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读书券”

　　文/刘明清

　　记得是在2011年11月份，我曾经针对某著名民营实体书店倒闭一事接受北京一位媒体记者朋友的访问，谈到过“读书券”的想法，后来他整理成一篇访谈录发了一整版。紧接着，便有广东媒体跟进报道此事。近年来，我也看到有个别地方政府在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时，尝试用读书券、阅读券的办法来奖励、调动民众阅读积极性。当然近些年来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些网站、商家将读书券作为了一种商业促销手段来应用。坦白讲，这些做法，其实是和我设想的读书券初衷有着很大区别的。因此，在四年之后的今天，我很愿意将读书券的事情再说一说，以期对我们思考如何将国家的全民阅读活动进一步引入新境界有所裨益。

　　我的“读书券”想法来源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关于‘教育券’的理想。弗氏教育券理论主张，政府可以把原来直接投入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按照学生平均单位成本折算以后，以面额固定的有价证券（即教育券）的形式直接发放给家庭或学生，学生凭教育券自由选择政府所认可的学校（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就读，不再受学区的限制，教育券也可以冲抵全部或部分学费，学校凭收到的教育券到政府部门兑换教育经费，用于支付办学经费。我们可以看到，在弗氏教育券理论中，家长与学生的选择权是最基本的核心。因为有了教育券，家长们就可以自主地为子女选择学校，无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也不论是哪个城市、哪个地区。与此同时，公立学校之间则必然展开竞争，而且还要同私立学校竞争。竞争的结果当然是最有利于学生，即广大受教育者的。弗里德曼的教育券理论自上世纪50年代提出以后，事实上在美国一些州已经陆续成为了现实政策。

　　就我们中国今天所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而言，本质上无非也是要在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公民）物质生活需求的基础上，来进一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这也正印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历史逻辑。但是，我们一方面看到，中央及各级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文化产业、文化消费的巨大市场潜力，也出台了各种政策措施，加大了投资力度，支持鼓励文化产业大繁荣大发展，并把公共文化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内需的重要手段；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政府花钱投入的积极性十分高涨，但基本都是政府主导、政府包办，真正的文化消费者——广大人民群众的自主选择权其实是明显不够的。就以我们出版行业所熟悉的“农家书屋”为例，在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中，毫无疑问取得了巨大成绩，与此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反思一下，采购的图书是否真是农民朋友需要和喜欢的书？农家家屋建成后，是否方便农民朋友阅读看书（有没有长年关门的情况）？还有政府在农家书屋资金使用过程中，第三方监督是否健全？等等。归结起来，核心的关键点就是，农民即文化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问题。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汲取弗里德曼的教育券理论营养，来思考一下如何更好提升自己在公共文化领域投入方面的问题？显然，具体到“读书券”的构想上，似乎并不是一个坏主意或可能是一项有价值的公共政策思路。假如我们在条件成熟时将政府在公共阅读方面（包括全民阅读、农家书屋、实体书店扶持等等诸多项目工程）的财政投入，能够细化到目标人均标准时，以“读书券”（阅读券）形式发放到人民群众（公民）手中，由公民依据自己需要自主选择买什么书，看什么书，到那里去买书，则必定是最有效率的；对于出版者、发行者和书店而言，他们最终比拼的将仅是内容、服务和质量了。

　　关于“读书券”，我2011年11月2日，曾经发过这样一段微博：倡议施行“读书券”制度。设想一下，如果政府将“农家书屋”购书权利，直接以“读书券”的形式下发给农民朋友，这个券只能购书，那么他们一定买自己喜欢的书、需要的书看，并用自己的“货币选票”对全国的出版机构投票。那么各出版机构也不必整天想着向有权机关“公关”，而是专心出好农民喜欢的书了。

　　近四年后的今天，我还是想再发出同样的倡议。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央编辑出版社总编辑）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