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国体制与时俱进

　　11月1日，北京，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开幕晚宴，参会嘉宾在欣赏中国传统节目表演。 本报记者 赵迪/摄

　　郑永年 本报记者 赵迪/摄

　　11月1日，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的现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第一时间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谈及他对于 “十三五”规划、反腐和政治改革的看法，并对未来5年中国布局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建议。

　　“破7”不必担心

　　《中国青年报》：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2015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上年同期增长6.9%。这是2009年以来GDP增速首次跌破7%。中国经济GDP增速“破7”多大程度上值得担忧？中国的经济增长需维持在什么水平，才能支撑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郑永年：“破7”不必担心。中国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确实巨大，但并不是说不可克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很大。当然如何将潜力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这个问题需要研究。

　　经济增长率多一个百分点或少一个百分点，关系并不那么大。因为虽然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是经济增量的绝对数依然庞大。其次，随着中国从强调“GDP主义”到强调有质量的发展的转变，衡量经济增长也应该从“质量经济”的层面来确定一些指标。比如要关注经济增长是从何而来，如果经济增长的来源从以前的投资、消费、外贸，更多地转变为了内需、医疗、教育、环保、公共住房等社会投资领域，那就是好现象。如果只看经济增长数据，那么又会重回“GDP主义”的旧模式。

　　如果未来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6.5%～7%的稳定增长，那么中国的小康社会实现就有保证。

　　《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国企改革应如何进行？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在何种程度上可为中国所借鉴？

　　郑永年：第一，中国不要把国企意识形态化，不能用意识形态来解决企业问题，不要把企业和国家和党的命运连在一起，一个企业倒了，国家不会倒，党不会倒。现在一些人的观念里过分意识形态化，这样很难改革。就像李光耀说的一样，企业就是企业，不赚钱的话，那就是要倒闭的。

　　第二，国有企业要走市场化的路线。以前走华尔街的路线不行，比如国企老总工资那么高。走民粹主义路线，是另一个极端。还是要走市场路线，否则如何激励？

　　第三，国企改革不能抽象地谈做强做大。

　　现在，一些“国企”的标签贴得太强了，事实上，国企就是企业。企业就是要挣钱的。不能说冠上国有就不挣钱了，那这还是企业吗？“国有”、“民营”还是“外资”，只是所有权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大空间，但现在这方面的改革，思想还不够解放，很多东西还没有想清楚。

　　新加坡的市场化是可以学的，淡马锡很多就是主权基金。因为新加坡毕竟比较小，不需要很多产业。但中国很大，还是需要发展自己的产业。

　　实现社会公平不应忽视年轻人

　　《中国青年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是一个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的过程。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问题？要实现社会公平，中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首先要认识到，任何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肯定会经历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的过程。没有人会喜欢社会不公平，但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个阶段都是必经的。

　　对于实现社会公平的路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模式。比如，北欧的“救济”模式，也就是直接给穷人发放补贴，但中国目前的发展程度承担不起这种模式。新加坡的模式是政府帮助穷人参与培训、找工作，而不是直接分配补贴。我们应该挑一个比较合适的模式，或者几种模式结合起来。

　　我的观点是，最重要的是“一次分配”。因为“一次分配”是结构性的，“一次分配”提供就业，才有可能使人富裕。如果仅靠国家“二次分配”发放补贴，穷人还是穷人。

　　其次要意识到，任何社会，不管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会存在一部分生活在最底层的穷人。对于这一部分弱势人群，应该进行救济，提供公屋或者廉租房等。

　　还有一个群体在实现社会公平中往往被忽视，就是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他们是有能力工作的，他们未来有潜力发展成为中产阶级。对他们来说，困难是暂时的。国家应该给予支持。

　　“未来改革最关键的是什么”

　　《中国青年报》：中国未来改革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最终的问题，还是在于政治体制。我曾经提出，中国的改革要分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政治改革。

　　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出了差错，是可以“拉回来”的，比如股票市场，不管有关部门所使用的方法你喜不喜欢，但局面也算是可以“拉回来”。但政治改革，“放出去”就有可能“拉不回来了”。就像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改革以及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都是前车之鉴。

　　“这次反腐非常漂亮”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中国目前开展的这一轮反腐行动达到预期目标了吗？

　　郑永年：政治改革还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反腐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块，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这次反腐败，跟以前的反腐败运动不一样。这一轮反腐败的关键是治理“政治寡头”。比如“周永康案”、“令计划案”，腐败网络都是从中央延伸到了地方、涉及好几个部委。这是典型的“政治寡头”，如果政治寡头不整治，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会受到威胁。中国未来一定要走向民主化，但绝对不是“寡头民主”。就清理政治寡头来说，这次反腐非常漂亮。

　　《中国青年报》：中国离建立机制化反腐还有多远？

　　郑永年：有人说，反腐运动就只是运动而已，这是错误的理解。事实上，反腐的“治标”与“治本”不能割裂来看。在目前开展的一些反腐运动中，一些反腐的机制建设已经蕴含其中。

　　比如，现在的反腐机制已经建立了“下管一级”的制度。在此前，省纪委在省委省政府“同级反腐”的机制中，很难想象同级的机关会“左手反右手”。

　　再如，反腐的权力如今已有效集中。以前，中国体制内的反腐败机构太多，比如党内、政府系统、人大系统、政协系统，甚至每个高校都设有纪委，反腐权力的分散，造成各方互相推卸责任，反而给腐败创造机会。因此，反腐败权力一定要集中。以清廉著称的新加坡有反腐权力集中的反贪局、香港有廉政公署，就是例子。

　　另外，去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设立巡回法庭、设立跨区域法院、领导干预司法终身责任追究制、任用法官走专业主义路线等举措，这些都是制度建设。当然，这些制度还需要一步步落实到位。

　　民主是“一个国家一个模式”

　　《中国青年报》：您提出，对中国来说，问题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民主以及如何实现民主。您怎么看待中国有别于西方的民主化模式？

　　郑永年：中国的老百姓已经有民主意识了，这种民主意识，不管你喜欢或者不喜欢，都是事实，因此应当满足老百姓政治参与的愿望。

　　关于民主模式的问题，我认为，民主是“一个国家一个模式”。中国文明是世俗文化，不同于排他性的宗教文化，中国文明是开放性的、包容的文明。

　　比如，在经济领域，一方面，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但中国的经济也不会是完全无政府管制的经济；政治体制也是一样，它可以容纳西方很多民主的要素，但是不会变成西方式的民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成功的地方在于，走自己的道路，哪怕是摸着石头过河，也是走自己的路。

　　当然，中国的民主不会最终发展成像西方模式一样的民主，也不会维持以前这种传统的政体。中国的体制是与时俱进的体制。

　　让西方读懂中国，是中国的责任

　　《中国青年报》：您这次来参加的会议名字是“读懂中国”，您觉得目前国际上对于中国主要在哪几个层面“读不懂”或者“误读”？为什么会“读不懂”或“误读”？中国应该如何对世界解释这些方面？

　　郑永年：如何让西方读懂中国，这要两方面看。首先，西方确实要试图读懂中国；但另一方面，怎么让西方来读懂中国，还是中国的责任。提供一种社会科学理论，这是中国自己要做的。

　　近代以来，西方一直占据着话语权的主导地位。但是西方话语能不能解释中国，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认为，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解释不了中国。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实践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中国实践之上的。假如西方是橘子，中国是苹果，虽然都是水果，但你用解释橘子的理论来解释苹果，我觉得还是有差异的。

　　西方确实对中国很多方面都存在误解。比如人权，中国和西方理解不同。西方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更强调政治权利，中国说发展权比政治权更重要。西方国家也是这么走过来的，还不是先吃饱饭了以后才争取政治权利的。

　　本报北京11月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