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并肩”：上海“隔都”的凡人义举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王全文、乔卫）：七十多年前，二战战火蔓延全球，给许多国家和民族留下惨痛记忆。中国人不仅顽强抗战保卫自己的家园，还曾为同样饱受涂炭之苦的犹太民族建立了临时家园。那时的“上海隔都”，也就是犹太难民在上海聚居的“无国籍难民隔离区”，被称为犹太人最后的“诺亚方舟”。数以万计的犹太难民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在那段异常艰苦的岁月里，他们与坚韧而顽强的中国人，留下了肩并肩的回忆。

　　1944年，上海提篮桥，今天虹口区昆明路的一个普通的弄堂口，每天早晨七点总会准时出现一辆黄包车，中年车夫将一个六七岁的女孩接走，送她去上学。

　　女孩名叫薇拉，是一个居住在上海的犹太人家庭的小女儿。两年的时间，车接车送，风雨无阻，给女孩提供这个帮助的是一位普通的上海人周志基。70多年过去了，周志基的女儿周慧珍，忆起父亲为儿时伙伴薇拉做的这些事情，认为这一切非常自然。“薇拉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我们父亲就包了一部黄包车，每天接送薇拉上学放学，我父亲出的钱，而且也没有跟薇拉的父母讲过，父亲就是出自爱心要保护这个女孩。”

　　1937年8月13日，日军占领上海，国民党中央政府撤到南京，当时的上海租界地形成了三不管的局面。于是，上海就成了全世界唯一一个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进入的城市。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原因，近三万名犹太人为逃离纳粹的屠杀和迫害从欧洲逃到中国上海。薇拉的家就是许许多多流亡到上海的犹太家庭之一。

　　德国纳粹当然注意到了流亡到上海的犹太人，于是一项名为“梅辛格”的计划开始酝酿，内容是一次性屠杀所有在上海的犹太人。对此，侵略中国的日本人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建立了“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即所谓的“上海隔都”。

　　陈检是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检说，“隔都”二字源于英文的“ghetto”，翻译为“限制区”、“分离区”，隔离西起今天上海的公平路，东至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的区域。“当时，限定区里的犹太人都必须到日本军官那里去办理通行证，这样就给隔离区里的犹太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失去了自由，生活和工作都带来了不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限定居住区里面本来就有十万个当地居民，所以说当地居民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使得他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像薇拉这样的故事有很多。”

　　薇拉出生于1938年。在她8个月大的时候，一家人从维也纳逃亡至上海，住在提篮桥,一住就是近10年。

　　上海，一座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城市，面对蜂拥而至的犹太人，展现了自己的温暖和善良。面对同样的物资紧张，上海百姓让出房间安置犹太难民居住、帮助犹太难民找工作、帮着临时照顾犹太小孩、借给犹太难民生活用具、安排犹太儿童同中国孩子一起学习，比如霍山路小学就曾接收犹太难民儿童进校读书。

　　在虹口的公平路一带，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两条犹太人居住最密集的弄堂，一度被日本人在出口处焊上铁栅门，禁止出入达一年之久，被困在弄堂里的二千余人，最后大部分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是因为住在周围的上海市民，采用“空投”，也就是把面饼等食物扔过去的原始方法，救助了他们。

　　周惠珍的家并不富裕。但周惠珍说，父母亲省吃俭用，希望多节余下来一些钱能够帮助那些身在异乡、同样遭受欺凌和压迫的犹太人。“我们小时候上学的路要比薇拉远一倍，薇拉上学要走三条马路，我们要走五六条马路，我们家小孩这么多都在读书，我们从来不坐黄包车。 ”

　　面对侵略者的压迫，凡人义举更显得珍贵而有力。亲历过“上海隔都”岁月的犹太人回忆起这段时光，说得最多的是感谢和敬意。

　　舟山路59号是一栋哥特式建筑，美国前财政部长布鲁门萨，曾在此度过8年的青少年时光。他视中国为根，感恩上海在他们最困难时收留了他们全家，感谢中国人帮助了犹太人。至今仍会说些上海话的布鲁门萨说：“在上海，我开始学会了如果要生存必须依靠自己的道理。这对我在美国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可以把自己对中国的了解告诉美国。而当我会见中国领导人时，他们知道我了解中国，可以坦率地和我交谈，而且我也能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所以我才能为卡特总统提供关于中国的意见，这都基于我过去对中国的了解。我很喜欢中国人，也把上海视为第二故乡。”

　　前两年，布鲁门萨曾重返旧居，和中国朋友们分享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布鲁门萨找到了很多儿时的记忆。纪念馆的图片里，有他当年经常去的甜品店，还有熟悉的犹太老板娘。在“上海犹太人名单”墙上，他也找到了自己和父母的名字。他还回忆起，当时全家为生计发愁，16岁的他就去打工，送面包是他曾经的一份工作。

　　今年87岁的彼得·卫廷，是曾经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如今定居澳大利亚堪培拉。谈起上海往事，他说中国人带给自己温暖和力量。“中国人对我们非常友好。我做机修工时和我一起工作的中国工友，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一生的朋友。当地居民和我们这些犹太难民相处很和谐。他们完全没有反犹太的思想，这真是太好了，是他们救了我们的命。”

　　如今，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里，有整整一面墙，长34米，上面刻着在二战时期到上海的犹太难民的名字。馆长陈检说，这面墙不仅记录着那段历史，也向前来的参观人讲述当时的犹太人与上海并肩前行的故事。 “我们把这些被拯救人物的名字，把这个群体的名字，以一个巨大的纪念墙的形式来呈现，所有上面每一个名字都是当时被拯救的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纪念墙本身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样一个故事背后所隐含的巨大的意义、价值也是绝无仅有的。也反映了犹太人民在上海和上海人民一起抵御法西斯、共度难关的这段历史所具有的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我相信，我们都相信，记忆就是答案，而且是唯一的答案。”犹太难民纪念馆姓名墙的起点镌刻着这句话，来自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犹太作家埃利·维瑟尔。这句话将永远镌刻在每一个曾经经历战争苦难的人们的心中，并成为后来人寻找答案的线索。

(来源:国际在线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