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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尊正面，西周早期，通高38.5cm，口徑29cm，重14.6kg，寶雞青銅器博物院收藏。（圖片由寶雞青銅器博物院提供） |
1963年寶雞市賈村鎮出土的“何尊”是西周早期貴族“何”鑄造的一件青銅酒器，通高38.5厘米、口徑29厘米、圈足底徑20×20厘米，重14.6千克。尊器身呈橢方形，圓口外侈，通體飾四道透雕的扉棱，造型典雅庄重，方圓相繼，富有變化。尊上腹部飾以蕉葉紋和蛇紋，腹部及圈足飾饕餮紋，饕餮巨目利爪，粗大的卷角翹出器面﹔紋飾採用高浮雕與地紋相結合的表現手法，繁縟華麗。何尊是西周早期成王時的銅器，其內底鑄銘文12行122字，記載了成王在其親政五年時，於新建成的東都洛邑對其下屬“宗小子”的訓誥。現藏寶雞青銅器博物院。
何尊與“中國”稱謂解
周成王五年的某一天，成王誦召見了文王親信的一個后裔宗小子。成王說，你的父親曾經效忠於文王，使文王從上天那裡得到了治理天下的使命，后來武王完成了這個使命，並在洛邑建都。希望你能夠效法你的父親，繼續效忠於王室。這段歷史記載，粗看沒有特別的地方，但歷史學家們卻從中發現了一個重大的史實，即武王是初步營建洛邑之后才在鎬京建都的。從維護西周國家政權的角度來看，這是一次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抉擇。何尊就是記載這一事件的重要物証。
尊是一種酒器，何尊是1963年從陝西省寶雞縣賈村鎮出土的。但為什麼又叫何尊？原來“何”是西周早期奴隸主貴族宗小子的名，對於奴隸主來說，受到周王的接見無疑是件榮幸的事,為了讓后代銘記祖先的殊榮，何便把他受到成王接見的事跡鑄刻在青銅器上，由何督造又刻有何之事的尊自然就叫何尊了。實際上，何尊珍貴之處除了它凝重大氣的造型和神秘華麗的紋飾外，更在於尊內底部發現了一篇12行共122字的銘文，記載了周成王營建洛邑，建筑陪都的重要歷史事件，極具史料價值，而其中“宅茲中國”(大意為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地區)更是“中國”最早的文字記載。何尊銘曰：
唯王初遷宅於成周，復稟武王禮，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嗚呼！爾有唯小子亡識，視於公氏有爵於天，徹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訓，我不敏，王咸誥。何錫貝卅朋，用作□公寶尊彝。惟王五祀。
銘文大意是：成王五年四月，周王開始在成周營建都城，對武王進行豐福之祭。周王於丙戌日在京宮大室中對宗族小子何進行訓誥，內容講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隨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統治天下。武王滅商后則告祭於天，以此地作為天下的中心，統治民眾。周王賞賜何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紀念。
在華夏民族形成的初期，由於受天文地理知識的限制，總是把自己的居域視為“天下之中”，即“中國”，而稱它族的居域為東、南、西、北四方。公元前21世紀，第一個朝代夏朝的建立，就標志著中國統一國家政權形式的誕生。應當說，這時“中國”的概念便有了確切的政治涵義。據《左傳·哀公七年》載：“禹合諸侯於涂山，執玉帛者萬國”，夏禹被視為“天下共主”，其統轄的區域被稱為“夏”。何以“夏”相稱？《爾雅·釋詁》曰：“夏，大也”。《尚書》注雲：“冕服採章曰華，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商原是夏朝統治下的一個諸侯國，后來取代夏朝而成為“天下共主”。商朝之時，被稱為“邑”的城垣有了很大的發展，“邑”形成了不同血緣氏族部落成員雜居的古代都市。當時已出現“中商”、“大商邑”的稱謂，而對周圍各族則稱之為“方”。最遲從周初開始，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華夏地區開始被稱做“中國”。“中國”最初只是一個行政區劃上的概念，最早出現“中國”一詞就是在周成王五年的“何尊”銘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或，自之乂民’”。中為指事字。甲骨文、金文字形，中象旗杆，上下有旌旗和飄帶，旗杆正中豎立。本義中心、當中，指一定范圍內部適中的位置。據《新書·屬遠》載：“古者天子地方千裡，中之而為都。”“或”是“國”的本字。周金文早期作“或”，從字面講，它由城池和干戈構成，表示“執干戈以衛社稷”，當時人們已經意識到，一個國家，不僅要有屬於自己的城池，而且要有軍隊，時刻來保護自己的疆土和臣民，這才叫國。后來在此基礎上又外加“口”以為國界，屬於文字上自然演變。圍繞在“中國”周圍的是北狄、西戎、東夷、南蠻等。《尚書·梓材》中也有周成王所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的記載。史書與銘文相互印証，說明周武王統治的地域為中國。
周代大量使用的“中國”稱謂，至少具有四種含義：一是地理意義上的所謂“中原”地區。《漢書·地理志》曰：“昔周公營雒邑，以為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雒邑”者，今洛陽城也﹔“土中”者，今中原大地也。 二是政治意義上的所謂“天子之國”。此義源於夏代的“夏”和商代的“中商”、“中土”，相對於東、南、西、北各族的稱謂。《詩·小雅·六月序》：“《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詩經·大雅》雲：“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孟子·齊桓晉文之事》：“蒞中國而撫四夷也。”這時的“中國”與“四方（夷）”、“京師”與“四國”對舉，表示中心與四鄰、天子與諸侯的相互關系。三是民族意義上的“華夏”民族。至周代，夏、商、周三族逐漸融合為一個民族整體，即：“諸夏”或“華夏”。周代存在著五大民族集團。《禮記·王制》雲：“中國、夷、蠻、戎、狄，五方之民。”這裡的“中國”，主要指華夏民族。四是文化意義上的“華夏文明”。《禮記·玉制》又雲：“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直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語言不通，嗜欲不同。”可見，政治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在更深層次上是文化的差異，即所謂“華夷之辨”，還包括文化意義上的“文明之國”。隨著歷史的發展，“中國”一詞的內涵逐步跨出了中原，繼而指代華夏民族整個居住地和所建立的國家。
另外，據文獻記載，西周成王時，曾有遷宅洛邑一事。如《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室洛邑。”《史記·周本紀》曰：“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屯四方入貢道裡均。’作《召誥》、《洛誥》。”周公完成了武王的遺志，鑒於周的首都鎬京（今西安附近）遠在渭河流域，因此在今天河南洛陽這個當時中國的中心地區完成了成周的建設，將它作為周的陪都、也是鎮撫全國的一個重要軍事基地。從此，鎬京至成周一線成為西周王朝的核心地區。不過司馬遷在《周本紀贊》中則認為當時成王仍都豐、鎬，未遷洛邑。但《呂氏春秋》等書也說成王營居於成周。成王時銅器何尊銘文開篇便有“唯王初遷宅於成周”的記載，証實成王確實遷居到洛邑。盡管目前學界還有不同看法，但何尊的問世，畢竟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實証。
歷史從來不是在溫情脈脈的人道牧歌中前行的。何尊除了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外，器物的造型和紋飾也相當精美。尊體橢方，口圓而外侈。口沿以下為透雕脊棱間隔，從上至下將圓形器體分為四個部分。主體花紋為高浮雕獸面紋，位於中部，巨目利爪，獰厲凶猛。口沿和圈足部位的紋飾，分別為獸形蕉葉紋和相對簡單的淺浮雕獸面紋。整器的裝飾以雷紋為地，部分採用三層花的裝飾手法，看起來華美瑰麗，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商周時期，森嚴的等級制度、頻繁的掠奪戰爭、野蠻而又殘酷的奴隸統治，使整個社會籠罩在恐怖和動蕩不安的氣氛中。為了永久的統治和富貴，奴隸主們把自己的命運托付給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的鬼神。頻繁、大規模的祭祀活動，既是為了炫耀祖先征伐勝利的功德，又是為了乞求神靈對本民族的庇護。“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古人會殺掉甚至吃掉非本民族和本部落的敵人來祭祀自己的祖先，而吃人的饕餮就充當了這個時代的標准音符。它一方面是保護本族、本部落的神靈，同時，它又是對異族和其他部落進行危懼恐嚇的符號。以惡制惡，以魔鬼的形象來打敗魔鬼，這就是何尊上的饕餮紋之所以顯示出那樣森嚴冷峻的原因。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副院長 陳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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