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佛山中院改革審判機制 實行審判長負責制

　　2013年11月7日，由佛山中院副院長萬選才擔任審判長開庭審理一宗重大販毒案件。佛山中院供圖

　　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近日表示，一些地方仍不同程度存在司法行政化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判審分離，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工作內部層層審批，權責不明，錯案責任追究難以落實﹔上下級法院之間的行政化報批，影響審級獨立。

　　佛山中院從去年年底開始改革審判權運行機制，選任35名審判長，由一名審判長和兩名合議法官組成固定團隊，在審判長主導下對案件審理和判決，對案件負責。

　　此舉旨在去除“行政化”干擾，審判合一，讓審理者裁判，讓裁判者負責。這與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不謀而合。

　　輿論認為，佛山中院的改革，可以為接下來的法院去行政化改革，提供可參考的樣本。

　　改變“審的不判，判的不審”

　　專家表示審判分離導致錯案追究責任不明﹔“審判長負責制”讓法官更職業

　　做法官10多年，陳智揚感覺，現在是自己“最接近職業法官”的時刻。

　　今年年初，陳智揚被選任審判長之后辦理的第一個案件，是一宗涉及土地的民事訴訟案件。陳智揚帶著書記員，親自去現場調查取証。

　　“改革之前沒有必要去現場。”陳智揚告訴記者，因為案子對法官來說只是“養子”，審了也不一定是自己判。

　　這源於之前的判決書“審簽制”。按照法院內部慣例，合議庭草擬的判決書，要給更高級別的庭、院領導簽發，層層地走行政審批程序。

　　“如果領導不同意簽署，合議庭就要重新研究復議。”佛山中院院長陳陟雲說。

　　而掌握最終簽發權的人，並不在審判席上坐著，他們基本不參與案件審理，也不需要見原告和被告，隻需要翻閱法官遞交的案件材料。

　　一位庭長說，簽發判決書的時候，“會感覺底氣不足，非常擔心案件質量”。

　　此外，由院長、庭長和資深法官組成的審判委員會，作為法院的最高審判組織，對於死刑、有分歧和檢察院抗訴的重大疑難案件，同樣擁有決定權。

　　這被稱為“審的不判，判的不審”。事實上，院長、庭長審簽判決書，在法律上並沒有明文規定。

　　公開資料顯示，這一制度形成於人民法院建設初期，目的是加強黨對司法的領導。

　　陳陟雲注意到，擁有簽發權的領導，能夠通過行政手段改變案件定性，而不用承擔錯案責任。

　　在陳陟雲看來，“很多暴露出來的冤假錯案，不少承辦法官是能夠發現問題的，卻因為沒有定案的權力，身不由己地辦錯了。”

　　在浙江“蕭山錯案”中，曾任案件二審審判長的張德寶對新京報記者表示，盡管自己是審判長，但案件判決是由審判委員會決定的，他不應該承擔主要責任。

　　在中國政法大學刑事訴訟法學教授樊崇義看來，審判分離，導致出現冤假錯案司法不公后，錯案追究時責任不明。

　　“現在所有的案子都是‘親生的’，合議庭自己審理自己判決，出了問題自己擔責。”陳智揚說，“一點兒都不敢懈怠。”

　　法院院長要參加政府的會

　　不少人錯誤認為法院是政府部門，法院審案常受行政部門壓力，改革可為法官創造好環境

　　上個月，陳陟雲接到市裡的通知，被要求去參加一個會議。到了才知道，會議的主題是行政機構改革，是一個純粹的行政性會議。

　　“不少人錯誤地認為，法院是政府的一個部門。”陳陟雲說，這種觀念在政府和民眾中都存在。

　　佛山一名基層院長對此也有體會。區裡所有的行政性會議都會要求法院派有一定行政級別的領導參加。“包括我在內的院領導，經常不是在政府開會，就是在去政府開會的路上”。

　　而行政力量對法院的影響，不僅在此。

　　去年廣東“三打”期間，公安機關破獲一起欺行霸市的案件，抓捕30多人，佛山檢察院對20多人進行起訴，但法院認為這些人都是打工者，不是欺行霸市的主謀，如果全部判刑會增加不穩定因素。

　　“我們最終還是頂住了壓力，依法判決。”陳陟雲說。

　　此外，對於纏訪鬧訪等行為，有的地方政府會通過有關方面出面協調，出於維穩的考慮，希望法院能予以重判。

　　有一個案件讓陳陟雲至今印象深刻，當時的一名副書記，先后給了他兩個批示，這兩個批示，一個讓他幫原告，一個讓他幫被告。

　　陳說，這兩個批示相隔一段時間，這個副書記自己都忘記了。如今，這個副書記已經被判刑。

　　佛山中院希望通過改革，給法官審判創造一個好環境。

　　領導不再簽發判決書，法官們也不必擔憂領導會過問案件。佛山中院一位法官告訴記者，改革以前領導過問案件，“會揣摩領導心思，是不是暗示我偏袒哪一方？”

　　改革也讓領導多了一個“擋箭牌”。“我會告訴找我的人，找我沒用，因為我沒權簽發判決書了。”陳陟雲說。

　　擁有了簽發權的審判長，也開始學習抵御“干擾”。

　　“案件辦不好，審判長就要擔責，說情送禮沒用。”佛山中院民一庭副庭長、審判長梁綺雲告訴記者，院裡實行“過問案件登記”制度，凡過問案件的，都會一一登記在案。

　　讓庭長重回審判一線

　　行政職務曾是唯一晉升途徑，陷入“提拔一個庭長，減少一個資深法官”怪圈

　　2013年以前，做了8年法官的郭?一直是助理審判員，不能獨立辦案。

　　不能擔任審判員，是因為審判員是副科級，而助理審判員是普通科員，這與他的級別相符。

　　雖然自認為能力、資質、閱歷和品行完全可以勝任審判員，“但是法院的行政編制已滿，在沒有空缺編制之前，隻能擔當助理審判員。”郭?說。

　　實際上，除了行政級別，法院系統還有一套法官職務等級。而行政職務往往決定法官等級的高低。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是首席大法官，每月的審判津貼為340元。基層法院的初任法院一般為五級法官，每月津貼180元。從五級法官到一級法官，每晉升一級，每月津貼漲10元。

　　佛山法院的法官告訴記者，法官等級在待遇上的影響力並不大。

　　上月公布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到，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明確各級法院職能定位，規范上下級法院審級監督關系。

　　“行政職務成為法官們唯一的晉升途徑。”陳陟雲告訴記者，優秀法官一旦獲得提拔，就不得不將主要精力放在應付行政事務上。

　　因為副庭長隻承辦一小部分案件，庭長以上幾乎不直接辦案，法院實際上陷入“提拔一個庭長、少了一個資深法官”的怪圈，審判精英變相流失，留在一線的資深法官數量捉襟見肘。

　　2012年，懷曉紅當上佛山中院審判監督庭庭長。之后，她幾乎不用再審案，而是每天參加各種行政會議，然后坐在辦公室裡審閱再審案件。

　　佛山中院的一項統計顯示，真正在一線辦案的法官，審判資歷平均隻有8年，有25名法官任命不足5年。他們認為，這批法官顯得“稚嫩”。

　　2012年年底，佛山中院從194名法官中，選出35名優秀法官擔任審判長，每名審判長配備兩名合議法官擔任助手，重回審判一線。

　　這35名審判長，年齡都處在35歲至46歲之間，擁有十年以上的一線審判經驗。

　　包括懷曉紅在內的26名已經被提拔的法官，也回到一線辦案。其中，有9名庭長早已不辦案了。

　　現在，佛山中院嘗試為分管的副院長配備一名行政助理，管理所有行政事務，讓庭長及以下級別的所有審判長，從繁瑣的行政事務中解脫出來。

　　不需要處理繁雜的行政工作，隻需辦好自己的案子，懷曉紅說，她感到輕鬆了很多。

　　不當副庭長行不行？

　　領導層擔心有政治風險，改革曾停滯不前，內部有人擔心改革會使地位降低

　　改革推行不到一年，效果初顯：佛山中院每年接收一萬多案件，合議庭從40個減少到35個，但是收案量漲了，辦案周期也縮短不少。

　　上月公布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到，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

　　學界認為佛山中院的改革符合三中全會的精神。而據陳陟雲介紹，在中央決定出台之前，因為沒有上層設計的支持，這樣的改革阻力不小。

　　2008年，做了20年檢察官的陳陟雲調任佛山中院副院長，他發現，“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權被內部的行政管理權綁架，有違司法規律”。

　　陳陟雲有了“重新洗牌”的想法：司法去行政化，審判權與行政權分離，讓經驗最豐富、能力最突出、專業最精深的法官重掌法槌。

　　當時，這個建議得到廣東省高院院長鄭鄂贊同，也得到佛山市委的支持。

　　但改革卻沒有了下文。陳陟雲介紹，除了因為地方領導換屆耽誤，還“有消息說，市裡顧忌公檢法之間、司法部門與政府部門之間的平衡問題”。

　　“一方面是頂層設計沒出來，領導層擔心有政治風險。頂層設計沒有出來，萬一改革偏離了中央的方向，怎麼辦？”陳陟雲認為，法院系統內部的阻力也不小。

　　一位上級法院的老領導就提出了質疑，誰會願意去行政化，自己卸掉手中的權力呢？

　　陳陟雲曾找到院裡七位副庭長征求意見。陳陟雲問他們，如果把你們的級別從原來的副科職提到正科級，是否願意放棄副庭長這個行政職務，而隻做純粹辦案的法官？

　　七人中，有六人反對。他們認為沒有“長”不好聽，感覺地位低了，庭長在法官們心中的地位不同。

　　有一位副庭長反應特別強烈。陳陟雲告訴記者，他后來才聽說，這位副庭長的孩子馬上大學畢業了，如果沒有副庭長這個職務，擔心很難幫孩子找到好工作。

　　法院待遇高，別的機關怎麼辦？

　　行政職務被保留，審判長財產公開遭擱置，改革阻力重重但受上層肯定

　　2012年3月，陳陟雲決定拋開保障制度等受到外界牽制的內容，在民四庭、刑一庭和行政庭試運行改革。

　　9個月后，試點庭室工作模式磨合順暢，2012年12月底，陳陟雲在全院召開大會，全面推行。

　　在此期間，這項改革遭到質疑，有人認為此舉突破了法院組織法和訴訟法的規定。

　　質疑沒有讓陳陟雲動搖。他堅持認為，他們的改革仍然是在民主合議制前提下，只是突出了審判長在合議庭的主導，最終的裁決還是由審判長和合議法官民主投票決定，少數服從多數，沒有突破現行法律。

　　按照最初設想，審判長由獨立的審判長選任委員會選出，選任委員會由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法學教授、律師等人員構成﹔庭長副庭長當選審判長后，不再擔任庭長副庭長職務﹔待遇提高，財產向社會公開。

　　為了消解內外部的壓力，陳陟雲坦言，改革的最終方案進行了“妥協”：重回一線的庭長和副庭長，還是保留了行政職務。

　　提高審判長的待遇，也遭到非議。有人問陳陟雲，法院審判長拿這麼多，市裡其他機關怎麼辦？還有人提出，“法院本身權力就很大，還要給法官漲工資待遇，老百姓能不能理解？”

　　佛山市委政法委一名副書記告訴新京報記者，對佛山中院推行的審判長負責制，政法委在經費上給予了鼓勵，並且“已經敲定大幅提高法官薪酬方案。”

　　不過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出台，原計劃暫停了，原因是“為了跟中央和省裡保持一致”。

　　而曾設想的審判長財產公示，亦被擱置。“主要是因為相應的待遇沒有到位，責任與利益不對等。”新選任的審判長郭?說。

　　雖然爭議重重，佛山中院的改革受到了肯定。2013年10月，最高院正式發文，確定佛山中院成為首批司法權運行機制改革試點單位。

　　剛剛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10個月，省高院發回重審的案件同比減少了14件，現任審判長承辦的案件隻有3件被改判，而且基本與當時的案件質量無關。

　　□新京報記者 王瑞鋒 廣東佛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