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四川雅安石棉县城11公里处，有一狭长的谷地，大渡河与松林河穿过崇山峻岭汇聚此处，咆哮着奔泻而下。此地河道陡峻，险滩密布，水流湍急，却因为曾是大渡河上为数不多的渡口之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清光绪年间，这里山洪暴发，街市尽毁，于是重建之后取“山地久安，河流顺轨”之意，改名“安顺场”。然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渡口，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却从不平静，一前一后来到这里的两支部队命运截然不同。

　　“大渡河流急且长，梯山万众亦仓皇。”当时光倒回到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由滇入川抵达紫打地（今安顺场）时，面对湍急的水势一筹莫展，4万多人马被困于河边进退维谷长达一个多月，不久陷于清军数十万之众的重重包围，最终无力回天，全军覆没。

　　历史的步履有时惊人的相似，却踩出了完全不同的足印。

　　时隔72年之后，1935年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也抵达了安顺场，准备由此渡江。蒋介石方面认定“共军插翅也难飞”，喊出“要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英雄末路之地，没能困住红军。红军在此完成强渡大渡河的壮举，并继续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长征。

　　（一）

　　在记者寻访安顺场的途中，偶遇了一位同样来此缅怀先烈的老人——细问才知，他叫孙东宁，正是当年强渡大渡河中红一方面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的儿子。1990年孙继先在济南病逝后，孙东宁按其遗愿，将父亲的骨灰撒入大渡河，永远与这片山河化为一体。

　　孙东宁对他父亲的回忆，串起了眼前滚滚奔流的大渡河与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的时间联系。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四渡赤水，重占遵义，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并在坚持正确的民族政策而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后，向大渡河畔挺进。但这时红军的处境依然异常险恶：蒋介石飞临成都亲自督战，数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在后面追击，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等又调遣部队扼守各主要渡口，凭险而据。

　　当年红军通过彝族地区并强行军140里路后，孙继先的一营在安顺场前一个镇子接到任务：消灭安顺场守敌，找到船只，抢渡天险大渡河，打出一条路来。

　　在后来于河畔修建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里，记者找到了当年安顺场渡口上一只渡船的复制品。原来，大渡河上水流太急，又多险滩暗礁，只能靠当地特有的一种长约8米、须配备十多名船工、一次只能载十几人的翘首木船摆渡。

　　孙继先曾在回忆文章中讲述：敌人显然没有想到红军会来得这样神速，安顺场上的战斗经过20多分钟就基本解决了。可让人揪心的是，红军在这里没发现渡船的踪影——后来据俘虏交代，当时所有民船都被拢到对岸去了。

　　“正在此时，忽然听到东南方向响起一阵枪声，不一会儿，二连一个战士跑来报告：‘营长，找到一条船！’”孙继先的文章中写道，原来战士们沿河搜索时，恰好发现了仅有的一条渡船……

　　（二）

　　81岁的宋元勋老人陪同记者走访当年大渡河边的战斗遗迹。宋元勋出生那年，红军来到了安顺场，他从小就听老人们讲那段故事，岳父杨文有就是当年为红军强渡大渡河摆渡的77名船工之一。

　　“敌人在对岸修筑了工事，俯视整个河面，必须先拿下才能夺取渡口。但是只有一条渡船，还要搭载船工，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渡过去，只能挑出十几个战士先抢渡。”宋元勋说，当时要挑选战士的话刚说出去，各连就你争我抢了起来，“明知执行这个任务有多么大的危险，可是对于谁上‘第一船’都互不相让。”

　　孙继先亲自挑选了17位勇士，组成突击队，由二连连长熊尚林带领，每人背一支短枪，一支花机关枪，带一把大刀，几个手榴弹，乘着渡船冲进了敌人严密把守着的大渡河。

　　当时战斗的一幕，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指挥战斗的团长杨得志记录于《大渡河畔英雄多》一文：“船工们一桨连一桨地拼命划着，渡船随着汹涌的波浪颠簸前进，船四周满是子弹打起的浪花。几乎岸上所有的人注意力都集中在渡船上。突然，一发炮弹猛地落在船边，掀起一个巨浪，渡船剧烈地晃荡起来。”

　　但勇士们还是拼命靠上了对岸，并沿着台阶向敌人的工事发起进攻。宋元勋指着一个复原的炮楼告诉记者，当时敌人一营有几百人，除了红军在河的这岸架设轻重机枪对其火力压制之外，当时还有“神炮手”赵章成将仅有的几发炮弹全部命中敌人要害。

　　枪林弹雨中，勇士们杀得敌人的“双枪兵”溃不成军，终于攻占了对岸，强渡大渡河的壮举从此写进历史光辉的一页。纪念馆讲解员在一块巨大的战场沙盘前，演示了后来的战情：红军控制渡口后，又缴获了两条渡船，并加紧抢渡，前后共渡过8000余人。

　　（三）

　　今天，在大渡河畔矗立着一座安顺场八一希望小学，强渡大渡河的故事以学生们组成“十七勇士中队”的方式被纪念着。记者来到学校时看到墙上悬挂着一幅标语：“我们是红军的血脉，我们是革命的后代”。多年以来，这所学校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多次援建和灾后恢复重建继续传递着红军的精神。

　　记者循着历史的足迹一路北上来到塞北张家口，这里驻扎着其中一支当年渡河的种子部队，今天的65集团军某机步旅。

　　步入军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方巨石上刻着的三个大字——“红一师”。在其旅史馆内，大量的展品讲述着这支部队由其前身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一步步走来的光荣历程，“强渡大渡河”“狼牙山五壮士”等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都在这里。“大渡河精神首先是敢打头阵，奋勇争先。”该旅政委刘海成对记者说，这股精神今天依然激励着全旅官兵。

　　在众多的红军故事里，当年强渡大渡河的第一只船上还曾发生过这样一幕：当时第一船的渡河突击队马上要出发，突然一个小战士跑出来哭嚷着“我要去，我一定要去”。他的求战情绪感染了指挥员，最后批准了他上船，他也成为后来强渡大渡河的勇士之一。

　　就在记者在战士们中间采访时，发现了这一脉相承的精神依然闪耀的例证。1990年出生的刘刚，2009年底从清华大学中断大三学业参军入伍。有一年某地发生山林火灾，连队奉命前去救火。准备登车之际，指导员怎么数都多了一个人，原来是刘刚悄悄加入队伍。“有了急难险重任务，连队怎么能落下我呢？”在刘刚一再要求之下，指导员最终答应了。采访中，战士们告诉记者，这样的人才有红军部队特有的兵味。

　　“红军将士用自己的鲜血诠释了什么是信仰、什么是忠诚。今天，我们接过前辈手中的枪，更要传好红军心中的魂。”在旅史馆的留言簿上，记者看到官兵们留下的这样一段话。

　　最好的传承是行动。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中，打头的“狼牙山五壮士”英模部队方队就由该旅参与组建，每一位参阅官兵都把严谨细致的作风发挥到极致：摆头方向精确到度、行进步幅精确到厘米，计算步速精确到秒……

　　从北到南，大渡河精神生生不息。当年奋勇登上“第一船”的二连，在长征途中被誉为“大渡河连”，历经革命战争岁月血与火的洗礼，如今这个光荣的名字被带到香江之畔，在和平年代成为驻港部队中一面鲜亮的旗帜，并被中央军委命名为“香港驻军模范红二连”。

　　冲出安顺场，突破大渡河，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道路，而当年那支红军留下的种子部队还在续写着新的辉煌……

　　《 人民日报 》（ 2016年10月14日 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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