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飞 《生活与命运》媲美《战争与和平》

俄语文学专家 刘文飞

　　理想国供图

　　俄国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的小说《生活与命运》，近期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再版。该书以前苏联卫国战争为背景，展现了斯大林时期的社会全景，被誉为“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近日在北京举行的新书沙龙中，俄语文学专家刘文飞认为，与托尔斯泰弘扬俄罗斯民族精神的颂歌不同，这是一部抒情的悲剧史诗，已故翻译家力冈先生恰当地把原作的悲剧性和抒情性呈现出来。

　　著作带有审视和反思

　　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创作于1960年，但是直到1989年才被解禁出版，此时作者已因癌症去世20多年。一年后，中文版便由力冈、严永兴和郑海凌等译者分别翻译出版。近几年来，该书再度引起关注，并常常被拿来跟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进行比较，梁文道把它称作做读书节目以来最想推荐给读者的一本书。在2013年的上海电视节，由该作改编的12集同名电视剧获得了最佳编剧奖。

　　“《战争与和平》在战争史和文化史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有一部作品可以跟它并列，我想没有更好的广告词了。”在刘文飞看来，文学史的地位需要时间去检验，但两者确实有很多可比之处。从名字上看都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史诗特质，两部小说也都是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全景式地展现一场战争，从前线战事到后方生活，出场人物多达数百个。

　　不过，《生活与命运》并非另一部《战争与和平》，两者的太多相近不应把其中的不同屏蔽掉。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时30多岁，正值青壮年，而格罗斯曼写这部作品时已经60多岁，下笔时的心境是不同的。刘文飞认为，两部作品的调性有很大不同，托尔斯泰写的是已有定论的正面史诗，是弘扬俄罗斯民族精神的颂歌，“格罗斯曼写的是比较近的历史，必然要对刚刚过去的现实带有反思和审视”。

　　一部抒情的悲剧史诗

　　小说围绕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历，通过家族成员各自的遭际串起上百位出场人物，以及一系列交叉延伸的历史事件。历史的创痛、现实的积弊、极权与战争双重压迫下人性的艰难处境，都以深刻的细节展现出来。格罗斯曼是世界上用文字记录犹太灭绝营惨况的第一人，书中对战争真情实况、纳粹灭绝营、前苏联古拉格的描写，今天看来依旧震撼人心。

　　刘文飞觉得，《生活和命运》是一部抒情的悲剧史诗，最打动他的是作品的整体基调，“我们既能感觉到它的悲剧性，也能感觉到它的抒情性和史诗形式。比如在第125页：‘大地是辽阔的，大地上的森林看上去也是无边无际的。其实既能看到森林的头，又能看到森林的尾，可大地是无穷无尽的。像大地一样辽阔、一样长久的，是痛苦。’这些是诗人的句子。”

　　深刻性、思想性同样是史诗的特质。书中，格罗斯曼是这样描写斯大林时期的：“在这个时期暴露出来的人类天性最惊人的特点就是顺从。有时候，前往行刑的地方要排很长的队，等待被杀的人就自动排队。有时候，等待受刑要从早晨等到深夜，在长长的炎热的一天中，已经知道这件事的母亲会提前带着水和面包为儿子准备着。”

　　而在纳粹灭绝营中，也有顺从的犹太人为纳粹服务，格罗斯曼的刻画同样直抵人心。比如一位犹太女医生原本可以依靠职业，为德军服务而苟存，当她看到一块进毒气室的一个小男孩，就觉得必须有人陪着这个孩子一块死。当毒气慢慢渗出来的时候，她自言自语地说：“我做妈妈了。”这是她第一次感觉到了母爱。刘文飞认为，从中能看出这本书的主题——关于良心和道德的拷问。

　　力冈写的序言很动情

　　广西师大理想国今年再版这部小说，选择了已故翻译家力冈的译本，并首度刊发了完整的《译者序》。力冈原名王桂荣，出生于1926年，这位大学教师经历了“反右”和“文革”后，重回安徽师大的讲台。他在生命最后20年里拼命译书，一共完成20多部、近700万字的俄罗斯文学名著，除了《生活与命运》，还包括《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日瓦戈医生》等。

　　刘文飞大学时代的导师正是力冈。他透露，这位老师个性十足，上课时直接把《文学选读课》给弄成了《文学翻译课》，“他把已经有的几个译本摆在那儿，把自己的译本也拿过来，最初的译名叫《风雨人生》。他就让我们看看哪个地方错了，其实那些译者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家，他不仅让我们挑错误，还把这些错误告诉那些译者”。

　　力冈曾经告诉学生们，他最喜欢两种风格的作品，一种是带有悲剧感，另一种是带有抒情性，他最钟爱的两部译作《生活与命运》《静静的顿河》符合这两种类型。刘文飞说：“译者和作家一样，比较适应某一种风格。译者不可能是多面手，译得好的有某些特定的对象，译者能遇到这样的书实际上是一件幸事。他有过被打成右派的经历，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反革命，再译这本书时跟一般人的感觉不一样。”

　　刘文飞透露，他看到老师写的《译者序》时很感动，“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刘文飞说：“这位老师觉得自己就是干翻译的，从来不会轻易写文章。他最后是忍不住了，一定要写这句话。”此外，由严永兴、郑海凌联合翻译，中信出版社再版的版本预计于11月上市，书名为《生存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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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俄罗斯总出大部头

　　今年，除了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将有两个新版上市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还再版了蓝英年翻译的《日瓦戈医生》，这同样是一部巨作。俄罗斯文学为何经常能出现大部头著作？是不是跟天气太冷有关，作家躲在屋子里一写就写长了？

　　刘文飞觉得，这并非毫无道理，现在有一种学术叫文学地理学，“俄罗斯有个哲学家曾经说过寒带的人更善于思考，而热带、赤道附近没出过思想家。他还说生活在森林的民族是神秘的、童话般的，平原的民族就像蒙古长调一样。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不过，刘文飞并不认同史诗巨作是俄罗斯人的专属。

　　刘文飞说：“在史诗体的把握上和作品的构建上，俄罗斯人有过人之处。当然，这跟他们的文学传统有关。还有一个现象，在俄国作家认为自己也是社会领袖、思想家、哲学家。他们在小说中要解决的不光是愉悦人的问题，也不光是塑造审美形象的问题，而是要把对社会的认识、教人怎么生活都写到书中。如果文学作品变成这样一个容器和载体，只有一部大型的作品才有可能承载。”

　　■作者简介

　　瓦西里·格罗斯曼，苏俄记者、作家。1905年生于乌克兰别尔基切夫，上世纪30年代投身写作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红星报》战地记者随军四年，是揭露纳粹德国死亡集中营真相的第一人。

　　战后发表小说《人民是不朽的》《为了正义的事业》等。1960年完成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1964年格罗斯曼因癌症病逝。上世纪80年代初，《生活与命运》在欧美各国相继问世，1988年在前苏联出版。

　　京华时报记者 田超

(来源: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