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踏着红色的足迹(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本报记者  蒋升阳  颜  珂  钟自炜

2019年06月21日06:04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福建省清流县林畲镇毛泽东旧居。
  余杉芳摄(人民视觉)

  福建省宁化县泉上土堡,红军战斗遗址。
  余杉芳摄(人民视觉)

 

  中央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由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提供

 

  梧桐秋雨,风雷激荡。

  85年前的那个秋天,在福建省长汀县中复村,观寿公祠前,6000多人的军队悄然集结。他们是即将踏上长征路的红九军团,刚刚从战场上撤下,不远处仍有硝烟弥漫,炮声隆隆。

  红九军团的出发地,是长征的又一重要起点,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将其描述为“福建的最远的地方”。这片“最远的地方”,是“风展红旗如画”的红色热土,凝聚着坚定的信仰和朴素的信念,也付出了悲壮惨烈的巨大牺牲。85年后,我们再次踏上闽西这片热土,追寻红色历史的点滴足迹,追寻那伟大不屈的精神力量。

  无私支援,铸就长征坚强后盾

  宁化县石碧村,当负重的战马和打着绑腿的士兵一同走进这个武夷山东麓的千年古村落时,新奇和疑虑同时在村民们心里积聚。

  “跟以往那些拿着枪的兵老爷相比,这是一支怎样的部队?”

  几天后,村民张国令发现了这支部队的与众不同:他们是穷人的军队,取消苛捐杂税,给穷人分田分地;他们军纪严明,从不乱拿村民的东西,会用银元向村民买柴火,借村民的土灶煮饭还付钱。

  1930年6月,红四军在石碧村的短暂驻扎改变了张国令的一生。他本是村里的猎户,孔武有力。部队离开前,他成为红军中的一员,还特意带上了自己打猎用的鸟铳。“听部队首长的话,好好打仗,为穷人争口气。”母亲嘱咐他。

  张国令再没有回来,4年之后,他牺牲在长征途中的湘江边。

  闽西苏区,像这样的从军故事再普通不过,背后的信念简单而朴素:跟着红军走,穷人有出路。

  在长汀县,红军被服厂的工人们听说红军要转移,带着缝纫机就上了路。“移动工厂”随红军经历枪林弹雨,工人们常在露天地里干活。这样的场景让朱德同志多年难忘,后被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记录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红军到长汀以后,工人的工资比红军来之前增加了3到4倍。从这一点上来说,工人们把红军看成自己的贴心人,是发自内心地跟着红军走。”长汀县党史专家张鸿祥分析。

  发自内心的情感点滴汇聚,铸就红军长征的强大后盾。长征前夕,闽西苏区倾其所有,保障军需:

  筹粮——1934年6月,在粮食供给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各县群众采取借谷、开展节约运动等办法千方百计收集粮食,以响应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的要求。至9月初,福建长汀县完成30954担,兆征县完成20504担,汀东县完成16259担,上杭县完成5241担,新泉县完成3010担,全部超额完成计划,为红军长征供应了十数万担军粮。

  筹物——仅在1934年6月15日至22日的8天中,就收集了铜3200斤、锡410斤、铁1500多斤,还有子弹壳180多斤。长汀县的赤男区一次就向红军部队送去了1700多双草鞋。长汀红军斗笠厂1934年8月的产量超过了20万顶;中央被服厂长汀第三分厂的工人们,1934年5月后天天加班生产军用被服。

  筹款——长汀县在1934年5、6月间共筹款7000余元,兆征县7月一个月筹款1.7万余元……

  生死相依,鲜血中挺立红色丰碑

  毛毯,油布包,铜脸盆……长汀县博物馆,一组珍贵的国家级文物,勾连起一段悲怆往事。

  文物的主人叫唐义贞,1929年与陆定一同志结为伉俪,长征前分娩在即,行动不便,留在了苏区。

  她忍痛将3岁的女儿托付给中央苏区卫生材料厂的同事,在转移至长汀后产下一子,又不得不与儿子诀别。身边仅留的一条毛毯、一个铜脸盆和一个油布包,全都赠与收养儿子的那对夫妇,并用中文和俄文写下湖北武昌老家的地址。

  “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即来联系。如果我没有来,就说明我已不在人世了,但也要告诉孩子,我是为革命而死的。”

  25岁的母亲最终为革命而死。被捕时,她把身上一份党的机密文件揉成团,强咽下去。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闽西红土地上,有“风展红旗如画”的豪迈,更有无数烈士鲜血浸染的殷红。

  “保卫苏区有责任,禾口淮土比参军。禾口扩红一千个,淮土一千多两人……”1934年4月,福建省和闽赣省掀起了扩红热潮。到6月底,福建省参军人数达7160多名,闽赣省达1300多名。

  9月,根据中央最新指示,征兵动员工作马不停蹄。至长征前夕的9月26日,宁化县又有200多人参加红军,长汀县再次超额完成计划,送到补充团的新战士多达1292人。闽西青壮年几乎全部上了前线。

  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来。长汀县濯田镇,烈士的名单刻满了纪念馆整整一面墙。镇里同志在一旁介绍:在册烈士917名,几乎都在长征途中牺牲。

  参加长征的近3万福建子弟兵,到达陕北时仅剩下2000余人。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古田会议旧址动情地说:“长征出发时,闽西子弟积极踊跃参加红军,红军队伍中有两万多闽西儿女。担任中央红军总后卫的红34师,6000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一战几乎全师牺牲。”

  长汀县中复村红军后代钟鸣,家中6位烈士,其中3位倒在湘江边。每年,他都要跟村里的乡亲们一起赶往湘江战役纪念地,那里的石碑上,镌刻着他们家人的名字。“更多的烈士最终没有留下姓名,他们同样不应该被忘记。”钟鸣说。

  在中复村,钟根基是活着回来的极少数幸存者之一。长征前,钟根基等17位同村青年一同走向战场,临行前跪地起誓:谁活着回来,谁就要为各自父母尽孝!上世纪50年代,老红军回村,余生30多年,都在默默践诺。临终前,他嘱咐家人:“我死后,请让我把军功章全部带走,它们是我的兄弟们用生命换来的,我要把这些军功章还给他们。”

  矢志不渝,让红色基因世代相传

  长汀人钟宜龙是烈士后代,刚出生不久,他的父母就被反动民团杀害。此后,钟宜龙被抱养至松毛岭脚下的一户人家。6岁那年,他在后方见识过那场战斗的惨烈——山头一场大火,草丛燃尽,参与医疗救治的养母,常跟其他大人抬回一名名伤员,那一幕带来的震撼至今难忘。

  钟宜龙噙着泪,与当地村民们遍寻山头,将一块块散落的遗骸捡回,集中安葬。墓碑高约2米,由于无从知晓英烈的名字,村民们只简单刻上了两个字——红军。

  钟宜龙常常看着这两个字发呆、流泪。他们为红色信仰献身,死后连名字都未曾留下。钟宜龙决心做一名“打捞者”,打捞尘封历史,为英烈“正名”。

  工作极其艰难。有的政府没有登记入档,有的烈士家庭全部遇难。他只得四处走访幸存的老红军战士,足迹覆盖了长汀县,又覆盖了周边县市。

  每找到一个名字,他都会买上香烛,来到墓碑前,用一种简单的“仪式”告慰英烈的在天之灵。平日里,他也会上那儿转转,清除杂草,擦拭墓碑。从风华正茂到风烛残年,风雨无阻。九旬老人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但尽其所能不让那段光荣的历史堙没。

  闽西红土地上,越来越多的纪念碑和纪念馆挺立,它们标注着这片土地的红色基因,代表着那些不能忘却的记忆。

  长汀县南山镇长窠头村,退休后的钟宜龙拿出毕生积蓄,腾出祖屋,自费筹起红色展馆。展馆内,是他后半辈子苦心收集的红色历史。门口,一副对联赫然入目:“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

  “那个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时代过去了,但我们不能忘却。守护他们,就是守住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守住一个国家和民族血液里那股荡气回肠的信念。”钟宜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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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日报 》( 2019年06月21日 11 版)

(责编:白宇、岳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