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能遇到周恩來這樣的人嗎

“把所有的心裝進你心裡，在你的胸前寫下，你是這樣的人﹔把所有的愛握在你手中，用你的眼睛訴說，你是這樣的人﹔把所有的傷痛藏在你身上，用你的微笑回答，你是這樣的人﹔把所有的生命歸還世界，人們在心裡呼喚，你是這樣的人。”

《你是這樣的人》是《百年恩來》電視片的主題曲，歌中沒有一個字提到周恩來，然而，凡是聽過的人都能立刻知道說的就是周恩來。這是《百年恩來》總導演鄧在軍專門提出的要求，作為周恩來的侄媳，她對總理有著更深厚的感情和更真實的理解。

今年是周恩來誕辰115周年，鄧在軍編輯出版了《你是這樣的人——回憶周恩來口述實錄》，撰寫了《海棠花前·綻放的記憶》兩本書來緬懷和紀念周總理。在她看來，周恩來既是一位獨一無二的偉人，又是一個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於一身的“人民公仆”。

他是怎樣的人

2013年11月7日下午，鄧在軍與丈夫、國防大學原政治部主任周爾均將軍准時出現在與記者約定的地點。

簡單的介紹之后，周爾均說：“先採訪鄧導。”“你也說說。”鄧在軍馬上接話。夫婦二人的謙讓和敬重，一下子讓人聯想到了周恩來和鄧穎超。“我們一直都在努力向伯伯學習。”泡上一杯香氣扑鼻的花茶，鄧在軍向記者講述了自己第一次見到周恩來時的情景。

1955年，一個海棠花盛開的春天，18歲的鄧在軍第一次來到中南海西花廳。“七伯（周恩來）用他特有的炯炯有神的目光，端詳了我好一會，然后點點頭笑著說：‘好！好！’七媽轉過臉對伯伯說：‘她是獨女，我也是獨女，而且都姓鄧，好！’這時，傻乎乎的我多少明白了，他倆是用這種方式表達了對未來侄媳婦的肯定。”婚后，鄧在軍經常有機會陪同周恩來和鄧穎超在海棠花下散步，聆聽他倆的教誨，觀察他們的為人處世。“文革”期間，鄧在軍曾因是名導演和總理親屬而被點名陪斗。

1959年，鄧在軍從部隊轉業后，成為中央電視台（當時叫北京電視台）的一名電視編導，是我國電視文藝和春節晚會的重要開拓者，50多年來，編導制作了各類電視節目1000多台。1976年1月11日，鄧在軍和周爾均都參加了周總理的追悼會。1992年7月11日，他們夫婦又陪伴鄧穎超走完了人生最后一天。

1993年，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之際，鄧在軍擔任總導演的大型電視藝術片《毛澤東詩詞》播出，廣受好評。她也萌生了拍攝《百年恩來》的念頭。

《百年恩來》的拍攝歷時3年，陸續採訪了近400位和周總理有親身接觸和交往的各界人士。劇組採訪的第一個人，是“覺悟社”最后一位成員管易文。“覺悟社”是五四運動時期產生在天津的先進學生組織，周恩來、鄧穎超都是“覺悟社”的成員。在管易文家採訪他時，他已經年滿百歲，幾年前就完全喪失了記憶力，連新四軍時期與他患難與共的夫人都認不出來。鄧在軍拿出周恩來的照片放在他面前。看到照片，管易文的眼睛突然一亮，他用微微顫動的手指撫摸著照片，嘴唇翕動。管易文家牆上還有一幅總理照片，上方有一個條幅，寫著“音容宛在，永別難忘”8個字。鄧在軍問：“這是您寫的嗎？”老人慢慢抬起頭，停了幾秒鐘，突然眼圈發紅，大聲地喊出了條幅上的字，而且一連喊了三遍。在場的所有人都愣住了，這簡直就是奇跡！

英籍華裔女作家韓素音在接受攝制組採訪時含著熱淚說：“周恩來不但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他改變了我的一生。”她還透露了一個秘密：“《周恩來與他的世紀》這本書，是美國總統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要我寫的。杰奎琳說：‘全世界我隻崇拜一個人，就是周恩來。’”

已故日本航空公司總裁岡崎嘉平太的兒子岡崎彬說，父親一生中最敬仰周恩來，一直把周恩來的照片藏在自己懷中。嘉平太去世的時候，岡崎彬問母親：“父親去世，你好像不怎麼悲傷？”母親回答：“你父親一生敬仰周恩來，他最終的願望是到天國會見周恩來，這個願望實現了，這是值得高興的事。”她還把丈夫一直放在身上的周恩來照片，隨同遺體一起火化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奇跡？伯伯人格魅力到底有多大？為什麼他能成為這樣的人？”鄧在軍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危機時先考慮部下安全

周恩來對工作認真，思考問題細致眾所周知，然而他畢竟是人不是神，難免也有疏忽的時候。難能可貴的是，在遇到問題的時候，他總是先替別人著想。

《你是這樣的人——回憶周恩來口述實錄》一書中記錄了熊向暉回憶總理的一個故事。

1946年6月7日，身在南京主持國共談判的周恩來為了討論東北停戰的問題，乘馬歇爾專機回延安。兩天后，他又乘馬歇爾專機返回南京。在延安時，因為一直忙於工作，沒有睡覺，疲憊不堪的周恩來一上飛機就睡著了。飛機降落在南京后，匆匆下了飛機的周恩來后來發現，放在自己襯衣口袋裡的小本子不見了。總理分析一定是落在了飛機上。

小本子裡寫著當時由周恩來安排在胡宗南身邊擔任機要秘書的熊向暉的聯系方式，而周恩來希望通過熊向暉了解到胡宗南的軍事計劃。一旦這個聯系方式被馬歇爾交給蔣介石，那熊向暉就會立即處在巨大的危險之中。

在危機關頭，周恩來沒有亂了陣腳。他先向中央匯報了情況，請求處分，同時分析本子一定到了馬歇爾手裡。但以他的了解，馬歇爾作為國共談判裡美方的代表，為了不影響其作為調處人的立場，應該會恪守中立。與此同時，他也做了兩手准備，通知熊向暉到上海暫避，靜觀其變。后來馬歇爾果然把密封好的本子還給了周恩來，胡宗南也沒有對熊向暉採取任何行動。正因為熊向暉的情報，黨中央才及時安全地撤離了延安。

這個故事熊向暉珍藏了很多年，后來他決定講出來，是因為“對大家有教育意義”。熊向暉告訴周爾均，像總理這樣光明磊落，又處處保護下屬的人，他從來沒遇見過。

唯一一次破例也是為了大局

周爾均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七伯有著高度的原則性，對待和處理任何事情，旗幟都很鮮明。他對公事私事分得很清，他可以聽我們匯報工作情況，也會借機會做調查研究，但從來不會輕易表態，更不准我們傳達他的意見。”

但有一次，周恩來卻破了例。1955年，周爾均正在總后勤部的重慶辦事處工作。有一次他到北京匯報工作后，和鄧在軍一起到中南海見周恩來。當時周恩來問周爾均到北京來做什麼，當聽到他是來匯報“肅反”工作時，周恩來變得嚴肅起來：“說說你們單位的肅反情況吧。”聽完他說的情況之后，周恩來沉思了一會兒說：“你們西南軍區那邊解放得比較晚，反革命的情況肯定會有，開展肅清反革命運動是必要的，查出問題也很正常。但你們一個軍級單位，查出這麼多反革命，出現這麼多重大政治歷史問題，肯定不正常。你給你們領導帶個話，這關系到很多人的政治生命，要慎重。就說這是我周恩來的意見。”

周爾均回到重慶，立刻向上級領導匯報。所在單位立即落實，糾正偏差，保護了很大一批人。“伯伯關心和愛護所有的人。他做一切事情都是從民族發展、國家安定的角度出發。”鄧在軍說。

“文革”后期，周恩來處於一種“苦”和“難”的境地，內心也非常郁悶。周恩來秘書紀東曾經回憶，在當時的特殊情況下，周總理有多條路可選：一是惟命是從，完全按照毛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執行﹔二是公開與毛主席抗爭，阻止、抵制“文革”的發生、發展和錯誤﹔三是隨波逐流，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同流合污﹔四是消極怠工，少做工作，減少精神和身體的壓力﹔五是退避三舍，養病治病，安度晚年﹔六是舍身忘我，把這個國家帶出浩劫。選擇前五條中的任何一條，總理都可以“保”住自己的身體、地位、名譽，可他卻說：“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

1970年廬山會議之前，紀東替周恩來整理文件，看到辦公桌上一張白紙上，總理用鉛筆寫了幾句的戲文：做天難做二月天，蠶要暖和參要寒。種菜哥哥要落雨，採桑娘子要晴干。

這幾句西廂記的戲文真實反映了周恩來當時的艱難處境。但周爾均認為，幸運的是，毛主席對周恩來終歸還是很信任的，兩個人相互之間也很關心。到“文革”后期，中央政治局雖然按毛澤東指示，開會批判周恩來，但毛主席還是很關心他，讓人把自己的沙發抬去給他，希望重病中的周恩來坐得舒服些。而知道毛主席的眼睛不好，周恩來也把自己的老花鏡送給了主席。

周爾均至今保留著一張毛主席和周恩來在1974年的照片，這是兩人最后一張握手的照片。1974年以后，兩個人身體都不好，周恩來就很少見主席了。不過1974年四屆人大會議召開前夕，江青集團極力想掌權，派了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匯報這屆人大的人事安排。當時，葉劍英認為隻有周恩來出面才能挽回局面，想方設法讓病重的周恩來到長沙見了主席。隨后主席批評了王洪文，跟周恩來一直談到了深夜。雖然兩人的這次談話內容永遠成了一個謎，但周爾均說：“總理和主席談話出來后很高興，還和身邊的人一起吃了給主席祝壽的面。毛主席終歸還是信任總理的。”

力保鄧小平“帶領中國往前走”

對於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為，有人認為他過於軟弱、明哲保身。但鄧小平在日后的回憶中說：“（周恩來）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鄧小平，也是這“一批人”中的一員。

周爾均曾拜訪過鄧小平之子鄧朴方。周爾均說：“1974年4月，鄧小平去參加聯合國大會的時候，身體不好的周恩來一直堅持不治病，主要原因是他擔心鄧小平剛剛復出去聯合國，會不會出什麼問題，遇到什麼困難。在國內，還有反對小平復出的勢力，他們會不會做出對小平不利的動作。他希望等到鄧小平順利回國了，他再去治療。當時他知道，隻有鄧小平接替他，他才放心。”

周恩來和毛澤東在長沙那次單獨會談10天之后，也就是1975年1月5日，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又相隔5天，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接著在四屆人大上，周恩來仍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四人幫”篡權陰謀沒有得逞。

1975年12月底，周恩來去接受治療，在被推到手術室門口時，他把鄧小平、王洪文、張春橋叫到身前，他說：“小平同志，你幾個月來的工作，証明你比我做得強很多。”他對張春橋和王洪文說：“你們要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盡管張春橋和王洪文不會聽周總理的，但總理還是盡最后的力量來保護鄧小平。

周爾均看來，周恩來力保鄧小平不僅因為兩個人的深厚情誼，更是在長期工作中，深知鄧小平的工作能力。對此，周恩來曾說：“我看他們兩人（劉伯承和鄧小平）的風格大不一樣，伯承同志和我一樣是‘舉輕若重’，小平同志是‘舉重若輕’。他能處理好現在復雜的局面，能更好地帶領中國往前走。”

為什麼懷念周恩來

在《你是這樣的人——回憶周恩來口述實錄》一書的主編感言中，鄧在軍寫道：“周總理一生清正廉潔，身后沒有半點個人遺產，卻給我們留下了更為寶貴的精神財富：他的人格力量，他的思想情操，他的道德風范。”鄧在軍認為，周恩來的品德和精神源於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史。“中國人民是偉大的、勤勞勇敢的、忠厚淳朴的，周恩來精神其實就是中華民族美德的象征，具體來說就是忠、孝、愛。”

在周爾均看來，總理之所以集如此多的傳統美德於一身，在於他博古通今、學貫中外，經受了最為復雜嚴峻的斗爭和考驗，同時又親身體驗到了廣大人民的痛苦。“他把中國人民幾千年的苦難時刻放在自己心中，所以他才能做到鞠躬盡瘁、忍辱負重，才會對自己要求這樣嚴格，對人民懷有這樣博大的愛心。”

著名表演藝術家秦怡回憶過一段總理的故事，讓鄧在軍夫婦記憶深刻。1941年，19歲的秦怡帶著剛出生的女兒菲菲在重慶工作。一個偶然的機會，周恩來看到瘦弱的菲菲因為胃不好而吐奶，當即囑咐在國統區文藝界的領導要關心和解決演員的實際困難。16年的亞洲電影節上，總理遇到秦怡，關心地問她：“小菲菲身體怎麼樣？胃好不好，還吐嗎？”秦怡感動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眼淚不斷地往下掉。“時間過了這麼久，女兒小時候的事我自己都忘了，可總理還清楚地記著，連菲菲的名字也記得。”秦怡問鄧在軍：“在這個世界上，還能遇到這樣的人嗎？還能得到這樣的愛嗎？還能得到這麼多的幫助嗎？”

秦怡的問題不止在問鄧在軍，還在問整個中國社會。改革開放后，國民經濟有很大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個人素質、審美意識也不斷提高，但總覺得缺了一種信仰和精神。路上有人跌倒了沒人敢去扶，怕被“賴上”，這些現象讓鄧在軍覺得很痛心。她說：“我也理解沒有錢寸步難行，但完全為錢活著的人生沒多大意義，活著還是要有點愛人的精神。古語說，舍得舍得，有舍有得。愛別人，舍掉自己，才能得到別人的愛﹔光愛自己不愛別人，誰會來愛你呢？”

除此之外，在鄧在軍看來，總理身上的勤政精神也是當代社會缺失的。她給記者講了採訪谷牧時聽到的一段往事。“文化大革命”后期，谷牧任國務院副總理協助總理抓經濟工作。有一次他工作到凌晨3點多，剛回到家裡睡覺，就接到了總理的電話過問一件事。谷牧當時想，3點多鐘了找部長們也不方便，於是回答說：“我明天早上一起來就去抓這個事情。”結果等早上醒來，總理處理這個問題的批示已經送到谷牧的桌子上了。上面寫著：“谷牧同志，我來不及等你到明天了，我已經找他們處理了這個事。”谷牧說：“那時候我覺著很慚愧。”鄧在軍說：“今天，能做到像總理這樣全心全意勤勞工作的干部不多了。很多官員在工作的時候，首先想到的不是服務人民，而是管理人民。他們忘了，官員首先是公仆。”

實際上，博愛、勤勞本就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只是在一個愈發浮躁的社會裡，很多美好品質都被遺忘了。鄧在軍認為，今天紀念周恩來，不僅僅是一種緬懷，更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回歸，是為官、為人基本素養的重拾，是一種人格精神的碰撞、思想靈魂的洗禮。這才是今天我們重新思考周恩來精神，學習周恩來高貴品質的真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