣物品：一件涂寫著各種抗議口號的保暖內衣、八張寫滿日記后塞進肛門偷帶出來的小紙條，還有一摞向最高人民法院寄送申訴狀的挂號信發票。六年半時間，林培章在監獄裡寫了足有二十多封申訴狀，試圖撤銷2008年莆田市中級人民法院對他的定罪量刑。他絕食、抗議，被視為整個監獄的“抗改（造）”人員、問題分子。

　　自從十年前政府的征地拆遷工程涉足自己的田地時，林培章就始終處於反抗斗爭的狀態當中。這個退伍軍人曾在2005年除夕給村干部寫了一封“聲明”，裡面說道：“……現在我隻能用一分為二的方式去救我家6口人的生活出路。一（上策），我已向市級部門匯報情況，望領導同志給我家安排出路。二（下策），以我的人權及生命，用當年軍人的精神姿態向非法侵犯我的責任人討回公道……堅持到底，勝利一定屬於我家老少。”

　　林培章至今依然在“堅持”。出獄不到兩個月時間，他狀告莆田市、城廂區和霞林街道三級政府在征地拆遷過程中行政違法，莆田市中院先拒后允（福建省高院接到林培章的上訴，裁定莆田中院受理），決定在12月10日開庭審理該案。再登公堂，林培章的身份從被告變成了原告。

　　開庭前兩天，林家經常擠滿了人。同村的村民中，很多人在多年前按照政府提供的價格交出了土地，回憶起來時會弱弱地嘆口氣說“差不多得了”或“也隻能這樣”，此刻的他們看待林的眼光，有種充滿矛盾的敬佩和艷羨﹔除此之外，還有幾位來自闊口、棠坡、頂墩、樟塘等村的村民，他們各個身背征地糾紛的案子，多年來上訪、申訴，大都成了土地問題的“法律專家”—包括此次為林培章代理訴訟、此前也代理過當地眾多案件的“維權人士”黃維德，原本也只是這樣一個久病成醫的失地農民。

　　“如果他一開始懂得走法律途徑，就不必有這些遭遇了。”黃維德說。“他（林培章）的精神可嘉，但方式有待商榷。”另一位來自荔城區闊口村的村民說。

　　九年前林培章寫給村裡的聲明中，“上策”沒有見諸成效，而採取“下策”則讓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2005年，他在爭執中用平鋸傷到了執法的民警，因妨害公務罪被判刑一年﹔

　　2008年，他面對強行挖掘母親墳墓的施工人員，將手中的軍用手榴彈投擲到了人群中。前后兩枚。

　　矛盾起始

　　12月10日早上，近百人涌向莆田市中院五號法庭，隻能容納約二十人的小法庭敞開著門，門外走廊裡站滿了旁聽的民眾。庭審開始后，香煙一陣陣地飄蕩進屋。

　　在審判長忘帶法槌的小插曲之后，庭審高效地進行起來。林培章和黃維德坐在原告席上，對面是代表莆田市市長、城廂區區長和霞林街道主任的代理辯護人。答辯、舉証、質証、辯論，庭審展開。

　　訴諸法律對簿公堂，是“上策”和“下策”之外的第三條路，抗爭了近十年、剛剛恢復自由的林培章，終於也有機會在上面走一遭了。當天他主要訴訟的，是莆田市三級政府征地的程序不合法。

　　莆田又稱“荔城”，因盛產荔枝和龍眼得名。和其他農民一樣，林培章家種有近5畝地的龍眼樹，每年的收成能佔全家生活開支的75%。然而投產了五年之后，這種生活被迫中斷。

　　2005年初，“木蘭溪防洪工程”指揮部和街道辦的工作人員找到了林家。“當時他們說，征一畝地兩萬五千塊，”林培章說，“我說好啊，要有相關証明，按法律程序來辦。結果他們沒有拿出來，就在那裡用嘴巴講。”

　　在一份2004年由莆田市國土資源局印發的《莆田市木蘭溪防洪工程征地拆遷補償安置方案》中，對於征用耕地的標准明確規定為25000元/畝。但這個標准並不為林培章和眾多村民接受。

　　庭審前兩天，眾人聚在林培章家裡。“我們這裡的標准是，按照一畝地作物年產值的25倍來補償，但是把農民的地定為年產值1000元，太低了。種菜、種果樹，哪怕是最便宜的西紅柿，”黃維德拿起桌上的一個橘子打比方，在桌上反復敲擊著、略顯激動地介紹說，“一年下來也要三千吧？一千塊太離譜了。”

　　沒有談攏的情況下，防洪工程的施工隊已經進來了。按照莆田市城廂區檢察院的指控—“2005年7月19日上午，林培章及其家人以工地施工佔用其家田為由，破壞工地設施﹔派出所民警對其進行強制傳喚時，其持平鋸將民警的衣領砍破。”盡管林培章辯稱自己是在爭執中無意碰傷對方，而非蓄意砍人，他還是以妨害公務罪被追究了刑事責任。城廂區法院一審判決，莆田市中院二審裁定，駁回了林的上訴。一年徒刑。

　　當年審判的法庭上，林培章幾乎罪無可辯。但昨日行政訴訟這一次，代理人黃維德發表起意見來條理清晰，聲勢迫人：“按照相關法律法規，隻有兩種土地交付方式才是合法的：一，農民協商后自願交付﹔二，土地資源管理部門通過法院強制執行交付。被告多年來採取的征地方式，都是不合法的。”

　　62歲的黃維德時而戴上花鏡讀取書面意見，時而摘下花鏡，神情自若地抖動著雙腿、直視著對面的三位被告代理人。旁聽群眾時時表示贊許。

　　兩枚手榴彈

　　林培章的第一段牢獄生活於2006年7月18日結束。不到兩年后，正當林培章還在四處為征地糾紛申訴時，“木蘭溪防洪工程”的第二期已經悄然而至了。二期工程要征用林家的地，是林培章母親的墳墓。

　　遷一個墳墓300元，林培章不能接受的同時，再次咬住了工程方沒有出示合法証明的破綻，拒絕配合搬遷。2008年1月25日，工程指揮部給他發去通知，讓他“在三日內將祖墳遷移，逾期將作無墓主處理”，結果他沒有理會。但從那開始，他幾乎每天跑去墳墓所在地去觀望、守著，直到4月17日。

　　這一天早上，林培章聽說“要強拆”的傳聞后隨即趕往事發地，看到了母親墓地處圍著二十多人正在實施強制拆遷，“當時街道辦的一個副主任激我說，‘我們就是要強拆了，你有什麼辦法就盡管用吧。聽罷后林培章扭頭回去，抄起了事先埋藏在自家自留地裡的兩枚手榴彈，把它們別在了褲腰裡，悶聲向人群走去。

　　這是兩枚編號為124-65-33的木柄手榴彈，1965年由第33兵工廠生產。

　　在這起案件審理的過程中，林培章始終供述手榴彈是他在部隊退役時私藏的，且無証據表明事發時他知道手榴彈年久失效，因此被裁定為“非法持有彈藥罪”。但在入獄后，他在申訴狀中改口說手榴彈是有村民（或政府人員）放置在他家院子裡，有幫助（誘使）他持有以實施威懾（犯罪）之嫌，之前稱“從部隊帶回”是為了保護這個可能想要“幫助”他的村民。這個說法目前被多數村民認同，但真相再難澄清—“如果是村民想幫他而給他送彈藥，現在怕是也不敢說了﹔如果是政府故意放在那兒引誘他犯罪，現在更不會有人說了。”一村民如此理解。

　　面對二三十米外強拆的人群，這名從1976年至1979年在解放軍37503部隊服役的港防炮兵，掏出了褲腰裡的一枚手榴彈，拉開引線，向人群中投擲出去。當時，包括防洪工程管理處和指揮部、霞林街道辦事處、施工隊在內的二十多人聚集在墓地，其中甚至還包括正在阻止強拆的林培章妻子吳建香。“他當時沒有多想，我事后也沒有怪他，知道他那是氣瘋了。”她告訴記者。

　　手榴彈滾落在眾人腳邊，沒有炸響，也沒有人發現后慌亂逃走。

　　“我看一個沒響，當時想，‘我再來一個！’然后一拉線，把第二個也扔了出去。”林培章說。

　　第二個還是沒響，眾人還是沒有四散而逃，倒是林培章自己逃回了家中。一枚不炸又扔一枚，這也在日后的量刑工作中被認為“充分反映了其主觀上認為該手榴彈能夠爆炸”，所以因“行為危害到不特定多數人的人身安全”而被判決為“爆炸罪”。

　　當天林培章從后院溜回了家裡。第二天早晨醒來后，他發現窗戶玻璃上抵著一隻槍口﹔向外張望時，發現自己的家已被多名特警持槍包圍了﹔同時，他聽到頭頂上有直升機突突作響的盤旋聲。林培章高舉著一份挂歷，讓白底背面朝外，慢慢走出家門。“舉白旗投降，我看片子裡面都是這麼演的。”他說。

　　特警們令他脫掉全身衣物，排查出他身上別無武器，而后又繳獲了仍留在他家中的第三枚手榴彈。林培章隨特警和直升機離開，將驚魂未定的?頭村留在身后。

　　爆炸案至此歸案，林培章因舉“白旗”投降而被認定有自動投案情節。最終獲有期徒刑六年半。

　　“抗改人員”

　　昨日，第五法庭的審判長想到一個問題，問到坐在他右前方的林培章：“你母親墳墓裡的尸骨，放在了哪裡？”林培章說了昨日庭審上為數不多的一句話，他臉偏向另一側，指指對面的被告代理律師，說：“問他們吧。”

　　連同代理人在內法庭眾人默然。林母的尸骨至今無蹤，原先埋葬她的地方而今已成了河岸大堤。

　　當年向公安投案的林培章身背兩罪，已沒有能力去處理這些后事。2009年1月22日，林培章被送進了福建倉山監獄。服刑六年半期間，他始終在頑抗、不停息地爭斗。他認為自己無罪，不斷地起草申訴狀並尋求外寄。他還認為，自己因此受到了很多不同的對待—比如把他和有精神障礙的犯人關在一起。

　　“2010年6月的一天早上，那個犯人抄起吃飯的碗來在我頭上不斷地打，打得我頭破血流，最長的傷口有好幾厘米。然后我就向監獄中隊的值班人員請求，要換個號房，沒有人理我，我就鬧。”林培章說，“后來他們給我兩個胳膊綁上了‘約束帶’，勒得我淤青滲血，我還是追著值班人員，賴著不走。結果，那個人朝我左臉上連打了四個耳光，后來我被診斷為耳膜受損。我閉氣的時候，都能感覺到氣從左耳朵往外冒。”

　　從那以后，林培章被定為“抗改人員”，被送進了“嚴管隊”。但這還是沒能讓他老實下來。

　　林培章不斷地寫申訴，看到監獄方面對於此事不積極便開始抗議—具體行為分三種，罷工（手工成衣）、不搞衛生，以及絕食。最長的時候，他連續在7天之內水米不進，絕食時段最長達到三個月。監獄方面隻能通過強制輸液（葡萄糖和鹽）和鼻飼（營養粉）等方式維持他的生命。

　　林培章保留著兩份宣講健康知識的剪報：“低鈉鹽並非人人適用”、“自用藥需防肝腎損害”，並用筆畫出長期用藥對人身體損害的症狀描述。偷偷在小紙條上記日記時，他記錄下了自己“心臟病發作”、“三天整無尿”、“CT檢查”、“腦偏癱”等經歷。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出獄前。2014年8月，倉山監獄醫院還給林家送達一封“罪犯林培章情況告知書”，警示說，長期臥床接受輸液和鼻飼的林培章，可能會有電解質紊亂、胃粘膜損害、肌肉萎縮甚至癱瘓的危險。

　　他還在不斷寫東西。除了申訴狀和日記，他還會寫法制學習記錄，會寫抗議口號。一件保暖內衣上被他寫滿了“堅持依法申訴”、“不讓申訴絕食抗議”等語句。他回憶說，監獄沒收了他的筆，他買了筆芯偷偷在號房裡藏起來寫﹔監獄沒收了他的筆芯，他操作自己的輸液裝置，讓血液回流后蘸著自己的血在牆上寫血書……

　　監獄外，妻子吳建香代他寫給莆田市中院和福建省高院的申訴，先后在2009年和2010年遭到了駁回﹔而林培章在監獄裡寫的那些申訴都沒能得到最高法的回應，直到今年10月刑滿后，隨著他本人一同離開了倉山監獄。

　　征地矛盾百態

　　出了獄的林培章不僅依然認為自己無罪，而且這次把罪責推向了組織實施征地拆遷的政府。

　　三位被告代理人列舉了福建省和莆田市兩級政府的相關文件，証明“木蘭溪防洪工程”的合法性﹔但黃維德的質証焦點在於，工程合法、但征地過程非法。雙方甚至在“是否實施了拆除林母墳墓”一事上都打了兩個來回。

　　昨日法庭之上，林培章案仿佛牽動著所有旁聽者的神經。眾人除了時時表示贊許外，還相視著輕聲笑了兩次：一次是在霞林街道的代理人否認街道辦事處是拆除墳墓的實施單位時，另一次，是在市政府代理人將實施單位歸結為區（木蘭溪防洪工程）指揮部時。

　　在農民眼裡，政府部門的人是“一氣”的。他們對於政府征地方式有頗多爭議，原因在於他們看到征地工作的不公平和不公開。因與領導干部關系遠近而“厚此薄彼”、在征地測量中被“縮水”，處理方式“簡單粗暴”，據稱都是當地普遍現象。

　　棠坡村的周天章稱，他們村的征地標准一度隻有每畝7000元，至今仍有80%的人家拒絕領取補償。他本人還曾因到被征用的田裡去給庄稼施肥而被拘留十五天。他最早從2000年開始代理村民們的申訴，成為讓十裡八村都“跟著走”的典范。

　　闊口村的張文桂背起法律條文來頭頭是道，他稱自己所在的村庄有13戶人家被強拆，訴訟官司曾經請來了王才亮律師。目前他准備針對政府對項目報批程序的不合法性打行政訴訟官司，正在等待法院受理。

　　頂墩村的村民反映，原村支書徐文景因為違抗上級政府委派的征地任務—將新農村建設劃撥的248畝地縮減為80畝，余下變賣—而被安上了黑社會的罪名，目前仍處於18年徒刑的期間。

　　樟塘村的林東照舉著照片展示，自己如何在阻攔鏟地施工時跌落在土坑中，如何險些被推土機推過來的土“活埋”。

　　昨日上午，第五法庭的庭審告一段落，審判長宣布將擇日對這起行政訴訟案進行宣判。黃維德剛剛結束了這個案子的代理工作，下午很快又收到了另外兩個行政訴訟案件的審判結果—由他代理的來自泗華村的兩起類似“民告官”案子，雙雙取得了勝訴。

　　老黃已記不清准確數字，但這最起碼是他今年代理村民們的訴訟案以來，勝訴的第二十起。“下一步就是申請行政賠償了。根據新《民訴法》，申請賠償過程中讓原告來舉証、保護農民的合法財產將變得更容易。”黃維德說，“所以法制還是在進步的哦。”

　　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這一天，老黃過得很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