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亟待扫除体制机制障碍

　　中办、国办7日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要按照中央的精神和总体部署，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为目标，以推动科技创新为核心，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主攻方向，选择1个跨省级行政区域（京津冀）、4个省级行政区域（上海、广东、安徽、四川）和3个省级行政区域的核心区（武汉、西安、沈阳）开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的先行先试，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和科技领域改革，统筹推进科技、管理、品牌、组织、商业模式创新，探索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方案”的出台，意味着中国的创新驱动战略正式进入攻坚克难最后阶段。对于当下传统增长动力渐行渐远的中国而言，能否通过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形成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极为关键。“方案”特别提出，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是破解创新驱动发展瓶颈制约的关键，把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作为双重任务，构建推进全面创新改革的长效机制，在市场公平竞争、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金融创新、人才培养和激励、开放创新、科技管理体制等方面取得一批重大改革突破。这种通过系统和整体的思路，把解决体制机制的障碍作为突破的关键点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和本质，也破除了多年以来我们在创新问题上只注重技术突破，而忽视体制机制变革的重大误区。

　　长期以来，在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中，很多人认为只有技术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自人类进入诺奖得主库茨涅茨所言的“现代经济增长”以来，很多人都在研究工业革命为什么爆发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就技术而论，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与古代科技非常先进的中国根本不可相提并论，这个以“李约瑟之谜”而著称的疑问其实早已经被各方面的学者进行了立体式的解读。道格拉斯·诺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将西方的崛起归结于制度。认为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崛起，就在于它发展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确立了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按照这个逻辑，英国之所以爆发工业革命，就有了制度的必然性。诺斯的解读，也得到了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的印证。在希克斯看来，英国工业革命本质上不是技术革命，而是金融革命。因为工业革命时期那些技术其实早已经出现，而只是在有了股份公司、现代证券制度和专利保护制度之后，技术才成了最重要的生产力。（下转第三版）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