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出发地里的追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本报记者  陆培法

2016年09月03日07:09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红色渡口
  谢金俊摄

  毛泽东故居

  馆内重现了当年架设浮桥的场景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

  谢林贵说,这是我伯父背的发电机

  学生在参观《万里长征新画卷》

  长征,从这里出发

  于都为县,位于赣南;贡江(在于都境内称于都河)澹澹,穿城而过。

  今年4月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里,第一次看到各界人士冒雨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前献花,虽然当时碑前地面还在整修,但自己还是感动万分。

  站在于都河畔,生与死、聚与散,历史的场景扑面而来。我仿佛听见红军将士们由远而近的铿锵脚步……当时,也许谁也没有想到,渡过这条河,一去就是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路;也许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路,将要面对那么多艰难险阻、那么多生离死别!

  为了弘扬长征精神、缅怀先辈伟绩,2009年,于都县委、县政府投资近千万元对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园进行改造扩建,兴建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

  8月,记者再次来到于都,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里追思无数革命先辈们的动人事迹。

  于都河会刻骨铭心记住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会议部署“铁桶计划”,确定以瑞金为最终目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半径150公里的包围圈,一举歼灭中央红军。

  蒋介石打下如意算盘,但其军事计划却被与会的一位老同盟会员泄露给部下项与年,后者是中共地下党员。

  项与年连夜用特种药水把情报写在学生词典上,火速赶往瑞金。但靠近红都的沿途已经布满国民党的哨卡、铁丝网、碉堡。情急之下,项与年用石头敲碎自己的4颗牙,打扮得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把情报藏在污秽不堪的讨米袋里,终于混过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10月7日,打扮成叫花子的项与年到达瑞金沙洲坝,这份改变红军命运的绝密情报交到党中央手里。

  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傍晚,中央苏区、中央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和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余人,分别从于都梓山乡的山峰坝,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的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等8个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征程。

  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介绍,当时于都河上没有桥,而河面最宽的地方达600米,水深1至3米,流速也非常快,成为红军长征跨越的第一道天险,只有3处渡口适合趟水过河。为了保证大部队安全、快速渡河,当时红军决定临时征调民船作为桥墩,然后在上面铺设木板,在5个渡口搭建浮桥。

  有位渔工想出一个好办法,让每个民船船头上挂一个马灯,夜里就能排成一列,过河效率大大提高。这个渡河细节,许多老人至今还记得。

  长征出发时,国民党的军队已逼近于都。空中,不时飞过国民党的飞机。为躲避敌机侦察,军民们每天下午架桥,次日凌晨拆除,不留任何痕迹。5个渡口的浮桥反复拆搭有15次之多。

  架桥过程中,听说红军缺木料,沿岸的许多百姓义无反顾地把自家的床铺、门板和瓜棚拆卸下来,送到架桥现场。“有位姓曾的大爷,甚至把百年归老的棺木也捐出来了。”每当讲起这段历史,张小平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那时的于都县城,真是‘夜不闭户’啊!”

  曾大爷的故事流传了下来,而曾大爷和他的后人已无从找寻。

  “于都河畔送红军,长忆军民鱼水情。”当时于都百姓倾其所有,他们出动了上万劳力和800多条船只。

  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记者看到了搭浮桥用的门板,还有被单、草鞋、箩筐、藤篮、锅碗、渔船……这些风华岁月中无数英烈用过的遗物,一样样都饱含着感人肺腑的革命故事,一件件都带着令人动容的红色记忆。走近这些文物,仿佛走进那段历史,走进那段往事……

  30万人保守一个天大的秘密

  于都河畔,人山人海。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少伫立在各个渡口,为红军送行。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的杨得志后来回忆道:“深夜,秋风吹动着残枝败叶,吹动着一泻千里的于都河,吹动着身着单衣的指战员们。寒气很重了,我们回首眺望对岸举着灯笼、火把为红军送行的群众,心里不禁有股暖融融的感觉。”赶到于都河边为红军送行的群众中,除了满脸稚气、不懂事的小孩子跑来跑去,大人们的脸上都挂着愁容,有的还在暗暗地流泪。老表们拉着红军战士的手,重复着一句极简单的话:“盼着你们早回来,盼着你们早回来呀!”

  在于都县城濂溪路北门1号,矗立着一座老建筑——赣南省苏维埃政府驻地、长征前夕毛泽东同志旧居。于都县委宣传部的同志告诉我,从于都出发之前集结时,毛泽东就住在这里。旧居里居然只陈列少量照片,但从这些珍贵照片依然可以解读出“长征从于都出发”的密码。

  从1934年10月7日起,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先后下达命令,要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陆续移交防务,秘密、隐蔽撤离战场,与中央第一野战纵队(又称“红星”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又称“红章”纵队)一起到于都集结。

  10月中旬,中革军委颁布命令,将中央党政军机关编成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10日傍晚,第一野战纵队分别从瑞金梅坑、田心圩、九堡和会昌的石门圩出发,向于都境内开进;第二野战纵队从瑞金九堡、云石山出发,向于都境内开进。13日,两个纵队先后到达于都的岭背、禾溪埠、古田一带集结休整。

  8万多红军主力在一个县城内外集结、休整了长达10天时间,然后安全顺利地跨过“长征第一渡”。30万于都人民实行赤色戒严,严密封锁消息,并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使国民党的探子成了一无所获的“聋子”“瞎子”。国民党谍报部门对此一无所知,蒋介石连一点音讯都没有得到,以至1个月后才发现红军转移了。

  82年前,30万于都人民共同保守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被今天的党史研究者赞为奇迹。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很难想象30万人可以守住一个共同的秘密。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撤离中央苏区后,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人奉命组成苏区中央分局。1935年2月下旬,中央苏区全部丧失。面对强敌的重重包围,留下来的红军化整为零,分成九路从于都禾丰地区突围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围追堵截和疯狂屠杀。瞿秋白、何叔衡、贺昌、李才莲、毛泽覃、古柏、刘伯坚、梁柏台、周以栗、杨英、李天柱……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在突围中英勇牺牲,有的下落不明……

  红军走后,于都百姓还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安置留在于都的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解除了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红军和苏区人民、于都人民是一体的,可以说是钢板一块!

  船橹和发电机的故事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内展览的物品,每一件背后都有着激励人心、催人泪下的故事。

  这里有一双至今保存完好的绣球草鞋,那是红军谢志坚的未婚妻为他编的,谢志坚不舍得穿,胜利后拿着草鞋回乡却发现未婚妻当年已被杀害。

  这里有一口带着枪眼的大铁锅,那是长征期间红军的行军锅,经历过枪林弹雨。

  1934年10月17日,李声仁也加入到支援红军的行列中。“当时,他(李声仁)正在于都河鲤鱼潭渡口捕鱼。这时,几名红军官兵在岸上高喊,让他把船撑到岸边。原来,当晚有大部队要过河,想请渔民帮忙。”李明荣说,“父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还立刻动员其他船老板帮忙。”

  不久,李声仁就召集了20多条渔船会合。大船每次坐10人,小船5人,一趟又一趟渡过600米宽的于都河。茫茫夜色中,竹篙、船橹划开水面,将几百名红军送上长征路。10月18日晚,在另一处渡口,又是一个整夜,李声仁他们再次重复了前一夜的行动。

  分别时,红军给帮助他们的船队留下20块大洋、一些大米,还有感谢:“谢谢你们!我们还会回来的,不会忘记你们渔民兄弟!”

  两天后,红军主力全部离开了于都,李声仁也离开了。为了躲避国民党报复,他们一家在外飘泊15年,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回到家乡。

  如今,当年李声仁用过的船橹和船上用的马灯,摆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和当地群众自发捐献的文物一起,静听不远处于都河的水声。

  纪念馆里还记载了一位老红军谢宝金的故事,他曾背着68公斤的发电机,跟着队伍走完长征全程,将这部重要的机器送到延安。

  谢宝金的侄子谢林贵向记者介绍,他的伯父人高马大,很有力气。参加红军后,被选到中革军委情报部技术股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和战友一起管理军委发报用的发电机。

  红军转移前夕,一位首长对谢宝金说:“这些设备是中革军委的‘耳朵’和‘眼睛’,你要确保万无一失。”谢宝金记住了这句话,把发电机当做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起来,爬雪山,过雪地,经过千难万险将它背到了延安,完成了任务。

  战争胜利后,谢宝金回到于都,从事废品收购工作。1976年,谢林贵带着伯父谢宝金去北京看病,参观博物馆时看到一台机器,当时78岁的伯父浑身颤抖,蹲下去不断摸着机器,流着眼泪。“我以为伯父是身体不舒服,讲解员过来说这是文物不能摸,我伯父激动地大哭,说:小姑娘,你知道这个机器是做什么用的吗?当年是我把它一路背到延安的。”解说员听到这件事,立马搬了一把椅子让伯父坐下,“伯父说看到发电机,战友牺牲的一幕幕全浮现在眼前,他忍不住大哭。”他一直告诫后代要努力读书,“现在家里的小孩都是大学毕业,伯父应该很欣慰。” 谢林贵说。

  于都人民真好

  别了,于都河!别了,曾经用鲜血捍卫过的红土地!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将军,后来这样写道:“这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场面。”

  “红旗猎猎,战马嘶鸣,整齐的队伍站在河对面的草坪上,源源不断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汇拢来。他们扶老携幼,来到于都河畔。乡亲们有的把煮熟的鸡蛋塞到我们手里,有的把一把把炒熟的豆子放到我们的口袋里。有的拉住我们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有的止不住‘呜呜’地哭起来。”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队伍出发了,红军将士一队一队地向于都河畔进发,“马声、担子声、刺刀摩擦声、步伐声、歌声,互相错杂着。”

  于都河边,男女老幼手捧草鞋、食物、银钱,向他们的亲人道别。

  送别的人群中,就有丁张发。他和母亲拿着早已备好的5双草鞋、一大包番薯干,早早地从离于都河不远的贡江镇古田村来到河边,试图在红军队伍里找到久别的父亲。一队又一队的红军过去了,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没有见到那久别的身影。最后,他的母亲把草鞋和番薯干送给了5名红军战士。事后,丁张发才知道,他的父亲早已在红军长征前就牺牲在兴国。

  每次讲解这段历史,纪念园讲解员肖婷婷都要提及这样一些故事:为了帮助红军渡河,沿岸百姓拿出家里的门板、木料,甚至有老人把自己的寿材都送到红军手上;为了给红军供应充足的口粮,当地群众四五个人守着一个土垄(当地用于给稻谷去壳的设备),日夜不停地加工粮食,保持“人停垄不停”……当时周恩来曾动情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据研究者统计,仅在红军长征出发前的1934年5月至8月,于都人就献出粮食79390石。“在当时,这相当于于都全县30万人3年的口粮。”张小平说。

  长征前,于都人积极响应党中央“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踊跃参军参战。1.6万多名于都儿女参加了长征,为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提供了人员保障。

  据统计,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于都参加红军人数达67709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1/4强,其中有姓名可考的烈士多达1.63万人。

  当地苏维埃政府还组织近万名民工随军出征,为长征出发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他们,多数牺牲在长征途中。

  依依惜别,于都人相信,亲人还会归来。但战争的残酷超乎想象,跨过于都河的于都子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只剩277人。

  高大的纪念碑正对着的,就是长征源小学。周末,学校“红娃乐队”的学生正在训练,几十人身穿红军服、头戴八角帽,情绪饱满地吹奏《十送红军》。时而高亢、激越,时而凄婉、忧伤的曲调,将我们带回82年前红军渡河长征的悲壮场景。

  听曲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潸然泪下。

(责编:曹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