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權力重組背后 習近平“政治新常態”呼之欲出

9月20日，山西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決定，接受袁純清因工作變動辭去山西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職務的請求。在此之前的9月1日全省領導干部大會上，王儒林已經接棒袁純清，履新山西省委書記。再往前一些，山西省7名省部級落馬官員，涉及多名省委常委，在中國政壇極為罕見。

時至今日，這場“地震”的影響仍是各方關注的焦點。從9月15日至22日，《山西日報》連發5篇評論文章，從統一思想、高壓反腐、聚焦經濟、刷新吏治、狠抓“四風”5個方面，反思山西政治生態出現的問題，每一次都被媒體重點關注。9月22日，媒體報道再次報道王儒林山西調研首站選呂梁，重點突出“直面腐敗問題不回避”的問題。所有的關注均指向一個方向：邁入“系統性塌方式腐敗”之后開始艱難重建山西官場將走向何方，這一“地震式”整頓給當下政治生態留下了什麼遺產？

山西官場“地震” 頻發

政治生態問題凸顯

從年初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金道銘被查至今，山西已有7名省部級官員被查。山西成為十八大后，落馬省部級官員最多的省份。

在山西全省領導干部大會上，劉雲山兩次提到山西的政治生態。一言“山西省的政治生態存在不少問題，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形勢嚴峻”，直指這個資源大省出現“系統性塌方式腐敗”的實質。

媒體有分析指出，劉雲山直指山西的政治生態問題和腐敗的嚴峻，是對山西當前政治生態的清醒認識和准確判斷。一是表明中央不回避腐敗問題，承認客觀存在的政治生態問題。而且還是要求廣大的山西領導干部都要直面問題，清醒認識，這是一記重重的警醒。二是表明中央有信心解決腐敗問題，即使是群體腐敗，或是政治生態被嚴重破壞。三是表明了中央反腐敗的決心和目標取向，就是要重構好的政治生態，反腐態度堅定不移。

新華每日電訊一篇題為《山西不妨擔當吏治改革試驗田》的文章稱，反腐風暴中的山西官場，在人事地震之后迎來“新學期”，剛剛履新的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在不同場合表達了嚴懲貪腐的決心。

山西腐敗案頻發，源頭指向政治生態問題。當地煤炭系統官員認為，山西的政治生態歸根結底是煤的生態。從山西近年多起腐敗案件可知，煤炭、安監、交通、公安等案件高發領域，都與煤炭產業鏈有關。

山西政治生態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簡而言之，一是權力與資本勾結，結成了許多基於利益的政商朋友圈﹔二是基於地域、同學、派系等關系，結成了一些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政治同盟圈。兩個圈子讓山西的權力監督機制和權力運行規則畸變，讓這個煤炭資源大省的一些官員深陷“黑金泥潭”。所謂“晉官難當”的山西魔咒，實質上是很多官員在扭曲的政治生態中要麼迷失自我，要麼欲有所作為卻有心無力。

權力重組背后

“政治新常態”呼之欲出

今年以來，“新常態”一詞因為習近平兩次提及而為公眾所熟知。仔細梳理這段時間山西反腐與換“一把手”一事，可以發現在這個資源大省權力重組的背后，是呼之欲出的“政治新常態”。

2013年，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習近平就曾指出：“改進工作作風，就要淨化政治生態，營造廉潔從政的良好環境。”此前6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改進作風制度建設進行第十六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再次強調，加強黨的建設，必須營造一個良好從政環境，也就是要有一個好的政治生態。

所謂中國政治新常態，是指今后反腐敗將長期處於高壓狀態，進而使整個政治生態發生根本性變化，使公權力系統內的人員，特別是新進人員，感到廉潔從政是理所當然，並切實體會到所謂“高壓電”存在。《人民日報》將“習近平式新常態”解讀為“不拘常例、不違常情”。

何為常例？長期存在於中國政商界的或明或暗的規則就是常例。十八大以來，在波瀾壯闊的反腐長卷當中，“常例”的打破讓人印象深刻。有媒體評論稱，互為表裡的反腐和作風建設，是一場艱苦卓絕的持久戰。而“天下大事，必作於細”，無論是退休、高級別這樣的“護身符”失靈，還是針對細小的、在很多人眼中不是個事兒的“常例”的戰爭，實際上都已深刻地改寫了中國的政治生態和政治環境。

何為常情？貪腐官員落馬，受到應有的懲罰﹔官員受到約束，按照自己的收入和身份享受相應的待遇，公與私之間的界線劃得更清楚﹔官商之間消滅原有的灰色地帶，這本身就是政治應有的題中之義，本身就是最大的常情常理。

如今，“新常態”一詞已經意味著，對於官員的要求，不僅不同於以往，更不是一種“運動”，而是將長期、常態化的存在。

中央異地調任

“習近平用人哲學”脈絡顯現

跳出山西政治官場，整個中國政壇從十八大之后，就開始走在十字路口，用官策略和官員心態都在經歷一場轉型。

據統計，9月中旬，全國31個省份的組織部長全部到位。值得一提的是，在31個省份中，有28個省份的組織部長為異地調任，佔比高達90%。

垂直領導體制下的干部遴選，歷來是國家政治和吏治中的難題。有媒體評論稱，異地調任組織人事部門的負責人，對於避免組織人事部門陷落在地方官場，實際上脫離中央管控，無疑是必要措施之一。這種措施，雖只是“之一”，但卻是干部治理治標意義上的關鍵性措施。這個措施標志著干部治理已在治標與治本的臨界點，是邁向治本的重要一步。

此前，李克強召集八省長進京，斥責“為官不為”的新聞被媒體熱議，由此看出中南海對於地方官員的政策執行力不高流露擔憂。更據統計，2014年5月后李克強在短短半月內5次提及官員執行力的問題。

有媒體評論指出，在地方上，從省級到基層一線，各級官員多因為反腐、整風、不敢出風頭以及公務員隊伍不穩而出現“畏難”情況，在政治上表現為群眾路線運動下不得發牢騷的“不敢說”，在經濟上表現為經濟結構轉型而導致的“不敢做”，伴隨著以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心態，整個官場呈現出一種“迷茫”和“不為”的狀態。

專家表示，結合此前在習近平選賢任能和今日山西官場之現狀，可以對“習近平用人哲學”有更為清晰的一個總結。

其一喜用有基層經驗的官員，這些“一步一個腳印”拼出來的官員，對於中國社會、民情有著更深刻的認識。從之前的陳希、何毅亭、黃坤明、劉鶴，到今日的王儒林、巴音朝魯，皆是如此。

其二，就是要求“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能力，就是執行力，是那些有擔當、有能力且務實官員的執行力。放在今天而言，就是不因反腐、整風而不敢擔責﹔不因經濟結構調整而庸政，放緩經濟增長﹔不因個人利益受損而懶政，有報復心態﹔更不拿公務員隊伍不穩作為擋箭牌，對中央政策落地推三阻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