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无法抹去

　　还记得20年前，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中宣部邀请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作家汇聚一堂，共337人，我所在的川渝地区有22人。20年后，当我重新翻开那张印着名单、已经泛黄的报纸，给久违的老朋友打电话时，才发现只有3位还在人世。百岁老人马识途身体尚好，我也还行，写过《泥土的梦》的杜谷老人，却已经躺在床上了。

　　想来，即便是在全面抗战之初出生的人，现在也将近耄耋之年，真让人感慨。战争的亲历者在无可挽回地渐渐逝去，战争的记忆却是无法抹去的。直到现在，我想起经历过的日机大轰炸、偷渡敌人封锁线、潼关遭炮击、穿过赤地千里的中原灾区等，依然觉得历历在目。

　　1944年，我进入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战争局势无疑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有一次，复旦请来当时的进步作家姚雪垠做演讲，姚雪垠讲了自己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并且透露了前线的一些消息，引来听众热烈提问。也正是因为对抗日的关注，毕业后，我作为新闻工作者，报道过日本战犯审判事件、追访过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等，在这一过程中思索战争及其历史影响。

　　著名作家、战地记者萧乾给我们上课时曾说过：新闻每每写作出来是有生命的，时间长了，生命就消失了。因此，要注意加点“防腐剂”。随着时间推移，抗战历史渐渐远去，写小说的想法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给真实的历史加上独特的防腐剂，让抗战的故事更有生命力，传播得更久远，不正是小说有别于新闻的功用吗？

　　南京大屠杀之后，上海《字林西报》登出文章，曾预言这些凄惨的事实注定“要成为若干世纪的读物”。事实的确如此，以日军侵略南京为主题的书写，这几十年来就没有停止过。亲历战争的作家阿垅，在当时就以纪实性的笔触描写了日军侵略暴行下南京一片生灵涂炭的惨景，向歌颂战争的日本“笔部队”进行讨伐。而今年，作家何建明又推出了《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为什么要一再讲述那已过去了的漫长而严峻的战争年代？要我说，害怕战争并不能避免战争，写战争是为了和平。伴随抗战的进步性与正义性而来的那些英雄事迹，是值得讴歌的；在反侵略战争面前猥琐退缩的懦夫和败类，需要鞭挞。“战争是一面镜子”，应该指的就是人们在战争面前是与非、勇敢与怯懦的抉择与表现吧。事实已经表明：在侵略者面前，中华民族的儿女从来不是弱者。而这些正需要我们用抗战小说表现出来。

　　为了书写开滦煤矿工人节振国的抗日事迹，我曾在冰天雪地里跑遍冀东的8个县去搜集素材，甚至可以把赵各庄的矿井地图都画出来。小说《赤胆忠心——红色游击队长节振国》发表之后，引起很大反响，我继续深入唐山调研，完成了第二部《血染春秋》和第三部《英雄卫国》。在这次创作历程中，我深深地被节振国的个人魅力和民族气节所感动，他英勇无畏的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1976年，得知唐山大地震后，我第一时间赶赴唐山，在有节振国墓碑的烈士墓园，将他已经被震倒的墓碑扶起来，才算安心。

　　我认为抗战小说创作应该是站在当今、回顾过去、昭示未来的，没有这种气势，就很难有震撼人心的大作品。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以沦陷区的老百姓视角，表现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我每次读都有触动。通过写战争写人物，看一看我们的来路，从历史中得到借鉴，去重新思考中国的命运，重温希望、信念、理想、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这是我愿意贡献力量的地方。

　　如今我已经90多岁了，有些拿不动笔了，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睛看东西也非常模糊。但我还是常常回忆起那战火纷飞的日子，希望自己能像一个歇脚的过客，坦诚地讲讲我的人生旅途上最难忘的人和事，把回忆告诉更多的人。

　　（本报记者 任飞帆采访整理）

　　作者简介：王火，1924年生于上海，著有小说《战争和人》、“节振国系列”、《外国八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