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任領導人在北戴河如何療養：工作休息兩不誤

　　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工作休息兩不誤

　　北戴河，一個美麗而神奇的地方。

　　公元前215年，一隊浩浩蕩蕩的人馬，簇擁著千古第一帝秦始皇，來到這裡祭海、求仙。此后，魏武帝曹操、唐太宗李世民也曾來此觀海並留下不朽詩篇。“天開圖畫”兩千年，記述著北戴河的歷史變遷。

　　如今，北戴河與美國的戴維營、俄羅斯的索契一起，並稱為世界三大“夏都”——國家領導人度假勝地。

　　走進位於渤海之濱的“夏都”，打開一部新中國領導人與北戴河的經典故事書……

　　本刊記者“和領導人同一趟車”

　　走進神秘北戴河

　　戴河自北向南流淌，匯入渤海，北段為北戴河，南段為南戴河。尤其在北戴河段，這裡海岸線長達22.5公裡，夏無酷暑，冬無嚴寒，每年最高氣溫超過30℃的天數，平均隻有7.6天。如今，北戴河是河北秦皇島市下轄的一個區，距離北京不到300公裡。優良的氣候條件、便捷的地理位置，使北戴河成為避暑的好地方。每年夏季，一些重要的會議都會在此召開。

　　安檢比較嚴格

　　2012年8月15日，一個普通的工作日，《環球人物》雜志記者登上了從北京開往北戴河的列車。湊巧的是，在1號車廂前面還有兩節車廂，挂著“加1”的牌子。1號車廂的乘客有不留意細看的，就奔“加1”去了。許多乘警站在那兒，彬彬有禮地攔住找錯車廂的乘客。一些“老北京”則會心一笑，告訴身邊的人：“又跟領導人同一趟車了。”

　　這種猜測在火車抵達北戴河站后得到了印証，數輛黑色轎車停在站台“加1”車廂門口等候，車站外的主要路口已開始交通管制。記者向車站工作人員詢問，工作人員笑道：“在我們這兒，有領導人來很尋常，沒領導人來才是新聞。我們有紀律，不能打聽也不能透露來的領導人是誰。”

　　事后，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這天來的是一位退休的高層領導。一些退下來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各部委的老領導，每年夏季到北戴河療養、休假，是他們退休生活中一項重要的安排。

　　進入北戴河的路上有一個加油站，公安干警在此設點，對所有外地車輛和出租車上的人員進行身份証檢查。記者問為何去年同期來北戴河時沒有這種檢查，今年有了？干警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每條進入北戴河的道路上都有嚴格檢查，這有利於保障大家的安全，您到了北戴河，就是到了一個最安全的景區，可以放心游玩。”

　　秦皇島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北戴河區文化顧問孫志升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去年，北戴河進行了一次沙灘治理，從海底抽沙上來，又從別處調了一些優質的沙，補充到沙灘上。最近幾年游客太多太密集，沙灘有些退化。中央領導看到了這個問題，要求保護好北戴河的沙灘。而綿延十多裡、細軟舒適、完全沒有泥土和碎石的沙灘，正是北戴河優於其他沿海景區的獨特之處。”

　　“夏都”的兩興兩止

　　在採訪中，孫志升向《環球人物》雜志記者詳細介紹了北戴河與政治的淵源——

　　1898年，清政府宣布將北戴河辟為“准允中外人士相雜居住”的避暑地。1912年，北洋政府的高官開始在北戴河修建度假住所。此后數十年間，北方的北戴河和南方的廬山成了國民黨軍政要員避暑的兩大主要去處。

　　1948年11月，北戴河解放。這一消息傳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引起中央組織部的重視。中組部當時正考慮全國勝利后如何安置傷殘將士，顯然，北戴河是療養的好去處。中組部在北戴河選擇了風景最好的西山，對原有別墅進行接收或購買，組建了療養院。接著，全國工會系統也效仿蘇聯的做法，開始組織勞模到北戴河休養。

　　1949年6月，朱德總司令來到北戴河，成為第一個在此療養的中共領導人。他非常喜歡這片海和山，后來幾乎每年都來，直到逝世前一年，他還對夫人說：“這座山很理想，我死了若能放在這個山上是最好啦。”

　　1952年，中組部療養院移交給中央辦公廳，改名為中直機關療養院，規定中直機關的干部一年有一周去北戴河休養的假期。1953年，中央決定夏天集體到北戴河辦公，在西山新建了房屋、道路和水塔，又對新老房屋進行了編號，新蓋的1號樓是毛澤東居住，周恩來住的德國牧師樓是27號樓，鄧小平住的老房子是16號樓。這標志著中央暑期辦公制度的形成。1960年，這裡又給毛澤東修建了95號樓。

　　從1953年到1965年，夏季的中央重要會議，幾乎都在這裡召開，“新華社北戴河電”這樣的字眼頻頻出現在報端，黨和國家的一些重大決策也不斷從北戴河誕生。這裡也因此成就了“夏都”之名。

　　1966年“文革”開始，很多領導人被打倒，中央暑期辦公制度也廢止了。

　　改革開放后，經濟大潮翻涌。1979年2月4日，《人民日報》在顯要位置發表了一條消息，“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北戴河休養區撥給旅游部門接待外賓使用”。當時，鄧小平做出這個決定，是迫切希望通過旅游業掙外匯。旅游首先得有房子，鄧小平曾在一個文件上批示：軍隊的療養所必須全部交出，一所都不得保留。到最后，除了毛澤東生前居住的“95號樓”，其他所有療養院都交了出去，分別組建為東山賓館、西山賓館和中海灘賓館。從此，北戴河神秘的中央暑期辦公地向老百姓敞開了大門，中外游客都可以住進原先領導人住的樓裡了。

　　到1984年，得到“平反”的老干部越來越多，他們在“文革”中歷經磨難，身體大多垮了，急需休養場所。在此情況下，北戴河的一些療養院陸續還給了中央各個單位。同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恢復中央暑期辦公制度。

　　“夏都”的再次興起，最為海內外關注的，是在每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之前，都會在此召開醞釀會議。比如，1987年暑期，中央領導、中央書記處成員和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員，在北戴河海濱對十三大報告進行了討論修改﹔1997年暑期，十五大准備工作也在北戴河進行，文件起草班子在這裡匯總各方面建議，進行反復推敲。

　　此時的“夏都”，與以前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老百姓開始和領導人共享這片避暑勝地，也留下了不少佳話。有一年，一位政治局常委隻帶了兩名工作人員，悄然進了一家小餐館吃飯，被老板認了出來。這位領導笑了笑，示意老板不要驚動大家，他和普通客人一樣吃完飯、結了賬，散步離去。

　　2003年，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做了一個重要決定：取消暑期辦公制度。北戴河的“夏都”功能又一次中止了。在外界的感覺裡，如今北戴河的政治色彩越來越淡了。

　　“西中直機關，東國務院”

　　雖然中央暑期辦公制度取消了，但領導人在此休養的慣例並沒有改變。在人們心目中，北戴河的神秘體現在很多地方，比如，大家搞不清眾多中央機關的療養院是怎麼分布的，更加好奇領導人住在哪裡、如何度假。

　　其實，這一切並不神秘。

　　據一位曾在中央領導人身邊工作過的老同志介紹，黨、政、軍、人大和政協這五套班子的療養院分布約定俗成，沿著海灘，“西中直機關、東國務院”，軍委原先在西邊有療養院，后來又在東邊的金山嘴修建了一處，人大和政協的療養院則是上世紀80年代修建的，也在東邊。領導人的療養院集中在西山，毛澤東喜歡平房，為他修建的95號樓就是一座有高台階和高空間的平房。后來，鄧小平也在此處居住過。最初毛澤東居住過的1號樓也是平房。其他領導人通常住的都是兩層小樓。

　　早在1954年，秦皇島市就設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員會，下設暑期工作辦公室，專職為中央領導服務。如今，“暑辦”是秦皇島一個相當重要的機構，據一位熟悉“暑辦”的人士透露，“每年暑期的工作壓力非常大，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調動警力‘支暑’，大批交警、民警、刑警要充實到北戴河區。二是保証食品和水的安全供應。”

　　至於領導人的安全保障，這位老同志介紹說：“都是由中央警衛局負責。最早的時候，警衛有騎兵、陸地和海上三部分。領導人在北戴河的活動之一是游泳，所以組織了一個排的警衛承擔最重要的海上保衛工作，習慣上叫‘游泳排’。領導人在海裡游泳，兩名貼身保護的警衛跟隨在很近的地方﹔其他警衛圍成一個圈，守在不遠處﹔在這個圈的外面，還有警衛劃著小木船，一來是以防萬一，二來是領導人游累了可以上船休息一下。現在條件好了，小木船已經換成了小快艇。”

　　據悉，做海上保衛工作的警衛，泳技都很好，甚至在體育學院受過專門培訓。他們每年春天開始在海裡練游泳，每天得游1萬米。“春天的海水很冷，游完之后身子都發抖，就是要在這樣的條件下鍛煉，才能練出過硬的本事，應付海上各種情況。如果你在中央機關的海灘邊看見皮膚黝黑、目光銳利、泡在海裡的人，就可以判斷他們是負責海上安全的警衛了。”

　　毛澤東 渤海岸邊運籌帷幄

　　1954年夏，毛澤東在北戴河住得最久。一日，他在海邊與一名警衛員聊起了漲潮退潮、暖流、寒流。“世界大洋中有兩條重要的暖流。一條是墨西哥灣暖流，再一條就是台灣暖流。”說到這裡，他突然一頓，久久地遙望大海，抬起一隻手指向遠方：“台灣，我們還沒有解放台灣……”

　　台灣問題，一直是毛澤東當年在北戴河著重考慮的問題——那一年，朝鮮南北分裂已成定局，日內瓦會議的結局又是越南的南北劃界，美國更試圖糾集其他國家一起將台海兩岸的分裂局面固定化。於是，當年9月3日和22日，解放軍兩次以猛烈急促的火力炮擊國民黨控制的金門，規模雖然有限，卻打擊了國民黨軍隊的囂張氣焰，同時巧妙地把台灣問題突出地提到全世界面前，表明了中國人民解放台灣的決心。

　　1958年夏初，黎巴嫩人民起義，反對本國親美政府。7月中，美英兩國出兵中東，以武力干涉阿拉伯國家內部事務。當年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決定對金門實施大規模炮擊，認為此舉既可牽制美軍，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斗爭，又可懲罰國民黨軍，並摸清美國對新中國的戰略意圖。

　　8月21日，毛澤東在1號樓召開了一個小范圍的軍事會議。炮擊金門作戰前線總指揮、福建軍區政委葉飛在回憶錄中這樣記載了他去北戴河匯報時的情況：“我一見到主席，就詳細匯報了炮擊金門的准備情況。彭（德懷）老總、林彪也參加了，總參作戰部長王尚榮也在座。地圖沒有挂在牆上，而是攤在地毯上。毛主席一面聽我匯報，一面看地圖，精神非常集中。匯報完了，他突然提出這麼一個問題：‘你用這麼多的炮打，會不會把美國人打死？’那時，美國顧問一直配備到國民黨部隊的營一級。我回答說：‘那是打得到的！’聽我這麼一說，主席考慮了十幾分鐘，又問：‘能不能不打到美國人？’我回答得很干脆：‘主席，那是無法避免的！’主席聽后，再也不問其他問題，也不作什麼指示，就宣布休會。這是主席要進一步考慮問題了。”

　　次日，軍事會議繼續召開。毛澤東首先講話：“炮擊金門，是我們的內政問題，美國人無權干涉。炮擊的目的一是對國民黨的懲罰，二是要告訴美國人解放台灣是我們的既定目標，至於何時解放台灣和採取什麼方式，主動權在我們手裡，無需別人來指手畫腳……”會議決定，仍按計劃於8月23日對金門國民黨守軍實施大規模炮擊。

　　時任福州軍區副參謀長的石一宸曾回憶說，23日17時30分，我軍按毛澤東下達的命令開炮。對金門島的大規模炮擊持續了85分鐘，共發射炮彈3萬余發，摧毀了金門島上6個炮兵陣地和有線通訊網，使金門島的指揮中斷。隨后，福建前線指揮所又根據中央軍委預定的封鎖金門的計劃，對金門從陸海空三方面實行全面封鎖。

　　隨后的日子裡，毛澤東一直在北戴河聽匯報、下指示，掌握著對金門炮戰的一切動向。8月下旬，北戴河的水已經有些冷了，但炮擊金門的這幾天裡，他往往是思考出一個對策便下海搏擊一番，然后沖洗一下，穿著睡衣就召集參與指揮的人開會，研究下一步的打法。

　　除了炮擊金門，建國初期還有不少與經濟相關的決策也是在北戴河作出的，如掀起農業合作化的高潮、全國實行人民公社化、大煉鋼鐵……

　　鄧小平 大海記住這位88歲的老人

　　1952年盛夏，北京異常炎熱。

　　7月下旬，時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奉調進京。8月上旬，他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剛來中央，工作千頭萬緒，加之周恩來總理出訪蘇聯，他要代理總理主持政務院的工作，整個夏天也沒有得到休息。次年，鄧小平來到北戴河休假，從此與北戴河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在政治上的“起落”，也在北戴河留下了烙印。

　　休假半途被請回京

　　1953年7月17日，鄧小平來到北戴河休養。這是他第一次來到北戴河，也與大海有了第一次親密接觸。北戴河的美景、大海中暢游的感覺，一下子讓他喜歡上了這個地方。他喜歡大海，酷愛在大海中游泳，直到晚年。

　　但是，這次鄧小平隻待了兩周，就提前結束休養匆匆趕回了北京。因為北京政壇發生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毛澤東請他趕緊回北京，幫助處理。

　　事情是這樣的：兩個月前，中共中央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議，討論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問題，提出我國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鄧小平是會議領導小組的成員，並和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崗一同任會議總的經常主持人之一。會議期間，高崗和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利用黨中央糾正財經工作中出現一些缺點、錯誤的機會，散布流言蜚語，攻擊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進行分裂黨和國家的陰謀活動，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如此一來，討論和批評新稅制一時成為會議的中心問題，致使會議無法按照原定方針進行下去。一直拖到8月初，毛澤東看到會議偏離了方向，就讓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打電話到北戴河“搬兵”，請在那裡休養的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書記陳雲火速回京參加會議。8月6日，鄧小平和陳雲在京參加了會議，並在會上作了一些講話，會議的氣氛才緩和下來，8月11日，會議結束。

　　鄧小平的第一次北戴河之行，就這樣匆匆結束了。隨后幾年的盛夏，鄧小平也多次來北戴河，有時是休養，有時則是參加中央在這裡召開的重要會議。

　　1961年7月26日，鄧小平再一次來到北戴河，這次他不是來休養的，而是來工作的，而且是唱主角，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中央的幾個重要條例。

　　第一個討論的是《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8月5日，鄧小平和中央政法小組組長、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等致信毛澤東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報送條例草案及中共中央關於討論和試行這個條例的指示稿。信中匯報了條例草案的制定過程以及其中一些比較重要的內容。

　　隨后討論的是關於工業企業的條例。此前，為討論《國營工業管理工作條例（草案）》，鄧小平曾於7月14日至24日親率調查組赴東北，就工礦企業和城市工作、人民生活等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帶來了第一手材料。8月9日至15日，鄧小平主持會議，逐條討論這個條例。經過一周的討論，鄧小平和彭真等致信毛澤東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條例草案的起草經過及主要問題作了說明。

　　這個條例隨后在廬山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得到通過。9月17日，毛澤東批示：“指示及總則已閱，很好。”鄧小平后來說：“毛澤東同志對‘工業七十條’很滿意，很贊賞。”

　　“文革”之初，鄧小平即被打倒，后來下放到江西勞動，從此也遠離了北戴河。

　　拍板全國“嚴打”行動

　　改革開放后，從1980年開始，鄧小平的身影又出現在了夏天的北戴河。

　　1983年7月16日晚，鄧小平乘專列離開北京，第二天早晨抵達北戴河。

　　這時，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和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正在推進一系列重大決策。

　　上世紀80年代初，隨著經濟的發展，一些犯罪行為也開始抬頭。1983年上半年，全國的治安形勢較為嚴峻，連續發生了多起影響極壞的惡性案件。但由於對刑事犯罪的危害性認識不一致，打擊不力，導致刑事犯罪活動越來越猖獗。7月16日，公安部向黨中央、國務院報送了《關於發揮專政職能改善公安裝備的報告》，提出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到達北戴河的第二天，鄧小平在審閱這份報告時，認為報告寫得“不疼不痒”，要求公安部的領導立即來北戴河，他要聽匯報。

　　7月19日上午9時，公安部部長劉復之來到鄧小平住處。一同來的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

　　鄧小平手裡拿著公安部的報告，開門見山地說，你們這個報告不解決問題。刑事案件、惡性案件大幅度增長，這種情況很不得人心。為什麼打擊刑事犯罪搞不起來？

　　鄧小平批評說，這樣四平八穩，解決不了問題，穩穩當當的，就不能解決問題。“幾年了，這股風不但沒有壓下去，反而發展了。原因在哪裡？主要是下不了手，對犯罪分子打擊不嚴、不快，判得很輕。對經濟犯罪活動是這樣，對搶劫、殺人等犯罪活動也是這樣……為什麼不能組織一次、兩次、三次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戰役？每個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內組織幾次戰役。比如說北京市，流氓犯罪集團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難搞清楚的。像彭真同志講的，找老民警當顧問，調查調查，情況就清楚了，就可以組織戰役了。一次戰役打擊一大批，就這麼干下去。我們說過不搞運動，但集中打擊刑事犯罪活動還必須發動群眾……”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7月底，公安部即在北戴河召開了部分省市公安和政法系統領導干部會議。8月2日，中央召開了全國政法工作會議。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嚴懲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和《關於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從8月到年底，各省市自治區、各大中城市，陸續採取統一行動，集中打擊各類刑事犯罪活動。很快，社會治安取得了明顯的好轉。

　　就在會見了劉復之幾天后，鄧小平又會見了另一個重要人物，並做出一個重要的決定，他就是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陰法唐。陰法唐原是劉鄧大軍中的一員猛將，他這次是專程到北戴河拜會老首長的。

　　這天下午，鄧小平和陰法唐聊了一個多小時。陰法唐怕影響小平同志下海游泳，欲起身告辭。沒有想到鄧小平突然問起了青藏鐵路的事：“你是西藏的老人，你覺得進藏鐵路走哪裡好？”

　　陰法唐雖然知道中央之前已經批准了走滇藏線，但他還是毫不猶豫地回答：“還是走青藏線好。”

　　“走青藏線，鹽湖的問題怎麼解決？”鄧小平又問。

　　陰法唐笑著說：“早已過了鹽湖，鐵道兵的兩個師在1978年就從西寧修到了格爾木，鐵路都快抵昆侖山下了。”

　　“哦！”鄧小平感興趣了，問：“那還有什麼問題？”

　　“主要是凍土的問題。”陰法唐沉吟了一下，“但是專家認為可以解決。從50年代開始，中科院冰川所在風火山上就設點實驗，搞了許多項目，應該說我們的專家積累了許多經驗。再說西伯利亞大鐵路也有凍土，問題不大。”

　　“如果修青藏線，有多少公裡，大概要花多少錢？”鄧小平又問。

　　“從格爾木到拉薩為1100多公裡，原來預計需28個億，現在加上物價上漲的因素，可能要三四十個億。”陰法唐答道。

　　鄧小平扳著指頭算了算，考慮了一會兒，說：“用不了這麼多，30來個億足夠了。”

　　“西藏群眾迫切希望青藏鐵路能夠早日上馬。”陰法唐不忘最后做小平同志的工作。

　　鄧小平點了點頭，肯定地說：“看來還是走青藏路好！”

　　與大海深情告別

　　1986年8月5日下午，正在北戴河休養的鄧小平會見了日本自民黨最高顧問二階堂進。談到個人身體狀況時，他說：我測驗自己的身體靠兩條。一是能不能下海，二是能不能打牌。能下海証明體力還好，能打牌証明頭腦還好。

　　是的，鄧小平每次來北戴河休養，游泳是他最重要的活動之一。

　　在大海中游泳是鄧小平最愜意的事情。他曾對身邊人說：“我不喜歡在室內游泳，喜歡在大自然中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氣勢。”

　　夏天休養時，鄧小平經常帶著全家人到海邊，北戴河是他來得最多的地方。據身邊工作人員回憶，每年來北戴河，到達的當天，他就要下海﹔離開的那天，他還要下海。天再冷，風再大，他也舍不得放棄。一般是上午10點，鄧小平和家人一起走向海邊。孩子們在海裡有的嬉水歡笑，有的自由暢游。鄧小平卻像完成一項既定的目標那樣，一下海，就頂著風，迎著浪，游向大海的深處。泳區的深處有個平台，是供大家游泳中間休息的地方，鄧小平從來不去。跟著他，全家人都養成習慣，下海游泳，中間都不上岸，不晒太陽。每次游到預定時間，他會叫孩子們一起陪他往回游，然后才心滿意足地和大家一起走上沙灘。有一次，游到半截下起了大雨，岸上的人搖起了小紅旗，招呼大家上岸。鄧小平卻說：“他們搖早了，還不到時候。”還大聲告訴別人：“雨天游泳才舒服，水裡是暖和的。”

　　在北戴河休假，打橋牌是鄧小平每天活動的另一項重要內容。特別是在晚年，這是他向自己的智力老化發起的一種挑戰。他不僅酷愛打橋牌，而且叫牌准確，出牌果斷，牌技精湛，水准常令專業選手稱道。

　　鄧小平和圍棋大師聶衛平的故事，常被“圈內”人傳為佳話。一次，鄧小平和聶衛平搭檔打橋牌，將對手逼得很慘，聶衛平有點不忍，故意“放水”。當時，鄧小平就“揭穿”了聶衛平，並戲謔“他創造了世界紀錄了”。事后，鄧小平見到聶衛平夫人時，還不忘“揭老底”，並說聶衛平圍棋是九段，橋牌可不是九段。

　　有一年，鄧小平在北戴河休假。聶衛平和中國圍棋隊也在秦皇島訓練基地。聶衛平去看鄧小平，臨走時，他對鄧小平的秘書悄悄說，圍棋隊的同事也希望能有機會來看看大家都非常敬仰的小平同志。回到訓練基地后，聶衛平又有點后悔，覺得不能打擾老人家休息。沒想到，鄧小平的秘書很快就回話了，說歡迎大家來。會見時，聶衛平把大家一一向鄧小平作了介紹。當介紹到劉小光在中日擂台賽上有四連勝佳績時，鄧小平立馬端起酒杯說：“來，干一杯！”現場原本有點緊張和拘束的氣氛，一下子就釋放得無影無蹤了。

　　8月22日是鄧小平的生日，每年他來北戴河休假，若沒有特殊情況，他總是過完生日才回京。鄧小平過生日，從來不請外人，隻有全家人聚在一起，大家一起為他唱生日歌﹔他和孫輩們一起吹蠟燭，並和夫人卓琳一起切蛋糕，由他給大家發壽桃，兒女們、孫輩們分別給他敬酒。每當這個時候，鄧小平的興致都很高，酒也會比平時要多喝一些。

　　1989年8月22日，鄧小平85歲的生日也是在北戴河度過的。這一天，他和一家人其樂融融地過了生日。到了晚上，鄧小平心裡還惦記著為他們服務的同志們。他委派秘書帶著一盒大壽糕來到工作人員的辦公室，向大家表達了親切的慰問。

　　1992年7月15日，88歲的鄧小平帶著全家來到了北戴河，這是鄧小平最后一次到北戴河休假。

　　這年的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下半年，我們黨要召開十四大。7月23日和24日，鄧小平在北戴河的住處審閱了十四大報告稿，表示同意報告的框架。

　　和往常來北戴河一樣，這次，鄧小平還想下海游泳。但是，來之前，醫療組已經決定這次不讓他下海游泳，怕海水比較涼，引起他咳嗽。到了北戴河后，鄧小平每天都問醫護人員：今天水溫多少？有沒有浪？風大不大？他的護士后來曾回憶說：“每天我們一報水溫，一報風力，我覺得他好像心裡痒痒的，特別想去游。”最后，醫療組“妥協”了，“要不就讓他游吧”。結果，鄧小平游了8次，而且最長的一次游了將近一小時。護士就跟鄧小平開玩笑說：“您看我們大家做了這麼多工作，同意讓您下去游泳，您第一次下去一定要好點，游半個小時您就上來，這樣的話，專家才可能讓您第二次去。”鄧小平說：“我才不呢，好不容易下去，我不能半小時就上來呀！”

　　這一次在北戴河，鄧小平更多的時間，是坐在海邊的房前，深情地望著大海。也許，他在心裡正和這片熟悉的大海說再見呢！

　　新時期擔當新角色

　　從避暑勝地到中央暑期辦公地點，再到各領域專家休假場所，新中國成立至今，北戴河的角色不止一次地發生變化。這些變化的背后有著怎樣的歷史原因？《環球人物》雜志記者採訪了國防大學戰略研究部教授徐焰少將。

　　《環球人物》雜志：上世紀50年代，中央為何選擇在夏季去北戴河辦公？

　　徐焰：北京的夏天十分悶熱，當時別說空調，連風扇這樣的降溫設備也少有，加上第一代國家領導人中南方人居多，毛主席也尤其喜歡在水邊的感覺。而從環境、路途等方面考慮，北戴河海濱沙子質量好，海灘平緩，鯊魚少，距離北京又比較近，各方面條件都很理想。

　　另外，解放后，不少原國民黨達官顯貴和外國駐華人員在北戴河留下了一棟棟空別墅，堪稱華北地區最大的海邊避暑建筑群。這些設施是現成的，領導人去避暑不用勞民傷財重新建設。

　　《環球人物》雜志：北戴河又是如何一步步發展成“夏都”的？

　　徐焰：最初，是因為毛主席特別喜歡在夏季到北戴河辦公，一去就不想走。為方便工作，大家也都跟著去。北戴河於是聚集了大批中國領導人和相關行政部門工作人員。1954年，為保障領導人正常辦公，中央成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員會，下設暑期工作辦公室，為中央機關服務。中央辦公廳警衛局也專門組成了暑期警衛、服務班子，奔赴北戴河展開工作。時間一長，北戴河便成為中國夏季的政治中心。

　　可以說，我黨的不少重大決策都是在北戴河制定的，許多影響到當時國內外局勢的重大事件也都發生在這裡，或在這裡拉開序幕。如1962年，正是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拉開了中蘇全面論戰的序幕。又如1971年，林彪、葉群就是從北戴河中直療養院原96號樓出逃，最終走上了不歸路……北戴河由此同釣魚台、人民大會堂等地方一樣，因事關國家大事而變得十分重要。

　　《環球人物》雜志：除了見証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北戴河還曾被稱為“中國政治的晴雨表”。這又是為什麼？

　　徐焰：北戴河的政治地位與整個中國的發展脈絡是相吻合的。新中國剛成立時，百廢待興，國家領導人根本沒時間、沒條件休養。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隨著各項建設順利進行，北戴河暑期辦公制度得以落實。“文革”期間，暑期辦公制度一度中斷。直至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后，療養院重新收歸各個部門，一些中央負責人又在夏季到北戴河休養、辦公，國內一些重要政治活動、決策於是又和北戴河關聯起來。

　　《環球人物》雜志：中央為何又決定於2003年取消這一辦公制度？

　　徐焰：直接原因是，受“非典”疫情影響，中央各部委負責人不得擅自離京，更別提到北戴河休假。根本原因是，隨著社會發展，夏季防暑降溫措施已十分發達，過去一些領導人在特定地區休養避暑的狀況勢必要有所改變。當然，取消這一制度，將專為首長服務的設施向公眾開放，也是中央核心領導集體親民、廉政，發展社會民主化的重要表現。

　　《環球人物》雜志：隨著這一制度的取消，您如何看待北戴河的未來？

　　徐焰：如今，隨著“專家休假計劃”的實施，北戴河在凝聚人才、收集智慧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未來，北戴河必定是政治上退潮，經濟上漲潮。發揮其現有的資源和潛在的優勢，使其按旅游經濟的市場規律自然發展，將是最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