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迅猛发展,从根本上打破了有关“农村人”的刻板印象。最近几年,农村和城市更是纷纷谋求新的转变。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看来,农村群体“非我”情绪的累积和爆发,对于社会建设是个巨大挑战。
“农村人没素质”背后是制度问题
中国青年报:现在,城乡交往更加频繁,然而城乡之间的误解和隔阂似乎并未减少,这是为什么呢?
卢晖临:改革开放确实松动了城乡壁垒,但城市人对农村人的刻板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第一,虽然交往的机会和频率增多了,但是城市人与农村人缺乏实质性的互动。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可能会接受打工人员的服务,但这都是非常浅层次的交往,无法促进互相之间的理解。不过我认为这相对容易改变。
根本性的原因其实是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农村人虽然能进城打工,却没办法变成城市人,因为现有的体制不允许他在城市长久定居和生活。在我们的印象中,进城农民工总是背着铺盖、大包小包地挤上公交车和地铁。面对这种情景,城市人可能就会用另类的眼光看待他们,觉得农村人没素质。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农村人的素质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制度没法让他们在工作地定居,这些人就没法拥有城市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青年报:“农村人要适应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这是否意味着城市人主导着话语体系?
卢晖临:城乡之间的文化差距,在这些年进一步扩大,乃至于农村逐渐丧失了在文化体系中的位置。遍观当今的电视节目、主流杂志,农村题材要么就不出现,要么就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在这种影响下,农村人也慢慢发现不了自己的价值,丧失了主体性,以追求城市价值观、城市生活方式为自己的人生目标。随着城乡分化的加剧,乡村在文化价值上的边缘化是越来越明显的。农村人话语权的丧失和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趋向有关系。
稳定、高素质劳动力才能保证我国走向创造时代
中国青年报:农村人丧失主体性会带来什么后果?
卢晖临:农民和农民工本来就是弱势群体,如果还被排斥和看不起,他们的主体性就会进一步丧失。今天许多农村人的目标是做“非我”。他们教育孩子说:“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像我一样。”这是一种明显的“自我否定”情绪。
一方面,这种情绪会慢慢累积、聚集;另一方面,他们的愿望在现实中又无法真正实现。二者相互作用就可能产生巨大的紧张。一些外来人口长期感受到排斥,但平时并不发作。然而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这种情绪可能就会聚拢、爆发出来,这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中国青年报:如何化解城乡隔阂及其社会张力?
卢晖临:第一,政府要改变单纯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观,将财政投入向农村倾斜。美丽乡村应当建立在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之上。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提高,可以使农村逐渐成为农村人愿意居留的家园,而不是纷纷逃离的弃地。
第二,对于已经进入城市打工,并希望成为市民的农村人来说,国家要采取措施使他们安居乐业,无论是住房、医疗还是教育,都应当给予他们平等的市民待遇。中国目前处于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改变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不利位置,但即便如此,仍然是有一定的空间去改善工人的处境。这取决于中国劳工的力量以及政府保护劳工权益的决心。
在现实条件下,我们必须认真处理农民工问题,赋予其紧迫的必要性。如果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中国想要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走出世界工厂、走向中国创造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和农村发展是同等重要的事情。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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