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中國故事的日本歌舞伎木版畫

表現世俗生活題材的木版畫。

木版畫《金瓶梅》 （局部）

木版畫《二十四孝的故事》 （局部）

蘇格蘭國家博物館前日本歌舞伎木版畫展的海報。

　　近日，61幅日本歌舞伎木版畫在蘇格蘭國家博物館展出，這些歌舞伎木版畫是日本浮世繪的一種，以歌舞伎演員為主角。在19世紀的日本，這些彩色的木版畫是歌舞伎演出的紀念品，他們由當時著名的藝術家設計，但是價格並非昂貴，可以被大眾所接受。有趣的是，在展出的61幅作品中，有近1/3的作品涉及中國元素。

　　根據《金瓶梅》改編的歌舞伎中，主角在怒打老虎﹔歌舞伎演員扮成水滸英雄橫掃地獄，似乎在揭示1864年的日本政局動蕩不安﹔色彩明麗的《三國演義》英雄造型，表明1874年的日本新政府正將日本現代化，反映在新政權下，劇本創作者可以嘗試更廣泛的主題，藝術家們可以大膽地使用色彩。

　　歌舞伎木版畫曾經被禁

　　歌舞伎起源於17世紀江戶時代，是日本傳統舞台劇，其融合了戲劇、舞蹈、音樂和雜技等元素。歌舞伎的特色之一是隻由男演員表演，這樣的傳統沿襲至今。在演出中，男演員經常會男扮女裝，也正因為出色地扮演了女主角，某些男演員一舉成名，有些男演員從孩童時期就開始男扮女裝。從第一場演出開始，歌舞伎藝人獲得第一個藝名，隨著他們舞台生涯的進展，他們獲得新的藝名。演員在不同時期的不同藝名，從展出的木版畫中體現出來。舞台上，歌舞伎演員身著精美、顏色亮麗的服飾，並濃妝艷抹，戴假發，他們使用夸張的動作和語言，表演側重的是風格，而非寫實。歌舞伎劇情復雜，通常關於英雄之間的征戰，關於忠誠與背叛，偶爾也包含一些幽默的片段，或者輕鬆的舞蹈。但是無論怎樣精彩或者曲折的劇情，吸引觀眾來觀看演出的主要是演員。

　　到19世紀初期，歌舞伎成為日本都市娛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歌舞伎另外一個特點是對戰士和英雄人物的塑造，並用一種野蠻夸張的風格表現劇情，歌舞伎的主題往往和當時的政治時局緊密聯系在一起。19世紀30年代，日本的政治經濟開始混亂，從1842年開始，也就是天保改革時期，日本政府開始控制大眾文化和消費市場，之后的5年時間裡，歌舞伎演出和木版畫的生產全部被叫停。

　　蘇格蘭國家博物館策展人露西娜·巴克蘭（Rosina Buckland）解釋，“在當時的日本官方看來，歌舞伎演員沒有什麼社會地位，他們被禁止和有名望的階層公開交流，但是實際上，歌舞伎演員如同今天的明星，擁有聲譽和財富。也許正是擔心這樣的社會影響力，政府對歌舞伎表演惶惶不安，並嚴格控制”。之后的20年，政府逐漸放鬆了對文化市場的管理，但是依然嚴格控制歌舞伎的演出和相關木版畫的出版。木版畫在出版前，必須獲得政府審查部門的許可証。如今，這些審查標識對於標注木版畫的出版日期，起到了很大的幫助。

　　從1850年開始，日本遭受外國勢力的入侵，這種氛圍可以從展出的木版畫中感受到：有些木版畫充滿諷刺味道。1868年，在當權將近250年后，日本的幕府統治被推翻，一個旨在將日本現代化的新政府成立，新政府開始借鑒西方的技術、習俗和服飾。歌舞伎表演也全面復興，這些變化可以從歌舞伎的不同主題中體現出來。政府審查制取消，歌舞伎的主題更廣泛，木版畫藝術家被允許使用進口顏料，木版畫作品的色調更鮮艷明亮起來。

　　飽含中國文化的木版畫

　　如果不是讀說明，很難把眼前這幅名為《三位演出人物》（1874）的木版畫中的主角和《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張飛、關羽聯系起來。三個人物濃妝艷彩，表情夸張，劉備正准備前扑，張飛一臉警覺的深情，關羽奮馬揚鞭，生動形象，充滿活力，仿佛三個人都要從畫中一躍而出。圖說解釋，在這幅木版畫中，三位著名的歌舞伎演員被想象成《三國演義》中的英雄的形象。木版畫《七福神的酒會》（1868）展現的是在日本信仰中被認為會給人們帶來幸運的7位神明聚會喝酒的場景，圖說解釋，這7位神明，有6位來自中國。每位神明各司其職，有的能夠帶來長壽，有的能夠帶來財運，但是通常7位神明會被安排在一起出現。這幅木版畫中的7位神明不過是7位歌舞伎演員，通過這種方式，藝術家巧妙地讓7位演員同時亮相，更獨具匠心的是，7位神明中隻有一位女性神明，弁財天，而在這場歌舞伎演出中，也同樣有一位女性角色，不過，由男演員峰吟子（Tanosuke Sawamura）來扮演，他也正是木版畫中女神明弁財天的替身。

　　中國古代宣揚儒家思想及孝道的讀物《二十四孝的故事》被用在了日本的歌舞伎木版畫中。元代的郭居敬根據24個孝子的故事編纂了這部書，告訴人們要遵循儒家思想規范，勇於自我犧牲，忠誠，孝敬自己的父母以及祖父母。讓歌舞伎演員化身“孝子”的目的，不過是一種優美的呈現，讓明星們獲得更多的目光和支持率。木版畫《三十六花撰》（1861）是舞台劇照，講述的是鄭成功（Watonai）的傳說，這部歌舞伎發生的背景是國姓爺合戰（The Battles of Coxinga），劇中，鄭成功的母親是來自九州的日本人，父親是流亡的明朝大臣，鄭成功和他的爸爸、媽媽、妻子返回中國，幫助明朝對抗外族入侵。展覽中可以看到一幅武二郎赤手空拳打猛虎的木版畫，而這幅木版畫是根據中國的《金瓶梅》改編的歌舞伎的劇照。在木版畫《水滸》（1859）中，日本武士變身英雄公孫龍。

　　系列木版畫《八犬傳》（1833）再現的是同名歌舞伎的舞台場景。木版畫說明，《八犬傳》的主角是八位由念珠轉生的武士，出生時，他們分別帶來八個漢字：仁、義、禮、智、忠、信、孝、悌，這八個漢字代表的是儒家的8種美德。八位勇士誕生在不同的家庭裡，但是他們的名字中又都含有“犬”字。《八犬傳》以日本室町時代的真實歷史環境作為背景，但在故事構成上卻受到《水滸傳》的深厚影響。比如，劇評家分析，在《水滸傳》中，天上一百零八個魔星轉生人世間成為一百零八名英雄豪杰，而在《八犬傳》中也出現了一條串著108顆念珠的項鏈，其中的八顆大珠飛散之后轉生為這八位勇士。

　　木版畫影響了歐洲藝術家

　　歌舞伎木版畫是日本浮世繪的一種，大英博物館的日本展館這樣解釋“浮世繪”：浮世繪這個詞最先用於17世紀末，主要針對擁有營業許可証的娛樂場所和歌舞伎劇院，浮世繪作品用來描述充滿誘惑的城市生活和樂趣。在1665年創作的《浮世繪的傳說》中，日本作家淺井了意（Asai Ry?i）寫道：“隻享受當下，享受月亮，雪花，櫻花，楓葉，歌唱，喝酒，帶來的快樂，我們隨波漂浮，漂浮，眼前的貧窮阻擋不了我們的快樂，我們拒絕垂頭喪氣，如同隨波漂浮的葫蘆：這就是我們所認為的浮世繪。” 后來，浮世繪被廣泛理解成表現市井生活的風俗畫，包括人物和場景，如美人、歌伎、浪人、花街柳巷和旅游風光等。

　　1867年，在巴黎世界博覽會上，歌川一派的浮世繪作品令歐洲的藝術家們眼前一亮，這種和歐洲繪畫傳統完全迥異的創作技法，給印象主義畫家兩個重要的啟示：一是如何用純色來繪畫，另一個是如何採用新的構圖方式。並且，浮世繪作品首先追求的是形式美，題材的選擇在其次﹔這種繪畫方式所運用的散點透視，把人物畫得橫雲遮月，寫意揮洒。

　　印象派畫家愛德華·馬奈，克洛德·莫奈，埃德加·德加，文森特·梵高和保羅·高更等，從浮世繪版畫那裡獲得豐富的靈感。馬奈融合浮世繪技法，完成了《吹笛少年》。納比派代表畫家皮耶·波納爾非常推崇浮世繪，並進一步將印象主義的客觀性和象征主義對文化記憶與情感的基本主張相結合，將現實感情化。在浮世繪的影響下，波納爾更傾向於使用明亮的色彩，繼而成為色彩主義者，他是納比派畫家中最善於駕馭色彩的一位，獲得“色彩魔術師”的稱號，他的作品經常出現橙黃翠綠，於逆光中顯現繽紛的色彩變化，並混合自我幻想與視像，這些風格的形成，也都與浮世繪對他的創作的影響分不開。

　　◎ 深圳特區報英國特約撰稿人 崔瑩 文/圖

(來源:深圳特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