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鲁安借“出家”悄赴边区抗日

　　1919年5月，北京学界游街大会被拘留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爱国学生返校时摄影。

1947年董鲁安与夫人关竞在河北正定的华北联大宿舍前留影。

■人物小传

　　董鲁安（1896-1953），原名董璠，字鲁安，又名于力。满族，祖籍河北宛平，生于北京。青年时代参加过五四运动。1920年毕业留校任附属中学教员。1925年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地任教。北平沦陷后，掩护进步青年的抗日活动。1942年密赴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后发表《人鬼杂居的北平市》，引起轰动。

　　与老舍同窗 曾参加火烧赵家楼

　　董鲁安青年时代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与老舍是同学，两人相知甚深。董鲁安曾参加五四运动，亲自参与火烧赵家楼，后在天安门集会时被军警围住、囚禁在北京大学第三院一晚上。此后同学6人被捕，学校罢课，他与同学们每天都到街头演讲、编印和散发宣传品。

　　1920年董鲁安毕业后，留校任附属中学教员。在这里，董鲁安的爱国情怀和幽默诙谐影响了一大批学子。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张维（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就曾提及那一段学习时期的逸闻。钱学森曾说:“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有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我就是在那里度过了6年。我们班上，给同学们印象最深的是教语文的董鲁安老师。董老师实际上把这个课变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课。”

　　张维回忆说:“董先生给人们的印象是个乐观派、名士派，非常潇洒。一次董先生上课走了题。林津同学在下边悄悄地议论:‘又神聊啰！’董先生笑了笑，就回到课文正题。过了些天，讲课又走了题。董先生想起了林津的话，于是就问他:‘林津，我是不是又神聊啦？’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对这件事，同学们多年后再见面，还津津乐道。”

　　宁典当衣物 拒至日伪机关任职

　　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立大学先后南迁，许多爱国青年也纷纷奔向解放区，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燕京大学因是美国的基督教会募款所建，日伪当局一时尚有顾忌，所以仍留在北平继续开学。北平沦陷后不久，时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的董鲁安和妻子关竞乘坐有轨电车外出访友，突然上来一名日本军官，傲慢坐下后，双手将军刀杵在地上，眼光凶狠地看向同车的中国人。大部分乘客唯恐避之不及，只有董鲁安毫不示弱，投之以愤怒的目光。双方对视良久，日本军官最终不得已移开目光。

　　董鲁安爱惜和敬佩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掩护和帮助进步青年的抗日活动，还与燕京大学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建立了联系。当时他家住在未名湖南畔的佟府院内，常常让出家中的客厅，以“读书会”的名义，为地下党小组在那里开会提供便利。此外，他还不怕牵连，同意把募集的急需物资寄存在家里，由中共地下组织随时派人带往根据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强行查封了燕京大学，并以“抗日”罪逮捕了邓之诚教授等十六人入狱，一手制造了“燕大教授案”。董鲁安也被软禁在家中，全家人生活失去经济来源，但他临危不惧，抗议言论非常激烈，宁可典当衣物维持生计，也不去日伪机关登记任职。两个月后，董鲁安在学生的声援下得以脱险。此后他从燕园搬回西城屯绢胡同18号，深居简出、潜心研究佛学，只接受周叔迦的北平私立佛教学院和何其巩的私立中国大学的聘请，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加入晋察冀 以笔为兵痛斥日寇

　　1942年春，晋察冀根据地和董鲁安联系，聘请他到边区工作，他慨然前往。5月的一天，董鲁安用消字灵将“良民证”上职业一栏的“教授”二字抹去，换上“商人”字样，并同夫人商量好，故意留下一张纸条，上写“因看破红尘，决心去五台山出家，家人不必悲伤，亦无需寻找”云云。次日清晨，董鲁安易装搭乘预先订好的人力车，去了前门车站。可惜因途经路线遭日伪清剿而中断，不得不暂返家中。

　　8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他辗转经保定到满城，过封锁线后到了晋察冀第一军分区所在地狼牙山下的易县周庄，受到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的欢迎。三四天后到达灵寿一带，受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和城工部部长刘仁等人的热情欢迎。

　　当他穿上解放区为他裁制的军服时，曾作诗自诩：“旧来学侣如相识，可笑书生作老兵。”不久，《晋察冀日报》连载他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人鬼杂居的北平市》，董鲁安以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深刻揭露了日寇和汉奸在北平犯下的种种罪行，热情歌颂了北平人民的爱国主义行为。

　　此后，董鲁安任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院长。1943年1月，被选为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副参议长。

　　1943年秋，董鲁安参加对日反“扫荡”斗争，在艰苦的作战之余，作诗二百余首，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斗争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这些诗后被编为《游击草》诗集。

　　受家庭熏陶 两儿纷纷投身抗日

　　董鲁安离家之后，亲友探问，妻子关竞总是一面啼哭，一面拿出丈夫留下的“出家”字条。董鲁安长期研究佛学，一般人也就信以为真。不久，董鲁安女儿结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婚礼，关竞当众宣布董鲁安已遁入空门，当了和尚，一时传为佳话，被认为是继李叔同（弘一法师）之后出家为僧的另一位学者。后来董鲁安的好友王西徴、崔毓林去他家看望，当关竞一面啼哭一面拿出字条时，他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说：“大嫂不必再做戏了，大哥的事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也准备到那边去啊。”

　　董鲁安的家庭气氛非常民主、进步，在小儿子董葆和的印象中，父亲和兄长董葆先常在家谈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类的事情，董葆和爱国情怀、进步思想自小就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

　　董鲁安走后，中共地下党在燕京大学的联系人每月给他家送去生活费，并和董葆和联系。当时董葆和在师大附中上学，思想进步，和同学们发起“萤火社”，家里成为活动场所。家中所藏的书籍，譬如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鲁迅等一大批左倾文学作品影响了这群反抗日伪、追求进步的中学生。1943年董葆和被发展入党，7月也秘密去了晋察冀边区。他的同学们在他走后又成立了“海燕社”，海燕社一度发展到24所学校、120余人，后来骨干也都密赴根据地，再被派回北平开展地下工作，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董鲁安父子三人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带动了一大批人反抗日伪、追求进步，为抗战胜利、民族复兴做出了贡献。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来源:京华时报)