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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紅會原黨組書記趙白鴿 資料圖
“政府管的越少越好，無為而治。放鬆政策管制，隨之而來的就會是政府和社會組織的合作。”在今天的2014年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莫干山會議)的小組討論會上，浙江工商大學浙商研究院副院長、教授楊軼清說。
學者們討論的，是全面改革轉型期政府和社會組織的尷尬關系。
“歸根結底，紅會挨罵是因為政府越位”
“從四川汶川地震到2014年雲南魯甸地震，老百姓越來越不願意響應政府捐款的號召了。這是為什麼？”討論中，浙江敦和公益基金會理事王水華拋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
“不是政府對社會組織信任不夠，而是老百姓對政府背景的社會組織信任不夠。”這是雲南物業管理學會會長宋有興的答案。
“有政府背景的非政府機構？這聽起來就是一個笑話！”瑞士銀行基金會亞太區總監魏巍也這麼評價一些事業單位性質的社會組織。
“歸根結底，紅會挨罵是定位問題，是政府越位。”魏巍說，“政府應該做的事不是直接做公益慈善，而是注冊、監管。現在是政府拿著納稅人的錢，又號召人民給自己捐錢、做慈善。這是定位出了問題：我又制定游戲規則，我自己又得玩這個游戲。”
在生態文明國際論壇秘書長、教育部原副部長章新勝看來，社會組織已面臨“不得不發展”的緊迫局面。
“因為現在社會矛盾頻發，對我們敲響了警鐘。如果再走下去，現有的信訪制度顯然不能應對。無論政府調控、還是市場的手，都存在失靈的現象。”
他用一句老話建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許多問題交由第三方社會組織來解決。”
非政府組織有的營養不良，有的營養過剩
章新勝在多個小組的中青年代表討論中，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各地基層政府對社會組織的信任還是太少了。”
楊軼清總結，許多地方政府部門沒有給NGO平等待遇：“資金不足，比不上體制內的慈善事業單位﹔審批上遭遇不公平，又比不上一般企業。”
不少基金會和社會組織的代表反映，感受到“處處被監管、不被信任”。
廣東中山市青年聯合會主席丁凱的總結也頗為犀利：“政府部門管理社會組織，現在是：老辦法不管用，新辦法不會用，軟辦法不實用，硬辦法不敢用。”
“社區型社會組織是公民社會的基礎，但現在，它們過於依賴居委會，只是停留在‘搞搞活動唱唱歌’的服務性階段。”丁凱說，“政府的社區治理和社會組織管理上存在問題。社區文化、公共精神嚴重不足，沒有有效形成居民聯動。”
莫干山會議“探索新型政社關系”分論壇的學者們知道，不少政府部門也在嘗試給社會組織“輸血”。
但楊軼清總結，既有“營養不良”，又有“營養過剩”。
“在東北、西北等資源、財政力量有限的省份，社會組織沒有資金進入，就發展不起來。但在沿海，尤其以江浙、廣東等省，多個政府部門就在扶持政策上趨同，都各自為政，開展公益創投、培訓、補貼等。有的公益組織既可以歸到共青團，又可以歸到婦聯、民政部門的扶持范疇，就‘營養過剩’了。”
楊軼清舉了一個調配不科學、“營養過剩”的例子：“很多貧困山區兒童一收就是6個書包。”
究竟如何讓社會組織“自由生長”？
宋有興認為，這是一個“金魚缸裡的魚養不大”的問題。
“到底是金魚缸限制了它，還是這條魚原本就長不大？隻有打破金魚缸，才能知道，它是會在岸上死掉，還是會在海裡長大。問題的症結在這裡：既然政府給了一個金魚缸，怎麼討論社會組織的‘魚’能不能長大？”
政府應從制度設計上給社會組織“培土”
“馬雲說美國企業家是因為覺悟高，才做慈善。我要和他商榷這個問題。”章新勝笑著說，“應該是因為美國的稅制設計。”
論壇代表們建議，政府部門應從制度設計上，給社會組織“培土”。
章新勝以美國稅制舉例，其中有“三大機制”值得我國參考：一是稅收減免。“我國慈善捐助稅收減免的最高比例是12%，但在美國最高能到46%。”二是全球追蹤稅率，“讓富人跑不了”。三是高昂的遺產稅，“逼著企業家考慮做好事、善事”。
王水華也提到了馬雲。“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像馬雲這種擁有巨大私人財富的人多了，需要政府引導，在財富分配上做調整。政府應當給予公益捐資免稅，鼓勵注冊私人基金會，投向公益組織。”
他特別想對不舍得減免稅收的政府官員說：“別覺得財政吃了虧，這筆錢投向公益，解決的還是中國的社會問題。”
“在制度建立的階梯中，你每往上走一步，就成為一個既得利益者。你越往上走，越不願意打破現有的局面。”宋有興說。
但他依然疾呼“打破金魚缸”。
魏巍也直指，監管部門不能“鴕鳥政策”：“如果政府認為不給注冊，這個社會組織就不存在，這是不可能的。還不如給予合法身份，就能合法地進行透明監管。”
章新勝指出，社會組織需要有參與民主決策的正常渠道。“現在，在我國政協會議裡，還沒有民間社會組織這個界別，就是沒有得到現代社會治理體系的認可。”
“在全面轉型期，就要允許社會更多元化，更包容。因為事情是政府一家做不完的。”王水華說。
本報浙江德清9月18日電 本報記者 庄慶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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