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是孤岛

　　没有什么比听闻某人自杀更能刺激一个人反思了,尤其是当你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认识”死者。意大利作家切萨雷·帕韦泽认为:任何人都不乏自杀的理由。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和情感反应的人,面对社会的残酷、家庭的琐碎、命运的捉弄和肉体的脆弱,脑海里如果从未闪过“可以主动结束这一切”的念头,那大概也不太正常。但通常只是想想而已,真正付诸实施的毕竟是少数。正像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自杀的想法是一大安慰,你可以通过这种办法熬过不少难熬的夜晚。”

　　按照自然的设计,活着无需理由。受伤会疼,那是神经系统在警告我们；感染病菌会发烧,那是免疫系统在保护我们。生命的机体天生就要趋利避害,尽量地活下去。不过,动物界也有反例。比如动画片《黑猫警长》有一集叫“吃丈夫的螳螂”,讲的是螳螂先生在新婚之夜主动献身,让新娘吃掉,为的是对方有足够的储备养育下一代。有人因此联想到,爱情是自私的,也是无私的。这是给自然现象加上道德解释的典型例子。

　　螳螂先生的遭遇说明,自然并不太重视个体,基因踩着一条血路延续下去。尽管如此,普通人却难以站在那样的高度、以如此宏大的视角思考问题。我们的世界很小,真正能触动内心的东西也很少——社交媒体上那些夸张的表情符号或许只是为了掩盖没有表情。活着与其说是对意义的追求,不如说是难以改变的习惯。所以,当身边有人选择戏剧性地“退场”,那就像一直在播放的背景音乐突然有个音跑了调,让你一下子意识到这段音乐的存在,并且开始带着疑惑仔细倾听。

　　自杀的一大原因是绝望,而绝望常常被认为是精神疾病的结果,包括抑郁、双重情绪失调(也称躁郁症),精神分裂、边缘型人格等等。这方面,艺术创作是高危行业,多项研究已经正式确定精神病与创造力的关联。美国小说家埃德加·劳伦斯·多克托罗一语道破:“写作是社会认可的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形式。”所谓不破不立,创造本身就包含着破坏。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也说过,写小说意味着去往黑暗世界的旅行,不知道会遇见什么。他多年坚持长跑,或许就是为了保持身心强健,以战胜旅途上的妖怪。

　　艺术家有把自杀浪漫化的嫌疑。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以后,很多年轻男子开始模仿书里的主人公,不仅是穿黄裤子和蓝外套,甚至还像维特一样开枪自杀,这被称作“维特效应”。美国诗人、作家西尔维亚·普拉斯更是把自杀变成一种艺术。在她的小说《钟形罩》(The Bell Jar)里,自杀似乎是解决精神痛苦的勇敢方式。

　　自杀其实并不浪漫,有时候甚至可悲可怖到难以描述。这项行动需要周密的计划和科学的执行,但人的身体也比想象中强健。一个网站说,服毒的成功率为15%,服药的成功率为12%,而割腕的成功率仅有5%——结果通常不是流血至死,却是肌腱和神经受伤,导致手部残疾。

　　如果说有比自杀更悲惨的事情,那就是搞砸了的自杀。18世纪的法国杂文家、剧作家尚福尔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相貌英俊、谈吐机智,曾任路易十六的妹妹伊丽莎白的秘书,后来狂热地投身于法国大革命,担任雅各宾俱乐部的秘书,但因对新政不满而遭人告发入狱,出狱后不久再次面临入狱威胁,因而决定宁肯自由地死,不愿囚禁地生。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先朝头部开枪,但只是失去了鼻子和部分下巴；然后用裁纸刀抹脖子,却没能切中动脉；最后猛刺胸部,流了很多血,被管家发现,半年以后才死。

　　搞砸的自杀时有发生,以至于主张理性自决的英国人乔治·梅尔博士写了一本书《怎样有尊严地死》(How to Die With Dignity)。书中告诫,冲到疾驰的火车(地铁)、公共汽车或其他车辆前都极不明智,会产生无法预料的结果；从摆渡船或其他深海船只跳到海里对船上旅客和船员都极不方便；跳入电动轨道是一种缺乏自尊的行为,对目击者是极大的冒犯。美国诗人、作家多萝西·帕克则对各种自杀手段的缺陷进行了总结:剃刀太疼/河水太湿/酸留痕迹/药致痉挛/枪支违法/绳索会断/煤气难闻/还是活着简单。

　　在某些历史时期和某些文化,自杀是一种犯罪,企图自杀者会被判处死刑——面对人类的任性,法律有时显得滑稽。今天,自杀通常不会面临审判,但这仍然是一种有些自私的解决方式,因为它给至爱亲朋留下一笔“痛苦的遗产”。但是,一个看来正常的人突然坚决地结束生命,那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死者的问题随着死亡消失,却永远地留给生者。自杀者就像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它的沉没泛起涟漪。没有人是孤岛,有时候需要提醒才能想起这句话。（黑驹酒馆）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