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展現自信 兩個“搭便車”論高低立見

　　8月22日，蒙古首都烏蘭巴托，最高立法機構大呼拉爾，到訪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他題為《守望相助，共創中蒙關系發展新時代》的演講中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習近平指出，中國願為包括蒙古國在內的周邊國家提供共同發展的機遇和空間，“歡迎大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列車，搭快車也好，搭便車也好，我們都歡迎”。

　　此言一出，立即成為習訪蒙的最大言語亮點，引來輿論熱評。人們普遍認為這其實是中國領導人對8月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接受《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裡德曼專訪時發表的中國“搭便車論”的絕妙回應。

　　在那次關於伊拉克問題的訪談中，奧巴馬接過弗裡德曼遞去的話柄，說中國確實在“搭便車”，“他們搭了30年的便車了，而且一直沒有什麼問題”，“沒人指望他們做任何事情。”

　　這一言論在中國國內激起不小的反感，央媒接連發文批駁，指出在伊拉克問題上美國明擺著就是“侵入者”、“拋棄者”，而中國始終扮演著“合作者”、“建設者”的角色，奧巴馬的錯亂邏輯轉移不了國際社會視線。

　　習近平與奧巴馬的兩個“搭便車論”在時間上離得那麼近，要說彼此之間沒有直接聯系是不可能的。中國領導人的回應之妙，妙在不指名道姓，不正面論戰，而是將對手的概念“借用”來推廣中國自己的周邊外交方針、政策和理念，彰顯大國風范和君子風度。

　　在美國，關於中國“搭便車”的說法早已有之，比“利益攸關方”之說出現得還早。這種說法把中國涂抹成一個積極融入美國領導的國際體系和全球化進程，卻隻知漁利不承擔責任的“重商主義”國家。

　　照此說法，中國成為美國打贏對蘇冷戰的第二大受益者，卻拒絕民主變革﹔加入世貿組織成為貿易大國，卻對美國企業實行差別國民待遇﹔利用美國對伊拉克、阿富汗的戰爭進佔兩國能礦、基建、勞務市場，卻拒絕承擔安全責任﹔在烏克蘭危機中搞“騎牆”，借美俄之爭擴大自己的地盤---這些都是“搭便車”。

　　奧巴馬政府出台“亞太再平衡”戰略調整的一個重要思想背景是，美國內部普遍認為小布什時代的對外戰略過度聚焦反恐，是給了中國十年“黃金機遇”，使中國搭著美國全球反恐戰爭的“便車”實現崛起。所謂“再平衡”，就是要重新部署對外戰略的重心，回歸對外戰略的權力本質，對新興大國崛起帶來的挑戰給予足夠重視和應對，終結中國免費“搭便車”的時代。

　　奧巴馬發表“搭便車論”，是對中國在奧巴馬政府優先處理的各種對外關系問題上拒絕按美國套路出牌的情緒宣泄。中美溝通渠道這麼多，他不是不了解中國在世界上的利益和行為邊界在哪裡，不是不知道中國在阿富汗、伊拉克、伊朗核、朝鮮半島、氣候變化等問題上發揮著積極作用，甚至與美國有分工合作。

　　奧巴馬的“搭便車論”，更是對美國處理此彼伏的全球熱點問題日益力不從心的哀嘆。這種力不從心正是美國全球控制力下降、號召力衰落的表現。奧巴馬拒絕承認這一趨勢，卻又不得不尋求外界幫助，內心極度矛盾。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愛德華 盧斯在他的新文《奧巴馬的外交困境》中這樣嘲諷奧巴馬及其國務卿克裡的手忙腳亂：“即使是亨利 基辛格，也不可能像他這樣----像個雜耍大師一般，同時將如此之多的球拋在空中。”

　　一篇發表在日本外交學者網站上的文章指出，中國已在積極承擔更多國際責任，但對於美方來說，是否真心希望中國分擔更多國際責任還是個問題。該文還說，責任與領導權密不可分，不應隻要求中國承擔更多責任，卻不給予其相應的領導權和地位。

　　公道自在人心。激辯中國到底有沒有“免費”搭美國的“便車”、美國會不會向中國讓渡部分所謂“領導權”沒有太大實際意義----盡管開展這種辯論的苗頭已在壯大，因為中美雙方的處世哲學和外交理念根本就不在同一維度上。

　　但中國領導人不會讓自己的國家在美國領導人的貶損和挖苦中吃“啞巴虧”。習近平在蒙古發表的“搭便車論”光明磊落卻又暗藏機鋒，展現了中國的外交自信和戰略胸懷。

　　兩個“搭便車論”擺到一起，寬窄可量，高低立見，觀者自明。美國開出的是一列霸權列車，你上了我的車，就要做我的仆從，為我的利益服務﹔中國開出的是一列合作列車，你上了我的車，我們共賞沿途風景、共享發展成果，我帶著你走向共同繁榮。

　　這實際是兩種對外戰略在極簡語境下的同語不同義闡述。

　　習氏外交的一大風格特點是“以我為主展現自信”。對於認准了的事、正確無誤的事，任外界怎樣評說，我自巋然不動，堅持走自己的路。如若誰要對中國在世界上的正當、合理政策和行為施加話語暴力甚至橫加干涉或挑舋，中國絕不會作“軟柿子”。這樣的風格特點，為強國外交必不可少。

　　但中美各自駕駛的這兩列車畢竟是在同一個全球體系中運行，它們可以兩股道，但少不了交叉點，一定不能因“信號燈”的故障發生摩擦碰撞，那樣的話對兩位車長和車上分別搭載的乘客都將是巨大災難。

　　必須看出奧巴馬的“搭便車論”所隱含的兩點深意：第一，在奧巴馬政府看來，中國是美國處理對外問題可以求助的對象，但絕非“伙伴”，美國對華政策長期以來的務實傳統需要繼承，但美中過於熱烙也不符合實際。第二，中國已長成大塊頭，克林頓、小布什時代的對華交往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不再適用於美中關系的現實，必須為中國量身打造更大的“制度籠子”。

　　這兩點深意，正在奧巴馬政府的對華和亞太政策中逐步得到體現，也必然要在奧巴馬繼任者的對華政策中有更多發揮，才是中國真正需要潛心研究、認真回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