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击法西斯而浴血奋战

　　奥古斯丁·汉格威

　　二战中，非洲人为抗击法西斯做出了巨大贡献。一百多万非洲士兵参与此次战争，虽有一些志愿者，但大多被强行征召。他们不仅活跃于非洲战场，还曾被派往中东、欧洲和远东作战。然而，因种族主义和无知认识论作怪，英法两国至今不肯承认非洲人在二战中做出的其他贡献。事实上，二战史也大多以欧洲为中心，试图忽略其他国家（尤其是非洲）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的作用。

　　近期举办的诺曼底登陆日纪念活动和其间发布的多本抗战老兵（尤其是幸存者）回忆录讲述了战争的残酷和将士们的无畏。这些活动和回忆录涉及或谈及轴心国和同盟国的著名英雄，甚至包括曾与两边交火的法国、俄罗斯和意大利士兵。唯独忽略了曾在同一战场上战斗或牺牲、活跃在前线作战或者在囚徒集中营丧生的英勇的非洲士兵。他们的英勇和奉献非但没有得到欣赏和感激，反而就这样被忽视了。对于这些庆祝活动的举办者和回忆录的出版者而言，这不仅是一种遗憾，也是极大的耻辱。

　　二战中，这些非洲军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先是维希法国，后来是自由法国，更多数量的塞内加尔步枪加入战斗。1940年，非洲军队在法国陆军中大约占据9% 的份额。战争期间，法国共征集20余万名非洲黑人，约2.5万人战死，另外的一些人还曾被德国劳改营拘留，数以千计的非洲黑人战俘（POW）1940年被德军杀害；还有一些人最终逃脱死刑，其中就包括后来的塞内加尔总统莱奥波德·桑戈尔（Leopold Senghor）。

　　事实上，2006年9月3日，英国《卫报》（The Guardian）便报道了二战中曾为英国浴血奋战的非洲老兵如今却生活窘迫的丑闻；2013年，肯尼亚报纸《标准数字新闻》报道称，那些曾为英国浴血奋战的非洲士兵如今已被遗忘，生活艰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非洲人在非洲和英法军队中受到了种族歧视。主仆模式是非洲殖民时期英法种族主义的模板，其中欧洲人是主人而非洲人则是奴仆，在英法军队中也是如此。这使得对非洲人的种族歧视在家中和战争中都成了惯例。英法殖民立场是明确的——由于种族的劣等性，非洲人没有能力自治，于是，为这块“黑暗大陆”带去文明、启迪（基督教）和秩序，便成了“白人的负担”。种族主义也由此成了英法在非洲的殖民统治的组织原则。英国和法国在其假定的依据之上建立了非洲殖民地，其依据是：非洲的种族是劣等种族，他们被描述为像野人一样（儿童一样），因而英法有权组织和统治非洲人。因此，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在非洲践行新纳粹和法西斯政策，却还宣称在欧洲和亚洲反对法西斯主义。这种虚伪只能在种族主义和无知认识论的范畴理解。那些反抗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非洲士兵也因其种族而被使用、虐待、丢弃和遗忘。这是老式的种族主义。还有一些西方霸权问题是，荷兰人权研究院及最近成立的跨文化人权中心，同非洲和中国学者合作，寻求通过受体方式解决和重新平衡人权。

　　实际上，如果非洲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人权及世界和平的突出贡献继续被遗忘的话，是可悲的。因此，历史责任落在了非洲学者的身上，他们需要将非洲人对人类历史的进步所做的这些重要贡献更加果断摆到学术界和全球性论坛。非洲学者们必须大胆地、毫无歉意且毫不妥协地将非洲对世界和平和人权的贡献置于整个全球人类的历史轨迹之中。非洲在全球事务和历史中的边缘化时代已然结束。非洲学者需要果断地让世界其他地区认清这一点。

　　（作者为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荷兰人权研究院研究员）

　　人人都有发展的权利

　　巴道尔吉·扎木斯楞

　　人类社会的本质是多变的。随着世界的发展，新的人权问题和方法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国际社会已经确定了“发展权”的基本特征，包括：对自然资源的完全主权；自决；大众参与发展；机会均等；为其他国家创造良好的条件，以更好地享受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人权与发展权有很多共同点。一方面发展的基础是人权和自由，但另一方面，它是保护和实现人权的基本基石。从人权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权利，享受发展的成果。以人为本应该放在每个国家发展政策的核心位置，例如全球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正是基于人权的发展目标。

　　蒙古国会在2008通过了国家的综合发展政策的基础上，以进一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包括9个目标，24个具体项目和67个指标。蒙古是少数几个国家在文件中明确指出民主治理和人权的。

　　目前，蒙古颁布了关于千年发展目标实施的五份报告，显示了为应对蒙古所面临的所有挑战和实践所提出的若干建议和实施。蒙古采取的许多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内保护人权、自由和正义。

　　回顾过去25年，不难发现，蒙古作为一个国家，在民主转型、法治、启蒙和赋予其人权和自由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然而，蒙古在民主和人权的道路上取得成就和良策经验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挑战和障碍。

　　有时，蒙古采取了不契合的政策，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贿赂、腐败、官僚主义等问题。这一切对于享受发展权的成果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在过去10年的采矿热潮中，从原材料中获得的收入大幅增加。不幸的是，由于缺乏透明度和政治执行力，导致了对于这部分收入的滥用和不公平分配。因此，借此来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贫困率和贫富差距是不可能的。影响贫困的主要因素有：医疗保健和其他基础服务有限，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不足，就业机会缺乏，区域发展差异加大，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不符合等。

　　在原材料价格高的时代，蒙古经济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这并没有改善贫困、边缘化群体或消除发展障碍。特别是儿童和青年更加容易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疲软所带来的冲击。匮乏的教育水平以及不公平的劳动报酬，使得年轻人到国外去生活和学习，这反过来又导致了这些人更容易受到侵害。

　　蒙古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要保持生态环境与矿业经济快速增长的平衡关系。恶劣的环境不利于城乡人口增加，矿业企业的不当行为导致牧民的游牧生活方式受到破坏并迫使他们搬到其他的国家或城市。

　　今天，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市有65%的人生活在城市地区的边缘，这里的饮用水、卫生设施、电力供应和其他必要的基础设施都被限制。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没有固定的就业。在冬天的时候，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首都产生严重的空气污染情况。这也增加了孕妇和儿童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增长率。

　　尽管我们有上述的挑战和问题，蒙古坚持和平的对外政策，维护和平与安全，实现共同发展。每一次战争、武装冲突、公共秩序都是破坏性的，并危及社会发展、人权和自由。因此，为了保护人权，维护和平，每个人都必须以和平的方式开展活动。

　　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了保护人权对于自由、地区和国际和平的重要性。维护经济增长，维护和平，创造和阐述人权的政策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

　　（作者为蒙古国家人权委员会首席专员）

　　中国对二战胜利贡献巨大

　　史蒂芬尼·格里马尔蒂

　　日军所发动的、主要针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于1945年8月15日宣告结束，比德国于同年5月8日在柏林的投降晚大约3 个半月的时间。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这次战火硝烟下所导致的总计6500万的受害者：从分布上看他们大致一半来自亚洲、一半来自欧洲。

　　另外需要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从整体上看，这场战争所导致的受害者中，平民的数量比军人的要多。从这点上看它显得与先前的战争不太一样，因为以往的战争往往集中于前线，后方的平民有时候还是可以幸免于难的。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蹂躏下，总共有3000万的平民沦为了受害者。单在中国就有1400万到2000万的普通百姓不幸遇难，还有600万的中国军人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中既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

　　令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在法国甚或在欧洲人们对发生在亚洲的战事都不怎么了解：该主题既很少在教学内容中出现，也很少有相关的评论。有鉴于此，就需要对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之间的相似点专门地进行一番比较说明。只有通过这样的对比研究，才有可能对那个时代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八年抗战”的开始。其实如果把1931年9月视为起点的话，用“十四年抗战”似乎更合适。欧洲人习惯于将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而事实上中国和西班牙两个国家在此之前就已经被卷入了战争的烽火之中。

　　以一个种族优于另一个种族的教条为借口，日本兵于1937年在南京对中国百姓实施了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和德军在东欧犯下的血腥屠杀如出一辙。

　　最后要说的是日本司令官冈村宁次所实施的“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政策。这无疑让我们联想到德国的四支流动屠杀分队在俄国前线所进行的有组织的种族灭绝行动。

　　斯大林在1941年以前一直对中国提供援助，其目的在于抵制日本侵略西伯利亚的扩张野心。然而从1941年开始，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局面，斯大林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根据条约，苏联切断了对中国的军事和后勤援助。接下来的是美国对中国提供了援助，不过援助的对象是国民党，而其用心正是要孤立毛泽东所领导的部队。

　　实际上，很可能正是因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做的巨大努力，才让日本侵略势力止步于欧洲战事之外。毫无疑问，中国对日本的牵制为斯大林战胜希特勒作出了贡献。

　　苏联直到在雅尔塔会议上对美国作出了承诺之后，才于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而仅在七天之后，日本就宣布了投降。促使日本投降的原因就是美国那两颗恐怖的原子弹，它们不仅给日本这个国家带来了持久的创伤，同时也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耻辱，同时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二战的硝烟刚刚落定，另一场“战争”又接踵而至。对于我们欧洲人而言，后面这场“战争”结束的标志是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我所指的当然是将两个世界、两种政治观点对立起来的“冷战”，它在朝鲜半岛、越南和非洲导致了其它的冲突。

　　中国及昔日的敌人都承受了战争的残酷和伤痛；而我们的国家、欧洲民众也有着同样的经历。正是因为人类的疯狂，因为这种潜伏于我们人类身上的黑暗面，才让你们伟大的国家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残暴的侵略战争。

　　无论如何，你们伟大的国家以坚强的姿态走出了战争：在经历了外敌入侵时的团结一致以及内战时期的分裂之后，最终迎来了1949年的大转折。

　　希望全人类以及中国人民都能牢记这段历史。

　　（作者为法国冈城纪念馆馆长）

　　人权不是选择而是基本要求

　　穆罕默德·卡瑞姆

　　2015年5月31日，埃及全国委员会正式通过了第十个年度报告。我们的报告特别指出，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威胁埃及人权的头号因素。在过去几年中，700名警察、军官及士兵因此而牺牲，550多名群众失去了生命。人民和平、宁静地生活的权利受到严重的侵犯。我们正在面临恐怖分子决心摧毁整个国家的威胁，他们企图通过攻击电厂、法庭、外国机构、埃及基督徒公民的家、博物馆和文化中心迫使国家陷入瘫痪。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国际媒体煽动仇恨和党派之争。所有这些挑战迫使埃及人民寻求安全与和平，捍卫他们的生存权。埃及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他们的国家和军队周围。

　　人权价值应当成为和平的催化剂，而不应为了实现基本的人权价值而侵犯基本权利。我们拿和平集会权来举个例子。任何有关这项权利的法律，都应当以依据世界各地所执行的法律组织这项权利为宗旨，不应该以侵犯工作的权利、制造混乱或者允许渗透者向建筑物和民众投掷燃烧弹为代价，而组织这项和平的示威权。对自由的表达要以和平的方式有组织地进行，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第二个问题是以利用人权干涉内政为托辞进行批评和诽谤。我们定期会收到来自一些西方人权国际组织、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有关我们国家人权状况的报告。这些报告并不是与我们携手并肩努力，而是通过从带有偏见的样本和部门提取的数据中获取政治结论，来攻击我们国家所做的一切。而原因总是为达成为某一政治目的所服务的具体结论。在政治学中，我们将其称作通过建立虚假前提或猜想而导致的虚假的归纳或演绎结论。

　　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社会和经济权的重要性。全世界的人们都已受到国际商品动荡不定和食品价格居高不下的影响。无论油价高涨或下跌，能源价格都在严重影响贫困地区的人们。人口过剩，对灌溉水的需求，增加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农田用地的需求，对医疗和药品的需求，以及对正确教育的需求，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通过教育提高公众意识，促进政治参与，进一步建立能够产生健康民主的充满活力的政治机构。因此，认为发展权是反对个人权利的集体权这一说法是错误的。而贬低支持包括民权和政治权利在内的任何其他权利的发展权也是不正确的。工业化国家及富人有义务让穷人、无产者有更好的机会去享有全面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改善全人类的福利，完善利益分配。

　　发展权受到歧视、外敌入侵、侵略和战争威胁这三方面因素的阻碍。在这一方面，通过国际合作帮助国家项目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权利，确保人民享有资源、教育、健康、食品、住房、就业和合理分配收入的权利，这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妇女在这个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联合国大会第41/128号有关发展权的文件的第八条对这一点做了明确规定。各国必须协力消除所有阻碍发展进程的障碍，在平等、合作与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秩序。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我们非洲大陆存在着数字鸿沟，只有少数国家可以享有信息技术，而大多数国家都无法使用这项技术。

　　因此，我们应当提醒我们第一世界的合作伙伴在这一方面所担负的特殊责任，因为这些严重的问题会发展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量移民涌入欧洲的现象就是一个例证。

　　另一个依然难以捉摸的问题是人类的和平权。国际社会尚未充分承认体现在以下方面的和平权：包括预防暴力、偏狭、不公正、高额军备竞赛费用、发展核武器实现全面彻底裁军，以及对和平文化的迫切需要。

　　最后，《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中庄严载入的基本权利应当得到尊重和实施。人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基本要求。

　　（作者为埃及人权事务大使、国家人权委员会前秘书长）

　　人权法庭的判决必须执行

　　胡安·西门内斯·马约尔

　　美洲国家组织（OEA）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区域性多边组织，其成员国由美国的35个独立国家组成。从北美的加拿大、美国到南美洲的阿根廷、智利，其跨度也包括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美洲国家组织（OEA）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区域性多边组织。

　　《美洲国家组织宪章》于1948年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签署，它对于确保美洲大陆的和平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而和平正是美洲国家的核心任务。这部宪法的第二章专门指出，稳固美洲的和平是该组织的主要任务，并应密切关注美洲大陆的安全局势。这部宪法同时指出，该组织的任务之一是确保成员国国家之间出现的争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并在遭到侵犯的情况下组织起一致的应对行动。这部法律文件中的许多组成部分都力求达到针对常规武器的一个有效限制，以谋求用于成员国人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资源量达到最大化。

　　泛美体系是以一系列原则为支撑的，如：成员国间法律的一致性，自决权及不干涉原则，禁止设定或实施强制性的政治或经济措施来强加他国的主权意志并以此获得任何好处，再如对民主的保护和改善以及对人权的尊重。这确保了泛美司法体系轮廓清晰，并保证了美洲大陆的和平局面。

　　我们并不否认在美洲国家间有过战争，但应该指出的是，美洲的问题更多的集中在国家内部的安全问题上，而不是关于边界和领土扩张问题的国际性冲突。我们的问题更多地集中在我们的政府怎么样，人民是怎么被有预谋的折磨的，权力是如何腐败的，人权是如何被践踏的，政变是如何发生的以及独裁统治是如何出现的。

　　一个客观的数据是，我们是这个世界上使用和平方式解决冲突次数最多的大陆。事实上，海牙国际法庭过去已经并且现在还经常被叫做美洲国家国际法庭，因为我们在这个法庭提交的案件数上处于领先：从2001年至今，已提交13起案件。

　　在美洲和平局面的建设过程中还应重点强调的是，泛美司法系统还构思了一个原则和标准所构成的结构，以谋求设立一个关于政府应如何处理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最低标准。自1948年起，我们开始执行《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同时也开始执行一整套重要的泛美法律文件，其中就包括《美洲人权公约》。这些法律文件规范了人权，也设立了一套监督、控制机制。该机制通过两个重要机构运转：一是“泛美人权委员会”，另一个是“泛美人权法庭”。该法庭是针对人权问题所设立的，管辖25个拉美国家。

　　需要强调的是，在这种国际司法模式中，这个人权法庭所做出的判决是有约束力的，所涉及国家必须执行。这个机制意味着任何一个违反人权法的人，在没有做出补救措施的情况下，需出席泛美人权委员会，由它对其行为进行裁决。如果该委员会裁决其行为是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可将其案件呈送至人权法庭。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对策来保卫人民不受源自国家非正义的侵犯。

　　正如刚刚所提到的，美洲国家组织是西半球主要的政府级别的政治、司法机构，它的重要性以及它在维护区域和平，推动区域内各类价值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无需置疑。尽管有着复杂的历史，甚至在今天还被许多人批评，在处理美洲所面临的现有人权和民主问题上没有太多效力，但是美洲国家组织对于改善民主条件及美洲人民生活条件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祝贺自己，因为国际权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因为带给美洲国家的不是武力，而是公平和正义。

　　（作者为秘鲁前总理、秘鲁常驻美洲国家组织代表）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对话

　　斯特凡诺·韦尔诺莱

　　1978 至1982 年间，中国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其中七项基本法律确立了法律体系和经济体制的基础，包括民事诉讼法，重组法院和检察院，规定律师的作用等。

　　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显然是一个转折点：第71 至75 条保障了守法公民的财产权，第94 至98 条保护了公民的知识产权、专利权和商标权，第99 至105 条规定了公民的个人权利，还禁止“包办婚姻”这一中国封建社会通行的做法，并做出加强保护妇女、儿童、老人、病人及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规定。

　　2004 年中国宪法修正案巩固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国家尊重并保护人权”等法律规定。

　　中国签署了27 项国际人权公约，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包括：《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儿童权利公约》，中国签署但尚未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包含了290 条法律规定，于2013 年1 月1日开始施行。

　　这项法律的特点之一在于其刑事诉讼程序，法官必须在与上级领导协商后才能在程序最后阶段进行审判；另一个问题则与被告承担诉讼费用有关。

　　为同联合国公约规定的人权基本原则保持一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近通过了5 项保护被告和被拘留者特殊权利的修正。这些基本原则包括：（1）刑讯逼供得到的证词无效；（2）警方无权迫使嫌疑人作对自己不利的证言；（3）对被告人实施的讯问和审判的全部过程都应被录像或录音；（4）建立强制各种目击证人参与审判的机制；（5）引入保护目击证人的措施。

　　中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是中国政府实施宪法保障措施，尊重人权原则并实现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最重要的举措。这些措施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向联合国做出的承诺，与其它国家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展开对话、合作和贸易的决心。

　　中国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基本医疗体系，保护公民的健康权。

　　与此同时，中国还采取措施防控地方性疾病，并在西藏、海南和新疆地区，消除了90% 的因碘缺乏而产生的各种疾病，在这些地方，对药物使用也采取了更有效的防范与控制。

　　中国政府还倡导在环境、能源和文化等领域采取实质性措施，首要的就是采用新信息技术。

　　从公共机构的角度来看，应当强调的是，国家尊重并保障各党派（包括非共产主义者）、各代表团体及少数民族和文化代表的权利，允许他们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中国极度关注社会最脆弱或弱势的群体：妇女、儿童、残疾人——为他们创造一个能够发挥其作用的社会。

　　同样，中国军队为和平与世界稳定所作出的贡献也得到了认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放的救援物资已达到10.25亿元人民币，向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派遣了11 支专业救援队帮助当地人民并消除传染病。

　　中国的人道主义努力主要体现在其与联合国在印度尼西亚（2003年）和海地（2010 年）合作展开的23 次维和行动中，中国共2.3万名维和士兵对维和行动提供了大力支持，他们还被派往刚果、利比里亚、黎巴嫩、南苏丹和达尔富尔。这些维和行动中的大多数部队精锐、运输工人和医疗专家都来源于中国。

　　中国军队还参与了亚丁湾和索马里打击海盗的军事任务，在北约打击利比亚期间，帮助他国转移当地的平民工作人员（2011年）。中国承担了最大份额的联合国预算经费。

　　中国在互相尊重的原则上，为本国和国际人权的保护与发展积极拓展方法和机遇。

　　在此方面，中国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和社交网络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将中国的意图传达到世界各地。 

　　（作者为意大利《亚欧杂志》主编）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