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 屹：从体制机制创新上寻找突破口

　　体制机制上的诸多不畅，阻碍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道路；偏向于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财政上的分灶吃饭等现实，也让三地相互封闭大于相互开放。为此，要进一步完善三地之间的执行协调机制；清理限制性政策，建立一揽子合作协议；积极探讨建立法律法规、政府交流合作等层面的保障机制；快速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市场化程度

　　京津冀三地实现协同发展，本质上是打破藩篱、形成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而三地多年来的区隔和竞争，割裂了其内在经济联系，导致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从这个角度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所确定的三地发展定位，是从资源配置角度、整合协调三地发展需求的总体规划安排。

　　从现实需求看，北京需要控制规模、疏解功能；河北需要政策扶持、淘汰落后产能；天津需要做强先进制造业基地、做大金融改革创新、发挥港口枢纽辐射带动作用。这与协同发展的总要求并不矛盾，只是，体制机制上仍然存在的诸多不畅阻碍了协同发展的道路；偏向于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财政上的分灶吃饭等现实，也让三地相互封闭大于相互开放。

　　因此，应该围绕《纲要》落实，从体制机制创新上寻找突破口。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三地之间的执行协调机制。目前，在中央牵头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之下，不妨延伸形成网罗三地主要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按照三地行政体制“中央+省、直辖市+地级市+区、县”的四级架构，执行层面应当勾连或影响到区、县一级，形成自上而下的决策影响力。

　　其次，要清理限制性政策，建立一揽子合作协议。尽快梳理现有政策体系，对与目标冲突、不协调的政策法规，尤其是一些限制性政策和排他性政策，进行研究、调整或清理，努力构建与协同发展目标吻合的政策法规体系。同时，三地也应共同制定若干重要领域的一揽子合作协议，拆除藩篱、打通市场，继续大力推进一系列“一体化”。比如，打破市场间行政区隔，统一政府审批和市场监管；围绕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资源合作开发与利用、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服务等，研究建立区域利益共享与利益分配、成本共担和成本补偿机制；改革财税体制，建立统一的税收分成机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创新投融资体制，建立金融一体化支持，共同发起建立京津冀发展基金；创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推进区域内社会政策一体化。

　　再次，要积极探讨建立法律法规、政府交流合作等层面的保障机制。建立区域内在规划、财政、发展、公共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确保三地协同发展有法可依、竞争冲突可协调；建立三地政府间的交流与互通机制；创新区域内官员考核制度，围绕协同发展的需要，落实过剩产能淘汰、生态环保、社会管理创新等与协同创新目标相一致的考核指标。

　　最后，要快速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市场化程度。三地政府和相关部门仍习惯于依赖行政手段推动经济发展，市场主体也习惯于向政府要政策、要项目、要资金。计划体制的惯性还集中体现在行政审批项目多、权力集中，削弱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最活跃的民营经济没有足够的力量打破行政区划的空间限制、进行跨行政区域的行业集聚和整合，从而影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因此，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市场配置资源能力必须同时进行、相辅相成。

　　（作者丛 屹 系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原文刊载于经济日报10月12日第九版）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