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講師晉升之痛:職稱僧多粥少評審標准常更新

　　副教授職稱僧多粥少，評審標准常常更新

　　青年講師職稱晉升之痛

　　這個暑假，華中地區一所重點高校教師張放的生活有些不一樣。

　　沒有像往年一樣備課做教案，實驗室的工作也開始收尾交接，32歲的張放需要打點行裝，告別妻子和兩歲的小孩，前往英國進行為期一年的訪學。

　　5年前張放在這所985高校博士畢業后留校，工作至今發了6篇SCI(科學引文索引)論文，參與過國家自然基金課題和973計劃項目——初評時，學院一位老院士對此項目贊不絕口。

　　本以為今年的職稱評審十拿九穩。讓人意外的是，張放最終倒在了學校人事處的終評環節——學校評副教授的標准又變了，“今年起，沒有出國經歷一票否決”。

　　張放的遭遇不是個案。

　　“青椒”，是網絡上對88萬(教育部截至2011年底的統計)高校青年教師的戲稱。這是一個佔全國高校教師總數超過60%的龐大群體。他們大多出生於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寒窗苦讀20余載終在高校謀得一席教職。

　　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全國多所大學採訪發現，隨著近年來高校大擴招，加快引進年輕師資，在嚴控職稱比例的背景下，副教授職稱是僧多粥少，講師晉升成為了校園裡一場“慘烈”的爭奪戰。

　　不斷長高的“職稱牆”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周光禮教授的調研中有這樣一個案例：華中地區一所著名高校的外國語學院，大約有講師100多人，每年獲得學校副教授的指標始終保持在兩三個，院長無奈戲謔，要把現有老師副高職稱解決，“看來隻有評到本世紀中葉了。”

　　2012年底《教育部關於做好高等學校副教授評審權授予工作的通知》顯示，依然適用1986年3月出台的《高等學校教師職務試行條例》的規定：博士畢業兩年，就有資格評副教授。但這樣的規則在高校已經不斷升級，“現在能進大學的基本門檻就是博士，指標有限，評審自然‘水漲船高’”。

　　周光禮教授介紹，目前，國內多數高校的教師崗位主要分為三類：教學科研崗位教師、專任教學崗位教師和專任科研崗位教師。但在教師聘任上，每類崗位的考核標准並無明顯差異。

　　而科學研究在高校也越來越受重視，發表高水平論文、出版專著、國家級科研項目、省部級以上獎勵等等都是其主要考核指標。

　　評審中不斷上演的升級版則讓人眼花繚亂。

　　以論文發表為例，從最早的要求有兩篇以上論文發表就行，到論文等級不斷提高，要求必須是SCI(科學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檢索的論文，數量要求也在不斷攀升。

　　張放的博士班同學在另一所高校任教，學校規定要有出國經歷，考慮家裡經濟條件，這位同學自費10多萬元去了台灣，沒想到剛剛結束訪問學者返校，就得到新消息：規則改成新疆等邊遠地區支教半年以上就行。

　　論文的標准也常變動。有時規定年限，今年的算，去年年底的就不算﹔有時變標准，今年這個期刊上發的論文屬於核心，明年評委換了，又不是了。

　　梳理多年來副教授評定條件的變化，周光禮教授對現在的講師們深表同情，“基本來說，如今，985學校最終通過評審的副教授，其難度已經大過了評教授。”

　　全部精力用在教學上，是“毀滅自己，照亮別人”

　　2009年，張智杰從一所985高校博士畢業，正式踏入大學講師行列。

　　從農村到一線城市，從學生到大學教師，剛入職那會兒，張智杰覺得自己的人生“十分圓滿”，她要做的，就是將自己近10年大學生涯學到的東西，好好“倒出來”教給自己的學生。

　　為此，她四處聽課、向老教師求教，專門買了相關書籍為教學技能充電。

　　做課件，講課，評課，布置作業，課堂測試，期末考評……張智杰將自己的精力幾乎都投入到了教學中。

　　在第一學年學生測評老師的打分中，張智杰以平均92分的成績排在院裡所有青年教師的前列，“很累但覺得十分幸福”。

　　然而，“幸福的日子”卻在一次無意看到評選副教授、教授的考評實施辦法后，戛然而止。

　　張智杰清楚地記得，15頁的考評材料裡關於闡述教學成果考核部分的筆墨不到兩頁，剩下滿眼都是“論文、項目和著作如何分級別加分”的詳細闡述。

　　教學成果考核寫在文件細則的最前面，但加分項包括：獲國家級、省級——優秀教學成果獎、優秀教材獎、教學競賽獎、精品課程獎、優秀名師稱號等。

　　“一個剛工作的講師，怎麼可能開設出國家精品課程或者獲得名師稱號？”張智杰瞬間明白，經常找她代課的同事的時間去哪兒了。

　　在一次與已經擔任博導的師兄通電話時，對方直接“劇透”：隻要不出教學事故，不被一票否決，課好課壞影響不大。

　　剛成為大學教師那會兒，張智杰覺得肩上擔負著光榮與使命，“一面挑著學生明天，一面擔著祖國未來”。

　　這種光榮甚至影響到了張智杰老家的村民——每當村裡有人辦喜宴，張家人往往都會被安排在上座。

　　可如今，“理想還是敗給了現實”。

　　而今，張智杰逢人都這樣告誡：“教學是良心活，但更重要的是科研。”她的主要精力也已經從教學轉移到了寫論文、四處求人發論文。

　　幾年前，雲南大學一位副教授坦然承認：大學教師如果想順著“金字塔”發展，做好教學是基礎，但一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學上，是“毀滅自己，照亮別人”。

　　激烈的競爭下，高校的講師們還能有多少心思放在教學上？

　　近日廣受關注的清華大學女講師方艷華轉崗事件中，世界各地畢業生發來50多封共計4萬余字的請願書，有學生在一篇日志中感慨：“清華學術大牛越來越多，教書教得好的老師卻感覺是越來越少。很多老師忙發論文，忙拉課題，忙培養研究生，真正能在培養本科生上花這麼多時間而且又如此優秀的老師，很少很少了。”

　　“牆裡牆外大不同”

　　32歲的黃建林是中部某著名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副教授，回想一年前的參評經歷，她至今覺得緊張復雜程度“堪比電視裡的諜戰劇”。

　　從一個職稱到另一個職稱，黃建林總感覺有種說不清楚的東西，私下裡，黃建林把它描述為一堵牆，“牆和城不一樣。圍城是有人想進來，有人想出去。而翻過了這面牆，安全著陸，就沒人再想翻出去”。

　　牆內的風景美不勝收。

　　首先是名，“評上副高，才能被稱為專家，進入高級知識分子系列，可以在全國流動，有進一步提升的可能和社會名譽。”

　　更直觀的體現在於利。

　　表面看來，似乎只是工資條上的差別：做講師時，黃建林的年薪接近8萬元﹔在升為副教授后，年薪超過10萬。

　　更豐富的內涵則是，有資格帶一幫研究生干活，這都是收入的一部分﹔可以獨立申報課題項目，可以成為評審專家……

　　周光禮教授將之總結為“馬太效應”。

　　一個典型的細節是，一些學術期刊編輯看文章時，要看是不是副高以上的。同樣一篇論文，如果署名只是一個講師，編輯可能看都不看就丟到垃圾筐裡。

　　現實中，大學青年教師形容“三座大山”讓他們喘不過氣來——教學、科研、房子，這背后，如影隨形的就是職稱。

　　周光禮教授介紹，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從博士畢業剛入職到爬到教授職稱，收入差距最小的是加拿大，最大就是中國。

　　在中國，本來老師的工資就比較低，副教授是個門檻，評不上就關系到教師的生存，“不僅養家糊口不行，還會教職不保。”

　　兩年前，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廉思老師領銜的《中國高校青年教師調查報告》為此寫下注腳。該調查覆蓋了北京、上海、武漢、西安、廣州5個城市供職於包括985高校、211高校、普通高校、大專院校和成人/民辦高校在內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師。

　　該調查顯示，作為近九成擁有博士學位的高知群體，高校青年教師是高壓人群。72.3%的受訪者直言“壓力大”，其中36.3%的人認為“壓力非常大”。

　　調查稱，多數高校青年教師都是“月光族”，每月能有結余的隻佔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高校青年教師工作前幾年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

　　由於生活壓力大，不少高校青年教師不得不從事各種兼職，以代課、培訓、承攬項目等方式貼補家用，甚至有14.2%受訪者以兼職收入為主要經濟來源。

　　時至今日，這種狀況依然沒有得到明顯改善。

　　說起幾年前學校40歲以下的青年教師座談會上的一個故事，華北地區一位教授唏噓不已。

　　一位年輕的講師掰起手指算賬，扣公積金、扣稅、扣房租，一個月拿到手的錢不到3000元，所謂的年終獎要靠天收，為了養家糊口，隻有沒日沒夜的在實驗室裡干活。

　　這位時年35歲的老師擔心哪天猝死在實驗室，每個月專門花600多元買了一份保險留給女兒，“說著說著，他已經潸然淚下。”

　　(應受訪者要求，張放、張智杰、黃建林為化名。)

　　本報武漢8月13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